在電馭叛客的世界中尋求平權是否搞錯了什麼？

我在這幾年推廣、推薦電馭叛客作品的時候，時常會遇到女性閱聽者對於故事中女性角色的呈現方式感到不滿。電影《銀翼殺手》（Blade Runner, 1982）中，瑞秋（Rachael）與戴克（Deckard）的關係十分尷尬，劇中戴克對瑞秋的行為幾乎可以說是強暴了；到了《銀翼殺手２０４９》（Blade Runner 2049, 2017），嬌伊（Joi）的角色用某種角度來看也相當「功能」，無法獨立於主角Ｋ之外來看待。

過去我在思考這個議題時，時常會先蹦出來的想法，是「在電馭叛客的世界中尋求平權，是否搞錯了什麼？」畢竟，電馭叛客所描繪的世界，是一種反烏托邦的世界；此一類型在創發之初就試圖「修正」傳統反烏托邦作品的一些路線與角度。例如，過去的反烏托邦作品大多討論從法西斯主義出發的極權專制、思想控制，而電馭叛客中的反烏托邦，則以資本主義為出發點，討論企業凌駕於政府後，底層社會的人們即便知道社會的壓迫，卻仍然身不由己、無法翻身的痛苦處境。此類作品設定在這種社會階級、經濟條件的壓迫下，也可以想見父權的陰影依然存在。著重描繪底層生活的電馭叛客作品，幾乎無法避免地會去討論到女性在如此情境中的受苦受難。

當然，不管閱聽者的性別為何，對於故事中女性的遭難感到憤恨不平，其實是人之常情。包含我自己在內，也時常對於這樣的劇情無法忍受；只是，作為一名研究者，我多少可以理解電馭叛客作品為何需要這樣的情節來凸顯「高度科技、低端生活」的主題。並且，藉由這樣的近未來故事，我們也能反思現實，避免這樣的未來真的到來。

——然而，反過來說，這樣的未來或許早已是當下了，不是嗎？

我們一次又一次的在現實中見證女性的性迫害。台灣進入這個世紀以來的璩美鳳事件、李宗瑞事件、特教學校集體性侵事件、輔大性侵案、林奕含事件，以及時隔二十年才爆出的體操教練被控性侵案；日本的伊藤詩織被性侵案；美國的 #MeToo 運動；再到南韓的光州性侵事件與近日爆發的Ｎ號房事件……這些透過階級、權勢、暴力與網路威脅、恐嚇的方式以達到的性侵害目的的種種事件，不正證明了電馭叛客的世界已然到來了嗎？

在電馭叛客的奠基之作《神經喚術士》（Neuromancer, 1984）中，莫莉（Molly）為了許得更換義肢的資金，曾經「交出」自己的肉身，讓自己在無意識的情況下從事性交易；然而他慢慢在睡夢中發現那些記憶仍然默默留存在潛意識中，而客人的詭異的性癖有如鬼魂般纏繞著他。在翻拍影集後為人所知的《碳變》（Altered Carbon, 2002）中，長生不老的羅倫斯．班克勞夫特（Laurens Bancroft）需要透過定期的對其他女性施虐，來保持對同樣長生不老的妻子的愛。

從這樣的角度來看，電馭叛客的世界即便描繪得如此黑暗病態，卻好像與如今的現實無異了。

然而，從電馭叛客類型建立之初，許多創作者變努力地讓許多女性角色在故事中打破令人心痛的循環災難。《神經喚術士》中，莫莉這名角色取代了過往騎士文學中的騎士形象，相較於主角凱斯（Case）來說更加英勇；而作者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其實也早在書名中訴說了他的意圖——這是一本顛覆過往、創新型態的騎士文學（New Romancer）。吉布森不愧是電馭叛客類型上的先知，後來的許多電馭叛客作品，大抵也繼承了這樣的路線，為女性角色開創出「傳統反烏托邦作品中，女性時常只能作為主角的功能性繆思」以外的路線。後來《駭客任務》（The Matrix）中的崔妮蒂、《銃夢》中的凱麗、《攻殼機動隊》（Ghost in the Shell）的草薙素子皆努力擺脫成為男性附屬品、性暴力受害者的形象，在父權籠罩的未來中尋找黑暗的盡頭。

我想，在任何作品中尋求平權都無可厚非；作品的情境各有不同，有的正視、有的反諷；有的以不堪的情節引領讀者思考，有的以後續的劇情帶給女性公義。而在電馭叛客的反烏托邦社會已然降臨現實的當下，我們能否也透過這些作品，讓創作者對女性的關懷，同樣成為現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