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鵬程又談王陽明：民主與民本

陽明學近年大熱，知行合一、致良知，已成了口號，論壇開了一個又一個、書出了一本又一本，融三教、合企管。

可是我不知道大家提倡的是哪種陽明學。

陽明學最鋒銳處，不在修身，而在經世。致我良知，以平治天下，所以在政治上非常有力量。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君原道，力申「民為邦本」之旨，就是明證。

其徒萬斯同也一樣。論《明史》，對太祖成祖之殘暴、英宗熹宗之無知、憲宗之荒淫、武宗世宗神宗之昏庸均痛予批判。

他甚至說太祖殺戮之慘，史上罕見：「當時外臣百職鮮得保其首領者，而士子畏仕途甚於阱坎。蓋自暴秦以後所絕無僅有者」（群書疑辨．卷十二．讀太祖實錄）。

太祖而後，如世宗等，依然專制，致使「群工百職箝口不敢言」。君臣上下不通氣，自然就使得「君臣上下莫非乖戾之氣」，於是國家元氣為之喪盡，「南北大亂，生民塗炭，流血成渠」（同上．讀楊文忠傳）。

也就是以君主專制為明代滅亡的原因。

此非黃宗羲之嗣音乎？黃氏〈明名臣言行錄序〉云：明代「不及三代之英者，君亢臣卑，動以法治束縛其手足，蓋有才而不能盡也」。

所謂君亢臣卑、臣工皆束於法制，就是他們師徒對於明代之所以衰亡的總判斷。

這是對君的批評。對於臣呢？

臣工在專制朝廷中，固然被法制所縛，伴君如伴虎，隨時會有殺戮之慘；但這些大臣面對老百姓時，他又是統治者了。他荼毒起老百姓，往往也與君王之荼毒大臣相似，這也是要批判的。

萬斯同曾以胡宗憲為例，說胡去討賊，但「自供軍興之名，行提編加派之法，而民之苦賦，甚於苦賊。民之苦憲，更甚於苦賊」。

又舉劉燾為例，說：「天下方苦盜，而使治工得處吏民之上，盜何由息哉？……雖然，此仕宦而為盜者，寧獨燾三人邪？ 」。

這些都是荼毒百姓的官。對於這樣的官，他是主張誅除的。

因此正德年間流寇趙風子破泌陽，索奸相焦茅不得，找到了他的衣冠，拿來斬了，說：「吾為天下誅此賊」，萬斯同就很讚賞，作〈戮奸相〉詩云：「若使此人居殿陛，臣姦豈得保殘軀？嘆息朝堂論功罪，不及草間一賊徒。」。

政府是為老百姓而存在的，可是政府卻以替老百姓服務為名，索取百姓供養，而且索求甚於劫掠。此即萬氏所謂仕宦而為盜，民之苦賦甚於苦賊。

對於這類官員，他援用孟子「誅民賊」的講法，當然亦提倡民眾的革命權，鼓勵大家起來除戮之。其欣賞趙風子者，正以此故。

他感嘆朝廷昏庸，除了表達對時主之不滿外，也顯示了「吏治不清，責在君主」的責任政治觀念，及平民可以為君的公天下態度。

萬斯同是黃宗羲在史學方面最主要的傳人，曾代師與修明史。而其史學，屈君申民如此，誠可以見黃氏一派民本思想之精義。

萬斯同之兄萬斯大，《學禮質疑》也一樣。

他認為此書非周公所作。大膽疑經，勇開風氣，而原因是他覺得該書所載有不少是傷國體且害民生的，故著書非之。

非，不是全面抹煞，「有措施者，無傷於國體、無害於民生，即不置是非焉亦可也」。

主要批評的，是官冗而賦重。官冗，指設官太多：「官多而糜祿，糜祿則財匱，財匱則聚斂，聚斂則貧民」，因此他斥以為非。賦重，是主張十一稅，批評《周官》所定稅制過重，乃斂聚小人之說。

《周官》又定了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跡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荼等各種小官，既掌山川之禁，又掌山川各類產品之賦稅，萬氏甚不以為然。認為山川旣已屬官吏司掌，而又取賦於民，是「結網羅、置陷阱於山澤之中，民生其間，真一步不可行、一物無所有，累然桎梏之人耳」（地官．鄉大夫）。

這是有害民生的部分。在有傷國體部分，萬氏反對把宮妃太監跟國家官吏並稱的制度，亦反對貸款給老百姓而收利息，說：「操奇贏、權子母，此商賈賤大夫之所為也。王者以天下為家，而錙銖取息於民，無論足為民病也，其如國體何？」

可見，所謂傷國體，其實仍是因它有害於民生。

同理，《周官》地官司徒定鄉大夫之制，徵國中七尺以及六十，野六尺以及六十五，萬斯同亦非之，曰：「先王之世，優老之事不一而足，豈尙給之公家事乎？」六七十歲還要服勞役，不是先王之道。

此等議論，俱可見以經術經世之意，以民為本，固甚顯然。

歷來論黃宗羲民本思想者，均僅就黃氏文集鉤稽其說，很少綜合地看黃氏師徒之相關論議。故此處略舉一二，以見其經世宗旨、民本精神。

可是我們當知這不是黃宗羲一系如此，本來王學就有抑君申民之傾向，只是論述各有巧妙而已。

如泰州王艮便說：「學也者，所以學為師也、學為長也、學為君也」「出必為帝者師，處必為天下萬世師」，若不然，「是獨善其身，而不講明此學於天下，則遺其本矣」（明儒學案，卷三二）。

何心隱則對「君」字重新解釋，說君只是主宰義、只是中義，中才能均，均才能群，所以每個人都應該以心為主：「心於道，中也，堯則允執此中以為君。君者，中也，象心也。……惟中為均，均者，君也。……舜何人也，人雖未及堯之大，而亦足以君也……人必君，則人也。君必位，則君也。臣民亦君也。君者，均也。君者群也，臣民莫非君之群也，必君而後可以群而均也」（何心隱集，二卷，論中）。

王艮語率直，迳稱匹夫當為帝王師，抑且學即是學為君，足證其所謂學並非自治其心而已。

何心隱則語多隱曲，藉著「允執厥中」諸語，繞來繞去說幾個意思︰
一、人皆可以為堯舜，所以人人皆可以為君。
二、為君須符合君道，君道為何？心有主宰，合乎道，立乎中，這樣才能均，才能合群，才能當君位。
三、君臣關係，是因為要群才有的。否則臣民亦君也，人人是平等的。因此做君的人必得要像個君，符合君道，乃能群而均。

這樣的言論，指明人人皆可為君，學即是學為君，在那個帝王專制的時代，其實都具高度的批判性與危險性。不是說皇帝人人可做；就是說現在的皇帝不懂得如何做皇帝，我來教你。

是泰州學派才如此激進嗎？不然，陽明說「格君心之非」是什麼意思？格君心之非，即是要教導、糾正國君，使其屏去私念，不以自己的權力、利益、好惡，亦即不從自己的立場去處理國事，而是從老百姓的利害來考量問題。

劉宗周云君應無為無己，奉天道順民心；立政凡以為民，也是這個思路。

且此非徒托空言而已，一旦有機會面對君王，便不免如劉宗周告訴崇禎皇帝那般，說不要自以為聰明；「法堯舜之明目達聰，而推本於捨己，亟捨其聰明而歸之闇。非獨舍聰明，並舍喜怒、舍是非」。

倘或君王仍不曉得該如何做君，不能使天下均、群，老百姓自然要起而反抗其統治，視君上為怨家、為寇讎。

劉宗周那些批判時主的言論，不也就是孟子「君視民如草芥，民視君如寇讎」的翻版嗎？

黃宗羲秉承此一學風，當然也要格君心之非，主張君應去私心：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之或興，有公害而莫或除。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明夷待訪錄．原君）。

君之所以為君，就是因他能不站在自己個人利害上考量，而能照顧天下人之利害。這樣的人，就要比誰都勤勞。

君應該如此，可是現實中君卻常不是替老百姓服務的，而是要大家去供養他。用法治來箝束天下，以徵歛來滋養自己。

因此黃宗羲說其法皆非法之法，老百姓不須遵守；此君非君，老百姓也可以推翻他。「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之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使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乎腐鼠。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原君）。

黃宗羲的民本思想，是晚清以來闡述得較充分的題目。但歷來研究者多忽略其人本、心本之意，只就民本去說。也不懂他的說法與王學的內在關係。論民本時，推崇之餘，又不免頗申遺憾，謂其未發展出民主。認為：

民本與民主的不同，在於民本只是講主政者要知道民為邦本、立政為民，而能與民同患，去愛民、親民，為百姓解決疾苦，民仍是被動的。民主則是主權在民，可以用權去制衡君王。

民本雖也有革命論，可制衡君主，但革命之暴力對社會也會有重大傷害，社會成本太高，且實施困難。民主選舉，形成制度，其效益遠高於革命。

再者，學者雖欲格君心之非，但講來講去，仍只能祈求君王自己做修身工夫，不比民主制度可用制度予以制衡。所以近乎與虎謀皮，罕有成效。

這些，都是近人常有的批評，論調中洋溢著簡化的民主觀念和自以為比古人聰明的姿態。

可是這些議論首先是對Democracy的誤解。

此辭是承襲自日本人的翻譯，譯為民主。於是在中文語彙中便有與君主相對的人民當家作主之意，然而Democracy指的其實是民治，指政治事物由該團體中成員共同治理，或抽籤或輪流，團體中人人平等。

這個理想的模型是希臘雅典。但雅典小國寡民，民中又再區分出誰是公民誰非公民，公民人數又更少了。在此少數人中，實施民治，其實等於貴族共治或小團體自治。

後世政治現實，也從來不採此一方式，而都是由人民中少數人組成政府來處理政治事務。

於是政權和治權分開了，人民固然在政權上號稱「民有」，人人平等地擁有該國家該政府之主權；但運作這個政府，實施統治的權力卻不在人民手上。故號稱民治之政府，實質上遂行的，也均是治民而不是民治。

民被治，當然就不是民主。政府要如何讓人民相信如此治民即是民主呢？方法之一是政府之成立，須由人民選舉。二是政府施政可由民眾監督，且須依人民所定之法律去施政。此即選舉權、立法權及監督權。

可是，人民是龐多且散渙的，除非又是小國寡民，否則要全部聚起來討論涉及公眾事務之相關法案、政事，乃至監督糾察施政之良寙，根本辦不到。

不用說國家，就是一棟大樓一個小區都難辦。因此勢必採用代理制，委任議員、委員、官員去行使選舉立法監督之權。

受委任者，理論上代表人民，實際上當然只代表他自己或是其所屬政黨、派系、階層、團體。而且，他們與行政權之擁有者事實上又合起來構成了統治者，人民仍舊是被統治者，民主云乎哉？

若說人民對他們所任命的政府，若不滿意便可叫它下台，仍可顯示人民作主的涵意，亦太天真了。

人民在被統治的情況下，相關信息非常貧乏，對政府施政之詳情根本難以判斷，功過是非，多半是聽有志奪權者說的。

善於宣傳選舉之政客與政黨自能獲勝。老百姓之所謂民主選舉，時常淪為政黨與政治的啦啦隊或白手套，因此選出希特勒或什麼獨裁者出來，毫不稀奇。

何況，選舉的規則，例如選區劃分、代表人制、相對多數勝或絕對多數勝等等，也都是主政者訂的，人民無權置喙。

而就算選舉再怎麼合理，選舉所反映的，亦必是社會主流之意見，真正的弱勢者、真正被剝削者，哀哀無告，永遠會在政治考量中被犧牲。誰是弱勢者？農、工、婦、幼、鰥、寡、孤、獨、老、弱、病、殘、少數族裔，以及知識精英等等都是。

對於民治在實際政治處境中如斯不堪之狀況，西方政治學界之討論，早已汗牛充棟。因此我們絕不能仍停留在民國初年的水平，以為一旦建立民主，帝制之缺點便自然消失，並進而嗤諷古人光曉得講民本而不知道要建立民主制度。

復次，民本與民治，指的是兩個不同的政治原則。民治，是著眼於政治人物身分起源的正當性，掌權人的權力應來自人民之付託。

但此一原則，同樣適用於君權神授、天命授予、血統世襲，或五德終始等等，不同僅在證明方式。人民認為君權天授神授時，需要有些天啟證驗；人民認為統治者須由人民付託時，須要有選票。

民本，著眼的卻不是這種人身屬性原則，而是責任原則。

《論語》載︰魯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孔子答︰「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政治上，不管說治者是天授神權、血授、或人民授予他統治之權，老百姓要看的其實是政績。政績亂七八糟，反而去誇誇其談，說他得天下是如何如何有正當性，從人民主體之觀點看，越見其噁心而已。

由這個觀點說，唯有真正注意到、認知到，並在施政中體現出民本之精神，可令人民安居樂業的政治，才是民主政治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