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枝裕和的作品，從不聲嘶力竭地逼問生命意義，也不急於給出標準答案。他總以近乎透明的敘事，讓角色在看似平靜的生活中翻攪出潛藏的情緒波紋。無論是《幻之光》中望向喪葬隊伍的由美子，還是《下一站，天國》中坐在長椅上的望月，這些凝視的瞬間，都是他在透過鏡頭，邀請觀者一同停下來觀看，試著辨認自己的真實。
電影總是在等一個好觀眾，演員總是在等一個好角色，說不出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更像是天時地利人和，都是冥冥中注定好的。Candy 不只是《窄路微塵》的糖衣賣相，更像是與觀眾站在同一陣線探索世界不堪的平凡俗子，在犯錯中再站起來，終於變得有一點堅強。於是台灣影迷開始想要好好認識袁澧林。
我是在觀看紀錄片《太陽・不遠》的時候意識到，當我觀看這些影像時，我對事件的認識發生了變化。它們從記憶中的事件，變成了一個具有角色、結構與脈絡的集合。譬如，我看到其中有領袖的影像與群眾的影像，有行動的影像與休息的影像，有政府的影像與人民的影像。這些影像不只存在於太陽花事件中，也存在於每一個社會運動裡。
比起擬定具體的計畫，「未來」這個字，對長澤雅美來說是遙遠的存在。二十幾歲時，她曾經活在不再被需要，可能隨時都會失去工作機會的不安中，「年輕時，我總是思考著未來，但現在我知道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專注完成眼前的每一件事。我相信，只要把眼前的事做好，就是活著的意義。」
在電腦與網際網路出現之後，藝術作品在建構歷史敘事上受到什麼影響、進而發展出什麼樣新型的藝術語言與歷史方法論？──這是本文想探索的問題。在建立歷史敘事前，我們通常會先有問題意識，進而搜集各種資料，經過篩選後從中建構出一個有開頭、結尾與因果關係的歷史敘事。在諸多資料中，儘管有部分是有證據、可驗證的事實⋯
《麥迪遜之橋》由小說改編，無論是小說還是電影，都在推出時轟轟烈烈地掀起諸多評論。論點兩極，褒的是大大讚譽浪漫靈魂在愛裡碰撞成短暫的烈焰，貶的則是狠狠批評其違反婦道、悖德又脫序。但為什麼結婚後的女人只能是行星？而家庭總是唯一的恆星，於是行星將所有的自我奉獻，此後再也看不見宇宙之大，只剩下固定的軌道。
回顧這十一天，電影可以是任何東西：是自由、是力量，是聲音，也是夢。而在坎城，電影更是一場大型的集體夢境，所有人的疲憊與思緒和一格格畫面交織，睡意參與觀影，意志力抵抗眼皮拉幕。在揹上行囊結束行程之前，想補充幾個今年較少人提起的類型和獎項，也許作爲最後這一場夢的拾遺──
這也許是反抗運動最大的悖論。為了捍衛更崇高的價值，卻連內心的道德都守護不了，甚至保護不了身邊最在乎的人。為了實現自由，身在其中卻無比不自由，無法做出自己真正想要的選擇，不僅因為他人，更因為內心不願影響反抗運動而自我束縛。為了爭取廣大人群的福祉，卻在過程中經常忘了要把眼前的人，視為一個活生生的「人」。
這位曾被伊朗政府監禁、如今仍被軟禁的異議導演，就算在再艱困的條件下，冒著影像被警方查扣、劇組人員被捕的風險，都沒有放棄過創作。今天也是睽違十五年後，潘納西首次能夠出席國際大型影展，並親自接下人生中的第一座金棕櫚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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剝開蘇菲亞・柯波拉在 20 多歲時執導的首部長片作品《死亡日記》，的浪漫愛情濾鏡和幽默荒謬色彩，會發現電影的核心其實是沈重的叩問——人類是否擁有求生的「原廠設定」？當目睹他人輕易地、毫無理由地選擇死亡，我們該如何繼續踩穩眼前土地，並肯認生命的重量及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