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吃茶去

茶史考證，都說先秦已知有茶這種植物，甚至已開始飲用，但真正確定，卻須遲至東漢。晉張載《登成都樓詩》說：「黑子過龍醢，果饌逾蟹婿。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區……」講成都飲茶之盛，令人推想此風可能由來已久，只是尚少文人為之揄揚，故僅屬一般民俗，而未普及於全國。北方人的飲品以奶、酪為主，尤其喝不慣這種苦水。

唐代文人喜歡喝茶，詠茶、論茶愈來愈多，李白、王昌齡、岑參、錢起、盧綸、皎然、白居易、劉禹錫、韋應物、盧仝等均有作，對飲茶風氣大有推波助瀾之效。盧仝能喝七碗，更成為一典故。

嗣後最著名的，是寫了《茶經》的陸羽，號稱茶博士。此後文人品茶，竟成傳統。茶書多出文人之手，如溫庭筠有《採茶錄》、沈括有《本朝水法》、曾慥有《茶錄》、魏了翁有《邛州先茶記》、楊維楨有《煮茶夢記》、羅大經有《建茶論》等等。

溫與毛是詞人；蔡襄之書法，東坡推為宋代第一；沈括著有《夢溪筆談》；曾慥編過唐詩選；羅大經著有《鶴林玉露》；魏了翁為南宋大儒；楊維楨為元末文妖，號鐵崖先生，更不用說歐陽修曾主盟文壇了。

當時這一批重要士大夫文人對茶風茶道的提倡，當然就塑造了一種生活方式，使得人人均來追求。

最特別的是宋徽宗也寫過一本《大觀茶論》。大觀是其年號，序文說：「天下之士，厲志清白，競為閑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鏘金，啜英咀華，較篋笥之精，爭鑒裁之妙。下士於此時，不以蓄茶為羞」竟誇耀是他把國家治理得好，所以天下人都能從容地追求品茶的妙處。徽宗本身也是個文人，他對茶的描述和議論，自然也就讓我們體會到了一代人風靡茶道的氣氛。

不過早期飲茶大抵仍如喝粥，郭璞注《爾雅》時說：「茶樹似梔子，冬生葉，可煮做羹飲」，即由於此。故《茶錄》云：「茶，古不問食，自晉宋以降，吳人採葉煮之，名為茗粥」。稱為羹或粥，可見是極稠的，裏面還要加上鹽、冰片和其他佐料（冰片又稱龍腦，到趙宋時仍大量入茶）。

現今客家地區之擂茶，把茶葉、黃豆、玉米、綠豆、花生、白糖等倂在一起，放入擂缽，搗成糊狀，再予沖泡。泡時再加芝麻、花生粉等，古風猶存，即可令人想像古人喝茶景況。只不過現在擂茶多用沖泡，古則煮食，且不用糖而用鹽。

煮茶又稱煎茶，到宋代才開始出現點茶，略似今日沖泡法而更繁複。然而，無論煎點，都仍是要加料的。

黃庭堅《煎茶賦》講得很明白：「或濟之以鹽，勾賤破家，滑竅走水，又況雞蘇之與胡麻？涪翁於是酌岐雷之醪醴，參伊聖之湯液，斮附子如博投，以熬葛仙之堊，去藙而用鹽，去橘而用薑，不奪茗味，而佐以草石之良，所以固太倉而堅作強。於是有胡桃、松實，庵摩鴨腳、勃賀蘼蕪、小蘇甘菊，既加臭味，亦厚賓客。前四後四，各用其一」。加入了薑鹽、甘菊、胡桃、蘼蕪乃至鴨腳，再加以熬煮，滋味如何，諸位可以揣想揣想。

有一年，我在日本京都三十三間堂遊覽出來，看見寺前有茶棚奉茶，立刻去請領一盅，一飲而盡。不料其中梅鹽雜投，如喝方便麵湯，我猝不及防，一時噎嗆，竟差點噴嘔出來。山谷老人嗜茶，所作茶詞最多。他號涪翁，涪州茶歷來有名。《茶錄》云涪州賓化榮為蜀茶之最。白居易詩：「渴飲一盞綠昌明」，亦涪州茶。而不想他之品味如此，實與今人懸絕。

但此風在唐宋極盛。林洪《山家清供》甚至還主張再加點蔥，說可以清除眼花、解疲勞。元明以後，此法未絕。元人編《居家必用事類合集》諸茶品中就還記載了十種摻入了冰片、枸杞、桂花、茉莉、蜜柑花、煎綠豆、牛油的茶。其中製蘭膏茶法云：「將上等好茶葉一兩，仔細磨細，再把上好牛油一兩半融化，加入茶粉中，然後不斷攪拌。夏天加入冰水，冬天加入滾水……使其變成雪白色即可。加入少許鹽，風味更佳」。竟與現今蒙藏寧夏新疆地區做奶茶酥油茶類似了。瑤族打油茶、裕固族酥油炒面茶、土家族油茶湯、侗族豆茶，也都屬近。

不只煮茶如此，泡茶，到明代高濂《遵生八箋》中論點茶，也說試茶三要，一滌器、二湯火盞、三擇果。擇果，不是準備喝茶時的果餌茶食，而是選擇適當果品配入茶湯中。如今西北回族、東鄉族流行的三炮臺蓋碗茶，以茶葉配上冰糖、桂圓、杏乾、葡萄乾等，用滾開水沖泡，即其遺風。《金瓶梅》裏西門慶家喝的茶大部分即屬此種，什麼瓜仁泡茶、福仁泡茶、胡桃夾鹽筍泡茶、木樨芝麻熏筍泡茶、蜜餞金橙子茶等都是。

但風氣漸變，對於飲茶而加這一大堆佐料，漸漸就有人不理解甚至不認同了。如明末大評書家孫礦，著《坡仙食飲錄》，曾說：「唐人煎茶多用薑，故薛能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煮更誇』。據此，則又有用鹽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輒大笑之。」

他是大學者，又精熟蘇東坡談飲食的文獻，對唐宋人飲茶用鹽都還如此陌生；一般人聽說飲茶居然還用這些，自然更要訕笑了。清佚名《茶史》載周吉父批評：「漢唐宋元之人，謂之食而不知其味可也。陸季疵著為《茶經》，在今日不足以為經矣！」即代表這種態度。陸羽《茶經》介紹的正是唐代熬煮如粥的茶湯。

烹煮茶、點茶、泡茶，是中國飲茶法變遷之幾大類型，詳情諸位可查各種茶書。我這裏要談的不是茶法茶技術，而是茶的觀念與文化，而這部分正是與文學密切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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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變文中有一篇奇文：《茶酒論》，抄寫的年代是開寶三年（970），作者則應是天寶年間人士，說茶和酒爭辯誰對人類貢獻更大，吵來吵去，互不相讓，最後水出來說：兩位沒搞清楚吧，沒有了我，你們誰都成不了事。此文是一種民間調笑戲謔之體，把當時社會上茶酒盛行、不可或缺的狀況乃至利病都做了極有趣的鋪陳。

其中茶說當時茶之流行：「浮梁歙州，萬國來求；蜀山蒙頂，騎山驀嶺；舒城太湖，買婢買奴。越郡餘杭，金帛為囊。素紫天子，人間亦少。商客來求，船車塞紹。」

茶在社會上顯然已飲用成風，而且已成為重要商品，獲利空間不小，所以商賈轉貿，流通四方。印證以白居易《琵琶行》所說：「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益知飲茶久已成為社會風尚。所以《茶酒論》說：如經營茶業生意，可以早上把茶買進來後，「將到市廛，安排未畢，人來買之，錢財盈溢，言下便得富饒」。

到了宋代，飲茶更盛。《松漠紀聞》說：「燕京茶肆，設雙陸局，或五或六，多至十。博者蹴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夢粱錄》說，「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頓奇松、異檜等物於其上，裝飾店面，敲打響盞。又冬月添七寶擂茶、饊子蔥茶。茶肆樓上專安著妓女，名曰花茶坊。」

南宋《市肆記》則載：「平康歌館，凡初登門，有提瓶獻茗者。雖杯茶，亦犒數千，謂之點花茶。」《都城紀勝》還記錄：「水茶坊，乃娼家聊設桌凳，以茶為由，後生輩甘於費錢，謂之乾茶錢」。這些都是市井茶，一幅都市中人飲食男女之景象，洋溢紙面。

可是，中國茶書百餘種，你若想找這類材料，卻幾乎是查不到的，何以故？

凡文化，都有兩層，現實層和理想層。現實層是熙熙攘攘，皆為名來、俱為利往，男盜女娼，孳孳營營。理想層則是禮義廉恥、忠孝節義，孔曰忠恕、老曰清靜。凡是著書立說，除了我們現今這個時代，沒有人會去提倡前者，都是教人應清虛克己、忠恕待人的。因為這才顯示了我們這個社會的文化理想、人生的意義追求。而前面那一部分，只是人自然本能的飲食男女，何待提倡？有何可說？

不說、提倡，現實上也不會減少，它乃是社會永遠存在的現實。講文化的人，雖不斷提倡文化理想，揭示價值方向，冀人遵循，以稍減現實社會人欲橫流之病，走往向上一路，卻也只能是稍減而已。俗人的社會，終究不可能完全使其變雅。

於茶飲一事，亦當如是觀。市井茶飲是飲茶的現實面，這一面一直十分興旺。現今市肆茶樓及茶商貿易，與《茶酒論》、《松漠紀聞》所載，其實也沒什麼不同，可能還更甚。但茶書茶譜茶品茶乘所顯示的，乃是茶的文化理想層面，體現著與市井流俗人飲茶不同的文化取向、價值觀。包括上文所述，對茶中添入鹽梅蜜果之排斥、提倡飲清茶，均是這類文化價值觀之顯現。

這種文化價值觀的提倡者是哪些人呢？就是唐宋元明清的文人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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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回到我剛才的介紹，茶在社會上早已盛行。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雖是晚出的俗語，但漢王褒《僮約》已說到要「武陽買茶」，可見此已是僮僕日常要涉及的事。

晉張孟陽《登成都樓》詩：「門有連騎客，翠帶腰吳鉤。鼎食隨時進，百和妙且殊。披林採秋橘，臨江釣春魚。黑子過龍醢，果饌愈蟹婿。芳荼冠六情，溢味播九區」云云。也可看出成都飯館裏的熱鬧勁，啖江鮮、飲芳茶，不亦快哉。然而，文化發展，歷來都是朝轉俗為雅的路子走的。喝茶不會只停留在這個層次，還要有向上一著。

因此，魏晉南北朝茶文化轉化的途徑，就是朝「雅人深致」走，強調茶與「高士」的結合。高士不會像市井俗人，以庸脂盛饌為美，故茶獨顯其為清品。

《晉中興書》載一故事，說謝安要去拜訪吳納，納的侄兒見他毫無準備，就好意私下安排了盛饌。等謝安來時，吳納招待客人的僅有些茶果而已，他侄兒趕緊把準備好的大餐推出，珍饈俱備。不料謝安告辭後，吳納竟把他侄兒痛打了一頓，說：「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穢吾素業？」

吳納當時是吏部尚書或吳興太守，是大官，珍饈不會安排不起；他侄兒好意安排了，他還不領情，顯然在人情與嗜好上，他另有與一般人不同的態度，追求清淡而非穠豔。招待謝安這種風雅大名士，居然推出一臺盛宴，他是深以為恥的，所以才惱羞成怒，把侄兒暴打了一頓。

陸羽把這則故事，抄錄到《茶經》裏，顯示了這種人生態度，乃是此輩茶人們所認同所追求的。與成都酒樓、浮梁茶商、平康歌館裏的茶，迥然異趣。

所以這類茶人所交往的茶侶，都是些名僧高道、修潔自喜的人。後來許多茶書抄來抄去、互相轉錄的一段話：「煎茶非漫浪，要須人品與茶相得，故其法往往傳於高流隱逸，有煙霞泉水石、磊塊胸次者」，大抵即為此輩心聲。

高流隱逸，多方外僧道；煙霞泉水石、磊塊胸次者則為名士。南北朝隋唐一股清雅脫俗的飲茶法，就被這些人提倡起來了。《茶錄》載：「王子尚、王子鸞去八公山拜訪曇濟道人，道人設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當時方外僧道多擅製茶，名士也喜歡去找這些人去喝茶、欣賞他們的茶。

道士茶。

陶弘景說丹丘子曾飲茶成仙，故道士種茶飲茶久為風俗，也強調茶的保健養生功能，造了許多傳說。入山採茶的人，又常遇著道士丹丘生。故茶與道士們因緣是很深的。

唐僧皎然《飲茶歌送鄭容》說：「丹丘羽人輕玉食，採茶飲之生羽翼」，即指其事。杜牧《池州茶山，病不飲酒》云：「誰知病太守，猶得作茶仙」，也用這茶與仙家的典故。

李白《茶述》記荊州玉泉寺產一種茶，僧中孚拿給他看，共同定名為仙人掌茶，有詩相贈答。講的也是和尚們尊重茶與道教神仙傳說的老淵源。

宋代道流，仍保有此一傳統。歐陽修《送茶與許道人》、道士白玉蟾《茶歌》都是例證。黃震《送道士宋茗舍歸江西序》，說道士以茗舍為名，準備回江西老家去種茶，故黃震寫序送他。亦是一例。蘇東坡還有一說法，謂不應將茶形容為佳人，因為佳人太穠麗了，恐不宜於山林。若一定要用好女子來比擬，那麼當比為毛女、麻姑「自然仙風道骨、不湎煙霞。」

其他可說的還很多，如溫庭筠曾寫過《採茶錄》，是茶道大家，亦有《西嶺道士茶歌》，頗稱許其茶：「疏香皓齒有餘味，更覺鶴心通杳冥。」

宋以後，道士之擅茶者還有呂洞賓、白玉蟾兩祖師。據說呂遊大雲寺，僧請他啜茗，舉丁謂詩：「花隨僧筋破，云逐客甌圓。」呂認為句雖佳，未盡茶之理，另作一詩說：「玉蕊一槍稱絕品，僧家造法極功夫」云云。白玉蟾則以茶修內丹，說：「吾儕烹茶有滋味，華池神水先調試。丹田一畝自栽培，金翁姹女採歸來。天爐地鼎依時節，煉作黃芽烹白雪。」白玉蟾的道場就在著名的茶區武夷山，故其詠武夷六曲曰：「仙掌峰前仙子家，客來活水煮新茶。主人遙指青煙裏，瀑布懸崖剪雪花。」茶與修道，密邇難分矣！

後世論茶，喜說「茶禪一味」，對茶與仙家淵源甚為陌生。原因是僧家鑽研茶道，後來居上。到唐代中期，已然僧寮遍是茶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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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家飲茶源於道家，這由皎然中孚諸僧之表現看即可明白。皎然與陸羽相熟，乃茶道大師，但他《飲茶歌誚崔石使君》說崔君喝茶不行，未得真趣。真趣是什麼呢？「孰知茶道全爾真，唯有丹丘得如此」，充分認同道家飲茶可以全真之觀點。

飲茶可以成仙者，葆真、養生，自然就可長生了。僧家於茶，正繼承著這一態度，故其虛雅清淨，鹹與仙家相同。但唐代僧人於此道也有發展。主要有二：一見《博物續志》，該書說：

茶是否因此才普遍傳及北方，尚待考證，但這個記載卻提示了我們：僧家看重茶能破睡的功能，故提倡飲茶。這與西方基督新教徒提倡喝咖啡以振奮精神，實有驚人的相似性。他們以咖啡取代社會上的酗酒風氣，中國僧人則以此扭轉飲品獨以酒為尚之傳統。所以前舉敦煌出土《茶酒論》，抄寫流傳的，就是知術院弟子閻海真。

本著這種提倡新風氣、新生活態度的想法，種茶、製茶、飲茶「因以成俗」的，即不在社會上而在寺院，成了寺院的新事業、新傳統。各地寺院均熱衷於此，寺院遂一躍而成為社會茶商茶場之外另一大群體。

僧人飲茶，與仙家不同而對茶道有推展的另一點是：仙家山居幽隱，飲茶乃是與他們自己輕舉羽化相關的；僧家則以茶為弘法之媒介，雖亦遠離世情，但頗擅長以茶交結四方檀越，前文曾舉王昌齡與諸君茶集於天宮寺詩即為一例。

這類茶集，各地寺院都有，如韋應物《澄秀上座院》說：「林下器未收，何人適煮茗？」柳宗元《酬巽上人竹間新茶》說：「猶同甘露飲，佛事熏毗耶」，錢起《過長孫宅與朗上人茶會》：「松喬若逢此，不複醉流霞。」釋清晝《顧渚行寄裴方舟》說：「伯勞飛日芳草滋，山僧又是採茶時」，以及劉禹錫《西山蘭若試茶歌》、錢起《過長孫宅與朗上人茶會》等均可證。

另有些故事，如說：「覺林寺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驚雷莢，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茸香。客赴茶會者，皆以油囊盛餘瀝以歸。」

或《灌園史》云：「唐彥範精戒律，所交皆知名之士，所居有小圃植茶，常云茶為鹿所損。眾勸作短垣隔之，諸名士悉乃運石」；《芝田錄》說李德裕取惠山泉、昊天觀泉水各一瓶，再雜以其他水八瓶，讓一僧人挑選，僧只取這兩瓶好水，令李大為歎服；《河南通志》說濟源縣有盧仝茶泉，玉泉寺僧汲之煎茶。

又，《檀幾叢書》云：「唐天寶中，稠錫禪師，名清晏，卓錫南嶽，澗上泉忽進石窟間，字曰真珠泉。師飲之，清甘可口，曰：得此瀹吾鄉桐廬茶，不亦稱乎！」都說明了僧人、寺院在茶藝推動上的作用。茶會茶宴茶集，在僧家是極普遍的，後來「茶寮」一詞，即由「僧寮」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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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道飲茶，其茶侶自然非一般市井塵俗，而是文人雅士。清程作舟《茶社便覽》茶侶一條就特別說：「茶侶：翰卿墨客，緇流羽士，逸老散人或軒冕之徒，超軼世味者。」這一條，其實是明代茶書中常見的，如徐渭《煎茶七類》裏就有。徐渭把此篇托諸唐代盧仝，所以也或許可代表唐宋以來這批人的共識，嗜好頗與俗殊。

因此，非常有趣的是明代李日華《六研齋筆記》有這樣的言論：

這樣的言論，何以說它有趣呢？因為這正是文人雅士長期提倡清雅飲茶趣味後，文人自己習染於其中既久，遂以為茶本來就是清品，不近流俗；到宋代以後，民間才開始流行，也才開始成為生活必需品，才有茶產業。

這樣，其實是把茶史整個弄顛倒了，不曉得茶飲不但初起於民間，甚且可能還由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傳布起來。後來是以其藥用功能及山林氣，為幽逸隱棲之道士們所欣賞，繼而為僧家所提倡、再為文人所鼓吹。而在文人高士方外合謀的這場茶之旅以外，飲茶自仍有市井一路，相承不衰。如《夢梁錄》《都城紀勝》諸書所載者即是，只是不為文人所重罷了。

所以，像前文所述各種熬煮或雜投梅鹽蔥薑果餌松仁的喝茶法，愈來愈不受文人青睞；只飲清茶而賞真味的思想，愈來愈強。就是茶裏放花，早期也算是求雅之一法，後來便以濃豔而減價了。

熬煮，明清還盛行於民間，如《金瓶梅》二十三回，吳月娘就吩咐底下人說：「有六安茶，頓一壺來俺們吃」；袁枚也說：「我見士大夫生長杭州，一入宦場便吃熬茶」，可見其盛行。但袁枚痛批此法曰：「其苦如藥，其色如血。此不過腸肥腦滿之人吃檳榔法也，俗矣！」

花茶，明程榮《茶譜》尚謂：「木樨、茉莉、玫瑰、薔薇、蕙、蘭、蓮、桔、梔子、木香、梅花，皆可入茶」；但作於萬曆間之徐(火勃)《茗譚》已大不以為然，曰：「顧元慶《茶譜》，取諸花和茶藏之，殊奪真味。閩人多以茉莉之屬浸水瀹茶，雖一時香氣浮碗，而與茶理大舛。」屠本畯《茗笈》也說：「茶中著料、碗中著果，譬如玉貌加脂、蛾眉著黛，翻累本色。」

可是我在上文已說過了，現在民間鄉下及少數民族地區仍多以果仁等與茶並沖的，熬煮舊法亦不罕見。清代乃至民國時期，北方更是花茶的天下，龍井、碧螺春、毛尖等清茶，檔次與價錢均比不上花茶。皇宮王府所飲，實亦以花茶為多，品味與文人雅士可謂截異。《紅樓夢》一味求雅，論及飲茶的場面，都是明代文人茶的套路，以清茶為主，又是雪水煮啦、又是講究雅人雅茶具相配啦，純顯文人趣味，與當時真正北方富貴人家飲茶之態度其實頗異，乃是南方文人的茶飲情韻（另詳我《紅樓叢談》，二Ｏ一二山東畫報社出版）。

而《茶社便覽》之茶社，本身亦是文人對僧家茶集、茶會之發展。在唐代，茶集茶會茶宴只是一般聚會。到五代開始起了變化，「和凝在朝，率同列遞日以茶相飲，味劣者有罰，號為湯社」（陶穀．茗荈錄），變成固定社團，為整個唐宋文人社集發展中重要一環。

文人高士對茶之影響力，是伴隨方外僧道而起的，但整體影響，非僧道可比。因僧道方外畢竟只是方外，文人士大夫卻是社會的主流群體，代表社會的文化價值方向，他們又能詩擅文，掌握了絕對優勢的話語權，自然影響深遠。而且我們應注意：文人話語，不只是旁觀者的歌頌描述讚嘆，更是轉換了角色，把植茶、藝茶成為自家的藝事創作，取代了老農老圃。

陸羽的出現，就代表這一意義。陸羽以前，文人僅喝茶而不種茶、製茶、親自品水、執爨、煎烹。陸羽開始把這一套原本應由老農、老圃童子婢僕們幹的事，變成了文人自己的技藝。據說當時曾因此受辱，被士大夫們瞧不起，譏為「茶博士」，以致憤而另作《毀茶論》。茶博士乃市井賣茶人的稱呼，難怪陸羽會一時心理受不了。

不過，《毀茶論》不傳，流傳廣遠的是他的《茶經》，內分源、具、造、器、煮、飲、事、出、略、圖十部分。出講茶產地，事是茶故事，略是外出時比較簡便的煮茶法，特點是既如農書般詳細可操，又能指出向上一路，求精求雅。

例如茶碗，強調要用越瓷，鼎州、婺州、嶽州、壽州、洪州最好不用。邢瓷則不如越，因為「邢瓷類銀，越瓷類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類雪，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晉杜育《荈賦》曾說：「器擇陶揀，出自東甌。甌，越也。」茶碗不同，影響的不過是視覺，與茶湯之滋味其實無關，但亦須有如許講究，其他一器一具，莫不皆然。這就非茶農所知了。故後來賣茶的人反而要倒過來向他學習，奉他為茶神，燒了陶像來祀拜他。

後來文人寫茶書，一直延續著這個傳統，不僅品賞，還要能親自動手做茶。如東坡云：「活水還將活火烹，自臨釣石汲深清」，乃文人技藝之一端。

陸羽是個棄嬰，被和尚撿回撫養。老和尚竟陵大師本就精於茶道，藝傳於羽。羽不願出家，以士人身分遊歷江湖，但仍與皎然等茶僧詩僧來往密切，故其茶可說是文人高士與僧道方外之結合。

不過，陸羽也是個轉折，因為此後僧家固然仍保持其茶傳統，且東傳扶桑，影響深巨，但執茶藝權柄者乃是士而不是僧。

此後茶錄茶譜百餘種，無一本是僧人手筆，全出於文人，如溫庭筠、毛文錫、蔡襄、歐陽修、沈括、曾糙、羅大經、魏了翁、楊維楨、田藝蘅、陸樹聲、徐渭、屠隆、髙濂、胡文煥、陳繼儒、屠本畯、顧起元、李日華、冒襄、余懷、吳謙、翁同龢……等。再加上一大批文人茶詠之零散詩文，形成了幾乎所有關於茶文化的論述。

文人對茶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以茶具來說，各位不要看上文引陸羽說茶碗宜用瓷如何如何，唐宋茶具其實以金銀為上。

如宋徽宗《大觀茶論》即說茶碾以銀為上，熟鐵次之；茶瓶宜金銀。蔡襄《茶錄》亦云茶匙以銀鐵為之，湯瓶黃金為上。陸羽論竹莢，也說要用銀裹兩頭。沈括詩云：「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正為當日實錄。用瓷，不過是玉盞的替代品罷了，故越瓷似玉而見重，壽州瓷黃、洪州瓷褐，就都不足珍。現今日本飲茶，標榜宋代天目碗，其色褐黑，在當時實非雅道。

而這種以金銀乃至玉器為尚的風氣，到了明代才發生變化。朱權《茶譜》說「古人茶壺多用鐵器，宋人惡其鉎，以黃金為上，以銀次之。余今以瓷石為之」，開始改用瓷石。朱權是對音樂戲曲卓有貢獻的大行家，此舉也形成一定影響，所以到嘉靖間顧元慶《茶譜》已說：「銀錫為上，瓷石次之」了。

隨後宜興紫砂壺開始製造，被認為更適合炒青芽茶的沖泡方式，故愈發流行，出現周高起《陽羨茗壺系》一類書及龔春、時大彬一類名家。時大彬固是陶人，但他「遊婁東，聞眉公與琅琊、太原諸公品茶施茶之論，乃作陶壺。幾案有一具，生人閑遠之思」，可知也是受文人濡染而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