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寫：黃奕霖
如同李文亮在生前所說的，一個健康的社會不應該只有一種聲音，但台灣網友在慶信自己保有言論自由的同時，也不應忽略，儘管在民主體制之下，台灣同樣有不少“吹哨者”們所提出的警訊在官僚主義下遭到掩沒，甚或遭遇淒慘的下場。
2003年4月前，SARS疫情已在台灣爆發，受感染者都是曾前往疫區的民眾，世界衛生組織（WHO）也仍以“須有曾赴陸及香港疫區旅遊經歷”，作為確認病患是否罹患SARS病毒的標準。
首位本土個案未隔離SARS疫情失控
但一名在台北和平醫院擔任洗衣工的曹姓婦人，在搭火車途中不幸遭港籍旅客感染，於4月9日因身體不適前往診所就醫。該診所是由和平醫院醫師林榮第在外開設，檢查過後林榮第懷疑曹姓婦人已感染SARS病毒，將其轉往台北市和平醫院急診室檢查，並將此個案向疾管局通報。
但因曹女士沒有任何前往疫區的記錄，當時台灣又未曾出現過本土感染的案例，因此儘管和平醫院的病毒採集結果為陽性，專家委員會仍否決曹女士罹患SARS的可能性，並未將其隔離，曹女士之後又赴新光醫院檢查，兩次的採樣結果同樣顯示陽性。
兩家醫院提供的三個檢體全都篩檢出陽性結果，且檢體都來自同一人，當時負責SARS個案篩檢的台北昆陽實驗室首席科學家蘇益仁已察覺事態有異，分析曹姓婦人很有可能就是台灣第一起本土型SARS個案。蘇益仁在第二次的專家委員會上據理力爭，要求專家委員會正視，但經過一番激烈的爭辯後，委員會依然以“曹女士未曾出境”為由予以排除，也因此埋下了後續悲劇的種子。
一星期後，收治曹女士的和平醫院爆發大規模院內感染，多名院內醫護與行政人員確認感染SARS病毒，行政院與台北市政府這才驚覺事態嚴重，緊急共同宣布和平醫院封院14天。
但封院的決定太過突然，不僅醫療裝備、物資、防護設施嚴重欠缺，且未將染SARS病患與健康的人員進行分區隔離，全院900多名醫護人員、200多位住院病患同被鎖在院內，求助無門。不少醫護抗議“為什麼要把我們關在裡面等死”，還有感染科醫師因壓力過大出現精神崩潰、語無倫次的情況。期間共有150人在和平醫院感染SARS，35人病逝，一人在院內上吊自殺。
其實早在和平醫院收治曹女士後，院內就已出現多起疑似感染的發燒、嘔吐個案，但為何院方仍堅稱“沒有SARS病患”？為何專家委員會仍堅持在和平醫院工作的曹女士沒有染病？蘇益仁認為，當時台灣正極力爭取進入WHO，且政府當局對初始的防疫成績頗為自豪，不願承認台灣已出現本土個案，以免對外宣傳破功，對於能否參加5月份的WHO大會，也會產生負面影響。
然而，是時台灣政府如此官僚的態度也影響了專家委員會的判斷。蘇益仁回憶此事時提到，委員會共有17名代表，每位都是學界的專業人士，卻不相信擺在眼前的篩檢結果，一味依照WHO“曾前往大陸或香港疫區才能被判定為SARS病例”的標準，堅持將曹姓婦人排除在確診病例之外。“台灣不是WHO成員，但我們的人最遵守WHO的指引。”蘇益仁曾如此無奈表示。
在和平醫院爆出大規模疫情之前，其實已出現許多本地交互感染的情況，但時任衛生署長涂醒哲及疾管局局長陳再晉，都堅持台灣疫情管控得當，遲遲不願將SARS列入法定傳染病，還於2003年4月20日舉辦了全球第一場SARS國際研討會，高調宣傳台灣保持“三零”紀錄（零死亡率、零小區感染、零移出率）。也就是為了維持這個“三零”佳績，使得部分醫院選擇隱匿病情，導致台灣爆發有史以來最為嚴重的院內感染。
期間並非沒有機會阻止疫情蔓延，蘇益仁不只一次在委員會上不斷提醒，也曾致電給時任台北市衛生局局長邱淑媞，請她注意首例SARS本土個案出現的可能，但從地方到中央，始終沒有人願意相信其說法，反而藉著疫情搞起政治鬥爭，衛生署放著台北市衛生局自生自滅，台北市衛生局也鬧脾氣般地不願向衛生署求援。倘若政府當時能有一絲重視，或許便能遏止後續如此慘烈的疫情，然而政治凌駕專業的後果，就是導致了一連串的錯誤與疏失。
比李文亮幸運的是，蘇益仁並未因為通報此事而受訓誡，也沒有因此在抗SARS的過程中喪命，但和平醫院內的醫護人員卻無法逃過此劫。在封院前，其中一幢病院已有接近半數醫護病倒。護理長陳靜秋在染SARS後仍苦撐病體工作了3天，在和平醫院封院前確診，送往台大醫院治療，隨後又被轉往林口長庚醫院隔離，仍在10天后因呼吸衰竭不幸病逝，享年48歲，成為台灣首位因院內感染SARS去世的醫護人員。
民主體制下的“官僚殺人”
沒有人會認為，在民主體制下的台灣缺乏言論自由，會有人因為提出警訊而遭到懲戒。但在政府怠慢、官官相護的風氣下，同樣出現許多“官僚殺人”的悲劇，SARS案件僅是其中的冰山一角。2012年，新竹縣家畜疾病防治所基層人員戴立紳，同樣因為向廉政署檢舉長官涉嫌貪瀆，在單位內受到長官與同事的各種霸凌，最後還收到一紙“免職信”，被他檢舉的長官卻個個安然無事，甚至順利辦理退休領取退休俸，此類案件在封閉的公務部門可謂層出不窮。
遭遇此事時，戴立紳曾萬分痛苦地懊惱著：“我只是想當個普通人，為什麼要讓我遇到這種事？如果早知道會變成烈士，我就不會這樣做了。 ”回過頭看，李文亮是個英雄般的“吹哨者”嗎？或許，他更像是一個對疫情擔憂的普通醫生，他可能無力扭轉局面，但至少希望能對身邊的親友同事發出警訊，而也正是這普通至極的作為，卻仍導致其受到訓誡、乃至後來不幸喪生的遭遇，更體現出現有體制的官僚作風與顢頇惡劣。
若真要讓“吹哨者”無所畏懼的發出敲響警鐘，且其警示能“有效地”發揮作用，而非就此石沉大海，除了民間現在高聲疾呼的言論自由、除了讓人在體制內有說真話的空間，重點仍在於政府能否擺脫其官僚主義的作風，將人民的利益置於政治考慮之上，才是體制真正需要改革之處。否則“官僚殺人”的悲劇，就算在民主自由的體制下，同樣難以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