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展覽《精神病學，死亡工業》，如同走進一場集體控訴。
牆面上不斷湧現著感覺負面的畫面與文字，主題直接而尖銳：精神醫學不再是救人的技術，而是一場包裝成醫療的死亡產業。從一開始，我便感受到這場展覽並非僅僅是在揭露歷史，而是在發出某種沉重的怒吼——針對一個曾自詡為科學的系統，揭開它所造成的苦難。展覽從精神病院的集體壓迫與虐待談起，一張張病人照片與手稿述說著在所謂「治療」的名義下，被剝奪人權、甚至致死的故事。曾有病人被強制注射、束縛、關禁閉，甚至接受不必要的電擊與腦葉切除手術，只因他們被判定為「不正常」——那種「不正常」，常常只仰賴醫生的主觀判斷：「醫生說你有病，你就有病」。這句話在展覽中直指精神醫學中判斷標準的任意與濫權。
我並不意外的是對精神藥物產業的揭露。展覽指出，某些精神科藥物的推廣背後，其實隱藏著龐大的商業利益。製藥公司與精神科專業之間的共生關係，使得許多藥物被過度開立，不少病人淪為藥物副作用的犧牲者，身心惡化，甚至死亡。展覽列出數位名人案例，指出他們被診斷、用藥、再診斷，最終在藥物與制度的夾擊下身亡。這些真實案例像一把把利刃，劃破了大眾對精神醫療的想像與信任。
整場展覽彷彿是一篇論文與一場審判的交會：它不只是資料的展示，而是明確地站在批判精神醫學的一方，將矛頭指向醫師制度、藥廠資本，甚至醫學與國家暴力的共謀。優生學在其中亦被提及，作為精神醫學與種族主義聯手壓迫異己的歷史證據。精神外科手術則被視為將人視為實驗動物的象徵——那是一場既科學又野蠻的試煉，將「治療」與「摧毀」混為一談。
然而，觀展過程中我也產生了一些反思。展覽中對精神醫學的批判雖有其歷史與實證基礎，但過於單一的立場，讓我感到有些失衡。它極力指控制度與專業者的錯誤，卻對病人本身的狀況與造成社會衝突的精神疾病症狀著墨極少。那些因疾病而導致暴力、自傷、社會脫序的情形被一概略過，仿佛只要廢除診斷與治療，一切問題就能迎刃而解。這樣的敘事容易讓人忽略：精神病患者也是多元的，不僅僅是壓迫的受害者，有時也可能在無法控制自身狀況下，對周遭造成困擾甚至傷害。
我離開展場時，有種淡漠的失望。展覽所揭露的真相與血淚我似曾相識，遲疑於這樣的立場是否足夠全面。或許，精神醫學既不該是神話，也不該是惡魔。我們需要的，是能夠面對錯誤並修正的誠實科學，以及願意傾聽患者聲音的社會，而非一場僅由指控構成的審判。否則，我們只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總之，簡單來說，這場展覽讓我想起，法輪功是如何控訴中共怎麼迫害他們的，怎麼強摘無辜人的器官的。那種控訴感，非常相像。
當我按下快門，將展場看板一一攝影，想要分享給一些精神科醫生或帶回給相關領域的人士參考的時候，一位穿著黑色背心的展場人員靠近我，告訴我展場內容是禁止攝影的，要求我將所有已經拍攝的看板照片全數刪除。
我微微埋怨著應當樹立明顯的禁止攝影標誌，一邊在工作人員的監看下，將拍好的照片一一刪除。只剩下展場外圍有對外宣傳展示的海報以及立牌等，都是徵求過工作人員的許可下，拍的。
他們問我想拍照片是為了甚麼，我說想分享給相關產業的專業人士看看，他們問我的身分，想知道我的職業，問我是誰，我當然不會告訴他們，他們歡迎我邀請那些專業人士一起來看展，我略為冷笑的回答，那些專業人士不會來的。
其實對這個展覽的感覺整體來說，是有點失望的。講座活動許多都是在說孩子的教育以及養育問題，現代特殊兒是很多沒有錯，但是講座和展覽內容基本上方向是不一樣的。講座偏向教養教育，比較親民一點，展覽則是太多的黑暗以及控訴，雖然好像證據確鑿歷歷在目，但是看完卻又有一種如鯁在喉的覺得哪裡怪怪的感覺。
這個，就是所謂的人權團體嗎？
我回饋給我展覽消息來源的專業人士以下訊息作為結束：
我覺得以下這個電子報的呈現方式，比展覽的呈現方式，更好一點。
FW:
近十年台灣的類型劇屢創佳績，如二○一五年的《麻醉風暴》、二○一九年《我們與惡的距離》引起廣大熱議，還有隔年的《誰是受害者》等，一再映示著社會事實—社會中，就是真實存在著醫病關係不對等、過勞、媒體亂象、網路霸凌、自殺與憂鬱症的議題，但透過劇情，我們發現主角的每一個決定，都是倫理抉擇。本來，應不應該自殺，可不可以殺人，都是有標準答案的問題，但隨著織入人心的生命故事，我們學會了同情的理解，學會了看見小人物的心酸，才懂得「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可恨之人必有可悲之苦」。
https://www.grapaper.com/blogs/%E9%81%87%E8%A6%8B/%E5%BE%AE%E8%AE%80%E8%81%96%E9%9D%92%E7%B7%A8%E8%80%85%E5%BA%8F
-- EN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