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緝特朗普,伊朗為何明知無效也要做?

2020/07/07閱讀時間約 12 分鐘
6月29日,伊朗宣佈對擊斃蘇萊曼尼(Qassem Soleimani)的相關36人發出逮捕令,同時請求國際刑警組織協助調查,針對若干人等發佈“紅色通緝令”,其中包括被控“頭號殺手”的美國總統川普,罪名是“謀殺與恐怖主義”,國際刑警組織則在同日公開回應,表示為求政治中立,不會考慮伊朗的請求。
綜觀國際輿論,各界多視伊朗此舉為宣傳大過實效的政治操作,既不認為美國會認真看待此事,也不相信伊朗能真正逮捕、起訴任一官員。然而伊朗被國際孤立多年,對此自也了然於心。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伊朗此時發難,打的多是國內政治的算盤。
伊朗於6月29日對事涉暗殺蘇萊曼尼的官員發出逮捕令。圖源:tr
當蘇萊曼尼成為烈士
首先,蘇萊曼尼之死並非單純的官員身亡,而是起帶有“殉難”色彩的政治事件,並在時空背景催化下,化為伊朗近年罕見的烈士政治符碼。政府如今舊事重提,並非真要逮捕特朗普,而是有意藉蘇萊曼尼的“悲劇英雄”敘事,召喚國內“一致反美”的團結情緒,進而複製年初的逆轉模式。
1月3日,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聖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降落伊拉克,卻隨即在巴格達國際機場內遭遇空襲,命喪火海。美國事後坦承動手,理由是蘇萊曼尼疑似計畫“攻擊駐伊拉克美軍”。這種莫須有的說辭不僅無法服眾,也令伊朗民族情緒一路飆升,達到近年的罕見高峰。
彼時的伊朗剛鎮壓完反油價調漲示威,死於槍下的亡魂,至今仍是未知數,人潮散去後的街頭,溢滿了反政府的血腥味,國際甚至期盼一場伊朗版顏色革命再臨。但當美國導彈轟向蘇萊曼尼,一切悄然逆轉:原先盤據街頭的怒火仍在,卻幾乎全被紀念烈士的話語所襲奪;神權政府原本岌岌可危,卻在宿敵的惡意下獲得救贖。蘇萊曼尼之死就像場殘酷的羽化,以肉身煉出伊朗的反美氛圍,既成就了自己的不朽,也暫緩了國家動盪。
蘇萊曼尼遇刺前,伊朗剛經歷反油價調漲示威。圖源:BBC
綜觀伊朗歷史,蘇萊曼尼並非成全烈士敘事的唯一角色,而要能動員民眾集體哀悼,甚至暫忘仇恨擁護政權,除了個人崇拜與民族情緒外,伊朗尚有一得天獨厚的政治傳統,那便是根植于什葉派信仰深處的烈士情結。
西元680年,穆罕默德外孫、什葉派領袖侯賽因·伊本·阿里(Husayn ibn Ali)於卡爾巴拉戰役中陣亡,遜尼派的主導地位由此確立;被迫成為少數的什葉派則銘記此役,並在世世代代的口傳記誦中,發展出一套獨特的代表敘事,將侯賽因的慈愛虔誠、追隨者的忠心不二、遜尼將領葉齊德(Yazid I)的殘忍狡詐等,加以抽象概念化,由此建構出什葉派的“被壓迫者”身分,並在此基礎上樹立了哀悼、自苦、至卡爾巴拉朝聖與紀念殉教者的傳統。
這般特殊的信仰實踐代代相傳,延續至今。放眼中東各國的什葉社群,常可見信徒于侯賽因殉難的阿舒拉日(Ashura)當天集體哭泣,並且自我責打、鞭笞,甚至以刀具自殘至鮮血淋漓,為的便是銘記侯賽因等烈士經歷的苦難,以及透過對苦難的體驗,尋求精神與信仰的超越。
圖為過往蘇萊曼尼與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出襲阿舒拉哀悼儀式之景。圖源:MEO
從伊朗革命到兩伊戰爭
當伊朗於1979年爆發伊蘭革命後,這種以侯賽因崇拜為核心的宗教實踐便迅速政治化。早在革命前,荷梅尼(Ruhollah Khomeini)的支持者便將沙阿(伊朗國王)描繪為亞茲迪,將荷梅尼塑造為拯萬民於水火的當代侯賽因,故在荷梅尼被捕後,許多群眾紛紛以白布裹身,表示願作荷梅尼的烈士;革命之後,掌權的教士壟斷了烈士敘事,並將其挪用為政治意識形態,開始了無數的動員,最著名的案例便是兩伊戰爭。
這場戰爭起於伊朗與伊拉克間的長年矛盾,最後導致了近百萬人的犧牲。戰火之下,伊朗政府建構了三層次的烈士話語,即與伊拉克的戰鬥是為守護國家、捍衛革命與保存什葉信仰,故人人都是烈士,日日皆為阿舒拉,伊拉克總統薩達姆·海珊(Saddam Hussein)則接棒沙阿,擔起“當代亞茲迪”的身份,成了伊朗眾人的討伐目標。
當年的動員相當成功,伊朗可謂舉國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狂熱中。彼時西方普遍認為戰事將導致革命衛隊撤出大城,進而令民間的反伊斯蘭革命勢力再起,最終推翻神權政府;沒想到結果完全不如預期,絕大部份民眾不僅團結一致,甚至加入政府籌組的民兵組織巴斯基(Basij),成為前線人海戰術的一員,犧牲性命排除地雷、吸引敵方炮火。政府也趁此期間掃除了民間左翼、反戰學生勢力,令統治基礎更加穩固。
兩伊戰爭時期的伊朗巴斯基民兵,當中不乏老者與孩童。
而在愛國激情外,烈士政治也需要美學的土壤烘托化育,故在八年兩伊戰爭期間,伊朗街頭湧現了無數烈士壁畫。這些作品由伊朗革命衛隊、烈士基金會、伊斯蘭指導部、庫姆神學院宣傳辦公室等單位直接贊助,後者甚至規範了一套完整的繪畫範式,要求畫家務必遵照,以準確表現烈士精神。
壁畫的用意,在於向民眾傳遞此一訊息:烈士們的肉體已經消亡,但精神將永遠存在。此一現象,既象徵烈士敘事對戰爭記憶的宰製,也意味著神權政府對符號的完全掌控。故這些年來,除了兩伊戰爭的陣亡軍民外,凡是政府意欲標舉的“愛國亡者”,便會以烈士之姿出現在建築牆面上,例如對發展核技術有功的已故科學家、命喪恐襲的記者與官員,甚至是策畫暗殺總統薩達特(Anwar Sadat)的埃及軍官哈立德·伊斯蘭巴里(Khaled Eslamboli)等。蘇萊曼尼也不例外,自其身故起,伊朗政府便委託藝術家為其繪製紀念海報與壁畫,並聚焦在其與侯賽因相會的場景上,透過互聯網廣為發佈。
然而隨著兩伊戰爭的記憶逐漸遠去,加上伊朗近年深陷經濟與階級結構困境,烈士政治這張牌,顯然不再如過往管用,就算蘇萊曼尼本人的確亡於美帝陰謀,此事的動員力度也已難達80年代規模。
伊朗政府委託藝術家為蘇萊曼尼繪製的烈士紀念畫。圖源:哈梅內伊個人網站
被階級割裂的革命現代性
根據伊朗神權政府的歷史敘事,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解放了位處底層的“被壓迫群眾”(mostazafan),就現實發展觀之,也的確如此。神權政府在80年代力行福利計畫與社會政策,既擴大社會支出建設貧困區,也普及中等教育,讓伊朗的國民識字率上升到了98%。而革命以降的一系列政治動員,則提高了中下階層群眾的“賦權感”與“主體意識”,尤其是兩伊戰爭期間,即便伊朗傷亡慘重,仍以鮮血沃出了革命的現代性。
然而這般意識,隨後卻走上了吊詭的分裂之路,並導致了烈士政治話語的部分失能。首先,石油經濟加劇了社會不平等,美國日漸嚴峻的制裁更令伊朗市場急遽萎縮,由此催生出了一群赤貧的底層階級,包括工人、巴扎(市集)小販、蝸居市郊者等。而其生活雖苦,卻多為意識型態上的保守派、神權政府的擁護者,生活重心除了工作,就是清真寺。
此外,革命造就了富商、革命衛隊與技術官僚的崛起。在國際多年制裁下,革命衛隊已從初期的軍事部門茁壯為巨大的經濟集團,不僅經營建築公司,壟斷大型建設和基礎設施項目,也控制港口與邊界,管理進入伊朗的貨物;技術官僚則透過自身專業,發展裙帶關係。此一階層者,內心未必有虔誠的信仰,也未必讓下一代留在伊朗本土發展,但往往傾向維護神權政府的話語權,支持現有秩序。於是極富與極貧者,原本看似為兩世界的居民,卻在支持烈士話語上意外契合。
伊朗革命衛隊。圖源:Getty Images
然而,在經歷長年的政治動員後,伊朗社會也湧現一批具有“自主意識”的中產階級,其追求個人主義的生活方式,認為高壓的宗教紀律已無法響應當代伊朗的社會需求,故對神權政府千篇一律的反美反帝、烈士敘事相當不耐,期盼伊朗能走上改革進程。
在此一群體中,年輕人的比例尤其高,如今許多人至清真寺往往是為拍美照上傳社群媒體,而非作禮拜,平日消遣也大多是前往美術館、購物中心乃至美式速食店;有些人家中更裝有衛星電視,能收看海外伊朗人經營的電視頻道,甚至私下釀酒、購酒。其與極貧極富者的政治光譜歧異極大,對烈士政治的話語也是普遍疏離、厭惡,是為革命後的另一種現代性圖景。
然而近年一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示威,卻讓上述幾種革命現代性意外駁雜,使得平日裡對宗教相對冷漠的中產青年們,運用了什葉派的烈士敘事來反政府,其便是2009年的綠色運動(جنبش سبز)。
許多出身中產的伊朗年輕人,如今已對政府的宗教話語不感興趣。圖源:Time Magazine
當民間與國家競爭宗教話語
綠色運動起於民眾對選舉舞弊的不滿,在當時西方滿懷期望的凝視下,又被稱作綠色革命、波斯之春,以符合顏色革命與民主化的想像框架。然而若由伊朗本土視角觀之,在這場騷亂中,許多青年重複的,皆是1979年革命、乃至兩伊戰爭的烈士范式,只是此次的亞茲迪是神權政府,烈士則是死於槍下的犧牲者。
綜觀當年街頭,象徵伊斯蘭與侯賽因的綠色成了示威主題色,許多平日不怎麼關心宗教的青年,此刻都包上了具有宗教色彩的綠色頭巾,舉出綠色旗幟、橫幅,甚至畫上綠色眼影、指甲油,接著爬上高處大呼“真主至大”(Allahu Akbar)、“獨裁者下臺”等,1979年時,示威者的口號是“獨立、自由、伊斯蘭共和國”,這次則換成了“獨立、自由、伊朗共和國”。
在革命衛隊與巴斯基的槍口下,這場運動最後煙消雲散,但示威者們在城市多處留下了綠色標語及塗鴉,讓巴斯基清理時疲於奔命,其中有不少是1979年革命時出現的綠色手印與血手印,手印五指分別代表了先知穆罕默德、先知之女法蒂瑪、先知女婿阿里、阿里之子哈桑,以及阿里另一子、同時也是烈士政治的核心符碼:侯賽因。而命喪槍口的女示威者內達·阿格哈·索爾坦(Neda Agha-Soltan),則被反政府陣營封為烈士。
伊朗2009年爆發綠色運動。圖源:Pass Blue
對中產青年而言,在這場運動中,其傳遞了心中最深層的憤怒:反對國家壟斷宗教話語,不論是對烈士的形象塑造,抑或是對宗教象徵主義的運用,並以此向大眾爭取政治合法性。在許多伊朗青年看來,信仰的實踐應當個人化,而非由國家以集體主義的形式灌輸,故其反對政府禁酒與強制包頭巾,對烈士政治的回應也充斥著類似情緒,認為這種場面庸俗又牽強。但許多人並非真對烈士的貢獻全然麻木,而是厭惡國家系統性地廣設烈士壁畫與符碼,連地鐵站與街角都不放過。
對許多青年而言,國家的宗教戒律已與政治權術工具無異,雖說其對自由民主的想像往往有過度浪漫的傾向,但這些人畢竟沒有參與1979年的革命,就連對兩伊戰爭的記憶也是從教育得來,與上一代相比,自然難有共鳴。
在許多伊朗的城市建築與街角,皆可見到紀念烈士的壁畫。圖源:Fotini Christia
而神權政府其實對此並非毫無意識。自1979年革命以來,其能在西方無數次的預言、詛咒、攻訐中屹立不倒,靠的不僅僅是石油與革命衛隊,更有對國家記憶的編寫,意即將“伊斯蘭的生活形式”化育為新代伊朗思維,簡化過去、消除了歷史的辯證性,創造出一種強大的國家神話,將宣傳工作、伊斯蘭元素、對殉國者的追念巧妙地合拼,成了烈士政治話語。
這種敘述性勝利遇上兩伊戰爭後,彷佛國家主旋律遇上流行元素,兩者的效用皆被放大數倍。無情戰火為烈士政治提供了無數的素材,此後國家便竭盡全力要保持國民的戰爭記憶,好鞏固精英的統治力量。面對現下青年的“敬意衰退”,神權政府冀望能再有像兩伊戰爭那般的流行元素,卻遍尋不得,蘇萊曼尼遇刺可謂是近年罕見的天賜良機,故政府舉行了大規模的紀念與送葬活動,然而這些努力在革命衛隊承認誤擊客機後,便被憤怒的群眾拋諸腦後。如今政府再拾此事大作國際文章,為的便是團結疫後民心,但民眾是否買單,尚要視情況發展而定。
對伊朗政府而言,烈士政治是把多面刃,既受兩伊戰爭灌溉,也反哺了戰火,令人民為國家前仆後繼;既動員了無數群眾,也反噬了己身根基,令中產階級的“個人意識”崛起。如今伊朗國內經濟凋敝,民心思變,神權政府若無法主動在烈士政治上尋得與青年中產的共鳴,則崩解的裂縫將不斷加大,屆時或恐等不到下一個蘇萊曼尼,而是等來一場新革命。

本文由《觀察者網》於2020年7月6日首發,歡迎閱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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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專欄,經營《中東新聞》Podcast,曾負笈科威特,習阿拉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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