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的衣著，是街景的一部份。在日本始終是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日本也不是去過很多地方，大抵就是在三個京城之間留連——東京、西京（大阪、京都）和中京（名古屋），三個京城的路人，那種衣冠楚楚，看起來是統一的。男人和上班族，大多是恤衫、西褲和大褸（大衣），不時出現「重型」的西裝外套和乾濕褸（防水風衣），有時還戴帽。 在零度至十度左右的氣溫之中，才有冬裝可穿。在更南端的香港，冬天已沒有那麼冷，根本沒有穿這種衣服的場合，每見大衣，我都有鄉愁。 在三個京城，如果是三十歲以下的女人、少女，幾乎是免不了短裙，露出半截甚至0.75截的長腿，完全不怕幾度的嚴寒。其實男人穿的沉色衣服，嚴密包覆著身體；以及少女愛靚不愛命的秀腿，是本質一樣的事情。男人的西裝，是密閉和沉默，是法西斯意大利風情的擬「制服」，代表集體力量、紀律和自我克制。 納粹軍裝 Photo source: men's uno 法西斯意大利和納粹德國的黨政軍人員，軍服和制服全部都是貼身剪裁、靴，還有一道很粗的腰帶；法西斯的主要政權在西方消失，但那種自工業現代社會產生的對男人的要求和想像並沒有消失——男人要擔負重任，服從一種工業、經濟——服從從宗教神權消退之後崛起的「理性」理性，這也被視為男人的模範，也是美的模範。 從這種衣服，你可以看到工業社會結合啟蒙主義所高舉的「理性」下的男人，是不需要露出任何肌肉。如果像今日的韓星那樣露出肌肉、三頭肌、人魚線，那是下乘的；在那種古老的衣服想像中，男人被衣服包藏著，深不見底，是女人「典範」的另一極。 男人的美，在深藏；女人的美，在顯露。露出雙腿，是現代西式的短裙觀念；但即使是在傳統的和服，在幾層甚至十二層的布料之外，日本人還是給女人下了「露」的咒——藝伎即使臉和手都塗了粉，還是會在頸後留三點或者一抹裸肌。美是一種人文的東西，因為要有人審美，才會產生美。 日本的男人和女人那麼落力進入衣冠楚楚的典範之中，那是為了甚麼呢？那可能不是為了別人，而是自己，衣裝是禮儀，但禮儀內化之後，那是做給自己看的；好像這裡所有服務業人員，他們根本不在乎你是否聽得懂，但他要說完自己要說的迎送語句。這也是禮儀，和穿衣一樣，也是美，可以成為一種人生的意義；禪教可以不立文字，但以不斷反復的操作和儀軌填充本來空虛的生命。 記得張愛玲寫過一篇文章叫〈 中國人的宗教〉，裡面是這樣談中國人的精神宗教世界： 「中國人與眾不同的地方是：這『虛空的空虛，一切都是虛空』的感覺總像個新發現，並且就停留在這階段。一個一個中國人看見花落水流，於是臨風灑淚，對月長吁，感到生命之暫，但是他們就到這裡為止，不往前想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他們並不因此就灰心，絕望，放浪，貪婪，荒淫——對於歐洲人，那似乎是合邏輯的反應。像文藝复興時代的歐洲人，一旦不相信死的永生了，便大大地作樂而且作惡，鬧得天翻地覆。 受過教育的中國人認為人一年年地活下去，並不走到哪裡去；人類一代一代下去，也並不走到哪裡去。那麼，活著有什麼意義呢？不管有意義沒有，反正是活著的。我們怎樣處置自己，並沒多大關係……」 日本作為一種意識，那其實也是東方的一脈，當中也有標誌性的虛無氣息。日本流行新興宗教，出過不少可怕的邪教，因為日本人的宗教性格就很複雜，很拿來主義。有人如此總結過日本人的宗教世界：成人禮和結婚的時候，是無意識擴張的神道教，在生的時候可能還信過很多新興宗教（cult）、人生導師，死之前可能又回歸佛教，期盼輪迴世界或者解脫。 其實漢字文化圈自周公斷絕商人的滿天神祇之後，已經是理性泛濫，欠缺死後和形上的世界。到今天，漢字文化圈的國家仍在付出代價。 中國人活著是為了活著，不去談論死亡的世界，時常被嘲諷為停留在「生物層」；日本則在另一個極端：經常觀照死亡、談論毀滅，來突顯生和存的輪廓。在死亡之外，「美」是另一件事經常被談論的事。如何美好的死，是武士道的解題。如果生命是無聊和無意義的，但至少在上面建築的美，可以令人沉迷。日本高度發達的設計、藝術和美感，大概是虛無和敏感的鎮痛劑。 尼采矢言自渡於「善惡之彼岸」（超越基督教式的倫理）之前，高舉藝術作為悲觀人生的代替品，因為在基督教來臨之前，敏銳的希臘人就是以狂醉和藝術作為人生的出口。這大概是理性和感性之間的一個中轉站，大部分歐洲人不過渡到沙漠宗教的世界，就是以美學來作為人生的中轉站。 我們愛聽的情歌、歌頌的愛情和激情，也莫不是如此。因為無人可以如實觀照尤如荒土的人生，因此我們需要美，需要神話，需要時裝——雖然我們本來是猴子，但我們現在花很多錢在衣服上，那就是求美，求意義，雖然這美和意義是建築在浮沙之上的堡壘。 封面圖片來源：John Gillespie @ flick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