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想研究的內容就是狄更斯小說《荒屋》（Bleak House）裡面的貧民窟，還有其他一些關於城市破敗意象的描述。
這本小說裡面最主要的那個貧民窟，寂寞湯姆之巷（Tom-All-Alone’s）其實在實際的倫敦並沒有這個地方，根據狄更斯的回憶，他小時候住的地方隔壁有個隱居的人，叫做湯姆‧克拉克（Tom Clarke），附近鄰居都把他住的房子叫成寂寞湯姆，所以這名字的來由，其實帶有一點周遭人群對這個地點有些同情、好奇、可是又不太想去介入的心情。而根據蘇珊‧莎多（Susan Shatto）所寫的《荒屋導讀》（The Companion to Bleak House），寂寞湯姆這個名字，其實本來是要拿來作狄更斯小說的主標題，小說作者把這個貧民窟放在大法官廳的附近，底下連結的副標題是「這些破敗的房子／讓人進入大法官廳以後／就永遠都走不出來」（The Ruined House/That got into Chancery/and never got out）以及「孤寂的房子／雜草叢生」（The Solitary House/where the grass grew）。後來狄更斯才決定說，以荒屋做為主標題，講一個本來在鄉間已經頹廢衰敗的房子，在一個能自省的屋主手底下整治而成為小說裡面很多角色可以找到心靈避難之所，並且把寂寞湯姆這個名字留給城市裡面的貧民地區，配合著大法官廳的運作來暗示倫敦城那種壓迫在人心裡面、令人感覺無可遁逃的荒蕪氣息。
因此，從標題決定的情形可以看出，貧民窟這種地點，對於整個小說的情節可以說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存在，尤其是當書中的角色在倫敦城裡面活動並且以自我內心掙扎的行為交織出這本小說主體的同時，某個陰暗而且發出惡臭的空間，似乎一直對他們的生活產生一種極微妙且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的具體化，可以先從小說裡面那個街頭流浪兒喬（Jo）開始討論，因為喬就是小說當中倫敦貧民窟最為直接的代言人。《荒屋》的第47章，〈喬的遺囑〉，主要描述的是街頭流浪兒喬的死亡。在這個章節的結尾，當喬隨著伍德考特醫生（Dr. Woodcourt）未完的祈禱嚥下他最後一口氣的時候，故事的敘述者以苦澀的語氣為這個章節做結論：
The light is come upon the dark benighted way. Dead!
Dead, your majesty. Dead, my lords and gentlemen. Dead, Right Reverends and Wrong Reverends of every order. Dead, men and women, born with Heavenly compassion in your hearts. And dying thus around us every day. (Dickens, 688）
光線來到黑暗的夜巷上，死了！
死了！王上陛下。死了，老爺與先生們。死了，每個教會當中是是非非的教派。死了，帶著可貴的同情心來到世上的男人與女人們。死亡就這樣無時無刻不圍繞著我們。
喬其實是一個流浪倫敦街頭的孤兒，可是在這個悲傷的結論裡，喬的命運卻與社會上其他不同階層的人連結起來，諭示著喬身上的疾病、貧困、以及死亡無時無刻沒有在威脅著住在英格蘭的所有人，學者戴爾斯基（H. M. Daleski）的閱讀就指出，喬的死亡本身就是「整個社會的共業」（a whole society that shares in the guilt of Jo’s death ）。在《荒屋》這整本小說裡面，喬的現身的確一直都隱含死亡的命運，而這樣的命運其實並非這個無辜流浪兒引起的，而是這些小說角色在喬的陪伴之下走向自己選擇的那條道路。他帶領戴德洛克女士（Lady Dedlock）逛過倫敦城裡的寂寞湯姆之巷之後，為她指出戴德洛克夫人所思念的祕密情人最後安息的所在，也就是教會特別安排給社會邊緣人的墓地，那也就是這位尊貴女士最後自殺的地點。這趟暗巷之旅也因此成了戴德洛克夫人悲慘命運的前言。而喬與律師塔金霍恩初次見面的地點也是一個調查死亡的情況，他為律師所揭露出來的尼莫先生（Nemo，也就是霍頓上校，戴德洛克女士的祕密情人）的祕密，也帶領著律師步入他的死亡。就算喬的出現並沒有引起直接的悲劇，也仍然讓好幾個書中角色瀕臨死亡的邊緣。這本小說主要的敘事者之一，愛思特‧桑莫生（Eather Summerson），也因為收留了喬而感染了疾病，在鬼門關走了一遭。因為同情喬而收留他的軍人喬治（George Rouncewell），也因為目睹喬無辜地死去，燃起了他對塔金霍恩的怒意，因而被牽涉進入律師的謀殺案中，成為幾乎要被行刑的嫌犯。與喬有密切接觸的人，幾乎都瀕臨了不幸，而意志力不夠堅強的人，如戴德洛克女士，或是心地不夠善良的人，像是塔金霍恩律師，就無法通過這樣的考驗而遭受死亡的結果。「死亡就這樣無時無刻不圍繞著我們」 （And dying thus around us every day ）這句話拿來形容喬的命運，確實點出了他與書中其他重要角色的關係，也成功地幫助作者表達了小說關於慈悲的母題。這個流浪兒可以說是其他要在倫敦城內外生存下去的人所要面臨的，絕對的心智考驗。
喬的出場方式說明了他的出身，也合理化了他在小說當中災難傳遞者的地位。
Jo lives—that is to say, Jo has not yet died—in a ruinous place, known to the like of him by the name of Tom-all-Alone’s. It is a place black, dilapidated street, avoided by all the decent people; where the crazy houses were seized upon, when their decay was far advanced, by some bold vagrants, who, after establishing their own possession, took to letting them out in lodgings. Now, these tumbling tenements contain, by night, a swarm of misery. As on the human wretch, vermin parasites appear, so, these ruined shelters have bred a crowd of foul existence that crawls in and out of gaps in walls and boards; and coils itself to sleep, in maggot numbers, where the rain drips in; and comes and goes, fetching and carrying fever, and sowing more evil in its every footprint than Lord Coodle and Sir Thomas Doodle, and the Duke of Foodle, and all the fine gentlemen in office, down to Zoodle, shall set right in five hundred years—though born expressively to do it. (Dickens, 232)
喬生活在（也就是說，他還沒有死去的時候）一個荒廢的地方，那裡被和他一樣落魄的人稱為寂寞湯姆之巷。這是一條黑暗，破爛的街道，有教養的人會敬而遠之。在這裡，這些亂七八糟的房子先給破敗佔據，然後再由一些粗魯的流浪者盤桓其中，而這些人整頓好自己的家當，就是為了隨時能夠逃出這些房子。現在，晚上的時候，這些搖搖欲墜的建築物包覆著群聚蠕動著的悲哀。就好像在那苦命的人的身體上會出現寄生的蝨蚤，這些敗壞的屋子也孕育了一群骯髒的生命體，爬行在牆板的空隙當中，然後在那雨滴不停滲入的地方，以蛆的姿態蜷曲入睡。這些生命來來去去，吸附並且散佈著疾病，在它們每一步的腳印當中都耕耘著罪惡，而這些罪惡，對於酷朵領主、湯瑪斯‧杜朵爵士、傅朵公爵，還有其他一直到柱朵等等頭銜的所有窩在辦公室裡面的人模人樣的先生君子們來說，都得花個五百年才能夠加以導正（雖然大家一生下來就嚷嚷著要處理這些不幸的問題了）。
這樣的一段話在描述喬的生活環境還有他以及他周遭的人的生活方式，在描述當中把喬跟小說其他的重要人物與重要事件做了連結。這是一段敘述喬還沒死去之前（not yet died）的話，預示了他（以及其他跟他接觸過的人們，如本文之後會提到的，尤其是塔金霍恩與戴德洛克夫人）在小說當中終將死去的結局。而喬的悲慘生活，圍繞著罪惡與疾病，也對這個故事整體的情節發揮了絕對的影響力。那些盤據貧民窟落後房子，滿懷罪惡的粗魯的流浪者（bold vagrants）也包括了落魄的霍頓上校，上校把他從法律抄寫的工作上所賺來的錢一半留給自己吸食鴉片，另外一半則施捨給喬，所以這個孩子才會熟悉上校的生活，後來成為戴德洛克夫人祕密當中的重要證人。而喬後來也感染了在寂寞湯姆之巷裡面蔓延的疾病，並且把病傳染給愛斯特，而身為小說主要敘述者的愛斯特，因為熬過這場病變而得到更堅強的生活態度。至於這段話當中，藉由字母所排列出來的上流人頭銜，則是另外一個小說敘事者常常拿來諷刺林肯郡貴族（尤其是萊西斯特爵士 Sir Leicester 所引領的戴德洛克家族）的語言，貴族名稱的世襲源於世人對於傳統盲目的遵從，除了造成無理的財富分配不均之外，也增加了十九世紀英國人面對社會問題的無知與無力感。
喬的出身與死亡，在小說情節甚至於十九世紀英國社會能夠如此牽涉廣泛，其描述字句的手法讓人想到俄國文學批評家巴赫金（M. M. Bakhtin）在〈小說論述〉（Discourse in the Novel）裡所提到的「多音義」現象（heteroglossia）：
The novel orchestrates all its themes, the totality of the world of objects and ideas depicted and expressed in it, by means of the social diversity of speech types and by the differing individual voices that flourish under such conditions. Authorial speech, the speeches of narrators, inserted genres, the speech of characters are merely those fundamental compositional unities with whose help heterogrossia can enter the novel; each of them permits a multiplicity of social voices and a wide variety of their links and interrelationships (always more or less dialogized). These distinctive links and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utterances and languages, this movement of the theme through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speech types, its dispersion into the rivulet and droplets of social heteroglossia, its dialogization—this is the basic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the stylistics of the novel.
一部小說如同編織一首交響樂一般，將其中所表達與描述的主旨，以及其中所整體含括的世間事物與想法加以統合，方法就是藉由現實社會當中分歧的語言形式，以及在如此狀況之下茂盛成長的個人化語調。作者的聲音，敘事者的聲音，其他文類的介入，以及書中角色的聲音，在在都是多音義特質藉以進入小說的基本元素。這些元素容納了社會言說的複雜性，更造就了這些言語之間的交流與互動（或多或少都帶有對話的活力）。這些獨特的語言交流與互動，那樣主導不同語言的故事主旨，流竄出群體多音義的小小支流，還有這些支流之間的互通有無。這就是小說這種文體最基本也最重要的特色。
整體說來，喬的死亡不只是牽涉到整部小說的情節，它更牽涉到小說裡面用以鋪陳故事主旨的各種不同聲音，而這些聲音來自於十九世紀英國社會各個層面，藉由狄更斯的文字交織成為一種獨特的說故事風格，舉例來說，「死了！」 （Dead!）這樣一個單音節辭彙貫串於【荒屋】第47章的結論，要傳達的並不僅是一個小孩的死亡，接連在伍德考特不甚成功的禱告之後，整段文字，藉由面對英國社會各個階層所發出的宣告式話語，很沉重的宣判了整個社會對於死亡應負的責任，以及所有階層的英國人（不論其名位關係是如何複雜以維持物質需求）無法逃避的最終命運。
我很喜歡巴赫金把小說這個文類比喻為音樂的想法，在同一篇論文的開始他還說過，以傳統的文學討論形式（以詩為主導）來討論小說，就像是用鋼琴的的單一音律來傳達一首複雜的交響樂（He transposes a symphonic…theme on to the piano keyboard）。用這個連結去思考喬的死亡，一個單音重音節的死這個字總結了整個故事裡面交錯縱橫的總總聲音，在時而強烈時而悠婉變化多端的樂音起降當中，在死亡這個字的猝然停頓之間，小說的作者就帶出了滾滾紅塵裡面打滾的人殊途同歸的必然命運，整個手法讓我想到米勒斯‧佛曼（Milos Forman）在1984年間推出的電影《阿瑪迪斯》（Amadeus），電影裡面音樂家莫札特在經歷過維也納的沈浮人生之後，在病床上創作死亡交響曲，帶著行將就木的命容，他不自覺地對著自己的敵人薩列瑞（Salieri，在故事裡面也就是引領莫札特走向毀滅的人）展示出現在心裡面的重音音符，那些聲音好像死神的沈重腳步，交錯在莫札特妻子趕路回家拯救丈夫的馬車聲裡面，若有似無傳遞著一切都無法挽回的情況，換句話說，小說或是電影裡面以故事的情節所交織出來的事物，單一的樂音，錯落的車聲，流浪兒的死亡，疾病，祈禱，還有來來去去對他人總是漠不關心的城市人群，總是能在讀者或是觀賞者的心裡牽連出一個複雜卻又完整的圖像，因而使這些事物超越其單純的存在感。狄更斯的小說，僅次於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字裡行間總是對著讀者傳達著「事情並非如此簡單」的細心與憂心，應該可以說是巴赫金理論的重要例證。所以，巴赫金就在文中如此評論狄更斯的作品：
So **it is throughout Dickens’s whole novel. His entire text is, in fact, everywhere dotted with quotation marks that serve to separate out little islands of scattered direct speech and purely authorial speech, washed by heteroglot waves from all sides**. But it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actually to insert such marks, since, as we have seen, one and the same word often figures both as the speech of the author and as the speech of another—and at the same time.
所以，這樣的事物貫串了狄更斯的整部小說。事實上，他整個文本滿綴著引號，這些符號是用來分別角色與作者自己的話語，而這些話語有如小島一般碎列在小說作品中，由四面八方蜂擁而來的多音浪潮沖刷洗滌。要去插入這些符號也許是不可能，因為，就像我們剛剛看到的，話語裡面，同一個字詞可以在同一個時間形塑作者與另一個人的意見。
在故事的敘述裡面，引號是用來區分不同人說話的聲音，除了區分不同角色的聲音之外，還要用來區分作者與書中人物的話語，而巴赫金認為，在狄更斯的小說裡面，很多時候這樣子的傳統敘事區隔法面臨了很大的挑戰，因為，如同交響樂裡的單一樂音已經融入樂曲而失去其單純性，小說裡面的單一話語（不論是出自於作者還是書中角色），以及這些話語裡面提及的種種原本單純的事物，都已經和小說情節與主旨達到某種深具小說家特質的不可分割性，這樣的性質，在小說家在將世俗事物整理成為交響樂的同時，就隱現在如指揮棒變換移動的執筆動作當中。
巴赫金對狄更斯的批評，最引我注意的是他將小說字詞空間化的比喻：「 。。。這些話語有如小島一般碎列在小說作品中，由四面八方蜂擁而來的多音浪潮沖刷洗滌。。。」（ **little islands of scattered direct speech and purely authorial speech, washed by heteroglot waves from all sides**.）若說小說以說故事為主要的書寫目的，這個獨特的比喻可以暫停敘事的流暢性，讓讀者檢視字詞或者話語出現於小說句子裡面的那個當下，和小說當中其他事物的交融形態，而「交融」、 「 交錯」、甚至於具有更強烈衝擊意象的「沖刷」與「洗滌」等等動作，都是在強調一個空間當中兩個以上物體（如小島與浪潮）的交互影響，例如，死亡沈重的聲音，在欣賞《荒屋》這曲十九世紀倫敦現世交響樂進行的同時，讀者就有必要時常停下來檢視當中包含的複雜意義（而狄更斯以社會眾生鋪陳喬死去的場面也就說明了這樣的寫作意圖）。更確切地說，在這本小說裡面，死亡本身就是迫使小說讀者甚至作者失去時間感的事物，在眾多小說角色的生命當中錯雜出現並且互相影響，這樣的焦慮感蔓延在小說的敘事當中，成為狄更斯說故事的獨特氛圍，在故事的開始與結束之間不停強迫讀者去思考一個黑暗而靜止的三度空間存有（或者說虛無）狀態。而貧民窟的出現，如同流浪兒喬的出身地，雖然是一個城市空間裡面確實出現的破敗景象，在其描繪字句進行的同時，卻又錯雜了整個故事的進程，把時間的流逝（幾乎是好幾個世代的興衰）包容在死亡的氣息當中，暗示了荒蕪的人生在倫敦城內外無時無刻不在展現其力量，因而，在所有的小說人物帶著他們的虛無感四處遊蕩的同時，也可能造就現世當中處處可見的荒原，（這也就是當初狄更斯計畫拿貧民窟來當作小說標題的原因）。因此，要去在地域上面區分貧民區 / 非貧民區，甚至是死亡 / 非死亡的領域（正如在狄更斯小說裡面要找到引號），在這本小說裡面就是非常有趣卻也非常荒謬的一個舉動，以巴赫金的語言來說，那些界線，在相互交融、交雜、沖刷以致於洗滌的小說思惟活動之下，成就了一個讓人不斷思考的文學幻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