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現在的特首林鄭月娥相比，前特首梁振英的境界比較高妙。林鄭月娥是一個精於執行的政務官，但恐怕沒甚麼中心思想或者視野。前特首就不同。即使離任，還是偉論不絕。最近他在一個講座說： 「有一種行為，古今中外，皆為犯法，就是殺人。但有一個例外，就是以國家名義殺人，是不犯法的。我們可以看到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甚至鬥爭的本質是甚麼。」 一般人只會視之為「親共」言論，但又何嘗不是帶領我們進入一種哲學式的詰問：甚麼是國家，法律又是甚麼。前特首的「論述」，依循著西發里亞條約體系，國家主權無上論，以最極端的道德情況（殺人），論「國家」在法律之上不受約束的政治現實。這何嘗不是號召千萬受到「法律」桎梏的人民，叫他們起來不做法律的奴僕。 常人和弱者以為是天條的道德和法律，並非絕對，它更多只是一種權力的現象。只要一個更大的權力體——例如軍隊、或國家，就算殺人都沒所謂。這個論述，既突出了國家的至高無上，也將法律分解出來，透視成一個人造物，而不是絕對的天條。這個論述讀來非常有強力意志的味道，「鬥爭」上承尼采，下接共產主義革命，再到十九大不斷強調的鬥爭，那究竟是叫人守法還是要掙脫「法律就是公理」的心囚，真是耐人尋味。 在這個論述，法律不是公理，權力才是公理，甚至是權力相爭之中，處於動態優勢之中的哪一方，就是天擇的合理。這裡也就重覆了法國大革命以來，為甚麼不同地區的人們，都爭相投入獨立和統一運動。獨立和統一是一體兩面，既是從大帝國中獨立出來，統一則是創造一個新的民族國家。因為大家都明白了，以國家名義，殺人不犯法；以國家名義，可以翻天覆地，帝國崩裂、強虜灰飛煙滅；可以將一個民族滅種，窮人和賤民可以透過創造民族，翻身打倒貴族，掌握自己命運。 大家都明白，強者知道，弱者也知道。因此弱者要避免面臨被人用國家的名義滅絕，也就必須自己也擁有國家的名義。所以這就是「全世界風起雲湧，『民族自決』高唱入雲。打破大國迷夢」（毛澤東早期文稿）的動因。事情也可能就是殖民者或者異民族殺了他們的人，卻以「國家」的名義立於不敗之地，啟發了他們也要造一個國家。 如果是想在香港壓抑獨立主張和民族主義傾向，能吏說客只會主張帝國主義，帝國是複合、多元、歧異而冷靜，它容許各地的民族有自己的認同甚至政制，主張帝國內外普遍主義的法律、文明教育之類。因為後來的歷史經驗說明了，不論是帝國偽裝成共和國，或者共和國帝國化，都會孕育出更多的民族、身份認同和國家。法國的民族主義化，引來七次反法同盟，涉及所有歐洲強國對法國的圍剿，最後民族主義傳遍了歐洲，以大量的流血和死亡為代價，造了很多新的國家出來。 民族國家在亞非拉世界的統治，也孕育了更多的民族和國家出來。1789年之後，民族主義攻無不克。這也是被統治者明白了前特首現在道明的道理：只要有了國家，你殺人都沒人追究到。所以一代一代人，跨階層的動員，前仆後繼地爭取建立自己的國家，爭相進入那個道德和法律無法干涉的超領域。高舉十九世紀式「國際社會弱肉強食，咱要厲兵秣馬強國保種」的國家至上論，高舉了國家，但也等於被壓迫者引誘民族發明和製造更多國家。 在統治階層的世界，似乎西方人比較狡猾。一戰之後他們主張的「普世價值」、國際安全體系，出發點就是不想淡化「國家」這個巨靈，不想召喚更多新國家出現。在民族主義的版圖，歐美主張自己成為一個冷靜下來的帝國，而中國卻想從冷靜的帝國（大清）進化成狂熱的共和國。共和國只會產生更多新國家。「以國家名義殺人」之論，我不知道究竟是在呼喚鎮靜的和平，還是一闕狂熱的民族主義詩篇。 延伸閱讀： 雞毛蒜皮的六七暴動，或歷史本身 他們喜歡王陽明，一點也不奇怪 編輯：宅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