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初階：從熟悉資料到系統思維

龔鵬程大講堂

2021/11/05閱讀時間約 11 分鐘

治學，首先要熟悉材料。但這所謂的熟悉，並不是具體地找什麼課題的資料，而是如家人一般。其熟悉，來自每天生活上的各種接觸，逐漸養成了心理及感情上的理解。

治學猶如生活、讀書彷彿交友，首先就需要培養這種熟稔親切之感。

不能如現今的學者和研究生那樣，光顧著做報告寫論文，只找固定方向、固定範圍，乃至特定題目的材料。

一、熏習

這就叫隨時熏習。

熏，是如露重濕衣、花氣襲人。人在蘭麝之室待久了，自然遍體生香。

習，是幼鳥鼓動著翅膀不斷練習著飛，久之亦成自然，振翅即起，不待思惟。

隨時，則是說此種熏習要不擇時地，隨處、隨機為之，什麼材料都看看、都摸摸、都問問。

古人常稱羨那些書香門第或有家學淵源的人。什麼是家學淵源呢？並不是家中父兄真有秘傳，或曾經如學校老師般教了他讀什麼書、幫他上過什麼課，而是在生長環境中有機會隨時熏習，因而獲得了許多具體性的了解。

這些了解，往往也會構成他們解決個別問題的支援意識（subsidiary awareness）。

所謂具體性的了解，不同於抽象性的了解。如火之熱、如冰之寒，只要碰著了就懂得，不待知識之說明、概念之辨析、理論之闡述，此即稱為具體性的了解。

許多學者，因缺乏此類具體性了解，故論古人古事及古代思想，總是概念太多而常識太少，說解萬端，卻如隔靴撓癢。

至於支援意識，是說我們在進行一切知識活動時，自然會需要有一堆不可明言的知識成分在支撐著我們。

例如椅子壞了，要用釘子釘牢。拿鐵錘敲釘子時，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鎯頭與釘子的撞擊上，這稱為焦點意識（coalawareness）。

但控制著我們揮錘的角度、力度、手掌的移動、掌中之感覺的，卻是我們無法明言的支援意識。是它協助、支撐乃至引導著那個揮錘的動作。它不直接呈現在當下的行為或認知活動中，可是它才是影響行為的作用性力量。

這種支援意識，又並非專為釘釘子而設，它融貫在我們的意識中，碰著需要時，便相應生起。

故事實上乃是我們身體以及一切相關知覺、感情與意識理性之綜合作用。一個人，在處理一件事、認知一個道理時不妥善，大抵不是因它焦點意識不佳，而常是因他缺乏豐富的支援意識。

龐大豐富的支援意識，來自長期熏習涵茹，古人稱之為「學養」。如養花與育嬰一般，須要時間，故又曰熟習。如水漸積、如瓜漸熟，生命與學問是一齊成長的。

我願特別強調這一點。今人治學，只是知識或材料上的計較，焦點意識高度集中，以知解、概念、理論，鉤稽材料、拼湊排比之，便可弋科名、博學位、評職稱。

學問不是涵茹養成的，遂亦使生命與知識隔為兩事，致知活動被孤立起來，與整體生命意識了不相干。因而紙上固然說得井井有條，其人之性情、氣質、行事作風卻常令人不敢恭維。

此乃近時學界之大弊，非古人治學之道也。

近日言治學方法者，又只知如何收集資料、如何排比檢核、如何做卡片、製圖表，如何利用工具書、資料庫，如何套理論、析概念，如何安章節、做調查。

此皆「有為法」，且為第二義，割裂生命以為學，其弊滋甚。故我首揭此好學樂習之義，希望從學者能在熏習涵茹之中，養成內丹。

二、離章辨句

熏習不只指讀書。隨侍長者、飽飫勝論，或旅遊、摩挲古跡文物、寫字操琴唱歌等等，也都是熏習之法，而當然讀書仍是主要的。

中國人讀書，講究諷誦。亦即不僅是閱讀，更須體會文章字句中蘊含的聲情。起承轉合，抑揚頓挫，韻律之鏗鏘、文氣之卷舒，都應在諷誦中體會出來。

其次是讀書須辨章句。《禮記．學記》說學生入大學後一年，應考核他是否能「離經辨志」，鄭玄注：「離經，斷句絕也。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趨向」。指讀書時能否妥善分章斷句，了解作者章句之意旨。

這分章斷句，不就是現在文章分段、分行及標點符號嗎？何難之有哉？為何說得如斯鄭重？

一來古書沒有現在的標點分段，須要自己去圈點斷句。就算有新式標點本排印本，古籍中未標點重排者仍然甚多。我們未來治學，勢必也要大量閱讀古籍原本，故離章辨句之基本功夫不能不具備。

二則看已點校過的書，和自己圈點諷誦是兩回事。對熟習文章肌理、語氣輕重、文意曲折之效果，不可同日而語。

三是現代標點本不盡可依賴。不僅錯誤時有，且新式標點看起來便利，但古人之所以未發明此一便利之工具，卻有其道理。

因為新式標點有時反而會狹隘了，或誤導了我們對文意的了解。

錢鍾書就說過：「新式西洋標點往往不適合我們的舊詩詞。標點增加文句的清楚，可是也會使流動的變成凍凝、連貫的變成破碎。一個錯綜複雜的心理表現，每為標點所逼，戴上簡單的面具。標點所能給予詩文的清楚，常是一種卑鄙貧薄的清楚（beleidigeade klarheit）」（《論中國詩》）。

只要仔細點讀過中國古書的人，都可找出好些例子來印證他的話，因此此處也就不用再舉例了。

讀古書須辨章句，還有一個理由，在於中國語文之語法結構迥異西方。我們的詞語沒有格、式、時態等形態變化，表達語法功能的，主要靠語序。

語序又不是前後字詞排列的問題，而是字詞間語意組合的關係問題。

例如古代一人賴在友人家吃住不走，友人欲催他走，留一字條謂：「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該友人卻讀為：「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又傳說翁同龢書法佳妙，人欲求其字不得，乃日在其家門口小便。翁氏甚怒，寫了張字條帖到牆上說：「此處不可小便」。那人大喜，撕了下來，回去重新裱褙，掛在書齋中道：「小處不可隨便」。

這類笑談，講的就是語序的問題。

後者是字詞位置移易，詞意就產生了變化。我國一些回文詩及相關文字遊戲，如茶杯上刻「可以清心」，顛來倒去，怎麼念都可以，就屬於此類。

前者則是語序維持不變，但字句之語法功能改變了。怎麼改變的？斷句不同就變了。這就叫以意聯結的語序關係，意斷則句絕。

例如《論語》中描述馬廄失火了，孔子聽到消息，只問：「傷人乎？」不問馬。這是形容孔子重視人而不在乎財物之損失。

可是也有人以為孔子不應不惜物。故這應只是輕重有先後罷了。句子應讀成：「子問：傷人乎否？問馬」，亦即先問人再問馬。

這兩種讀法，代表了兩種理解。古書之不可能有統一的標點，也不應只有一種標點，正肇因於漢語本身所具有的這個特色中。

這是辨句。

離章方面，中國文獻以不分章分段為常態，但那是形式上如此，讀時自成段落，與文句沒有句號頓號，而讀時須讀出句頓是一樣的。

漢儒解經稱為「章句」，就是分章講說的。南北朝以後則有章門科段，分章、分段、分科，如皇侃《論語義疏》云：「學而為第一篇別目，中間講說多分科段……」《左傳序》疏云：「此序大略十有一段明義……」，都是如此。

分章分段之不同，也代表著理解的差異。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中庸》《大學》。它們原先在《禮記》中只是一篇，宋儒摘出，視為獨立一書，為之分章，意義便與其在《禮記》中迥然不同。而宋明理學家對其義理掌握之歧異，也都表現在不同的分章上。

諷誦與句讀，均是基本功。誦不必都要能背，但典籍必須至少基本精熟，句讀也須擇二三典籍通讀點斷過。

臺灣師範大學過去凡中文博士均須點讀完畢《十三經注疏》及段玉裁注《說文解字》等，於今雖未必須要如此，但選擇一部分圈點仍是必要的。

三、知類通達

誦讀圈識之後，便可再做些整齊文獻的工作。

怎麼做呢？古人整理文獻時如何做，我們也就如何做。

例如替每本讀過的書做目錄。除章篇目次之外，可做分段細目及索引。整本書中，引過的書、提及的人物事地、討論到的事類，均可一一簽識出來，編成目錄，以備查考。

其次是做提要摘要，再則是分類輯錄，都是可行的讀書之法。

且此類讀書法也不僅是讀，也是著述之「述」。古人傳世纂述，不少即是此類讀書方法之產物。

如《說文解字》的次序，本來是始一終亥，共分五百四十部，每一部的字是以義類連貫的，自成體例，所以要查某一個字並不容易。後人就把《說文》的字重新用筆劃數或新的部首分類法做成目錄，如《說文檢字》《說文易檢》之類，查字就方便了。

又有人從聲韻的角度把《說文》的字重組，如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之類，不唯嘉惠士林，本身也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這其實就是目錄索引之學的神明變化。同理還有顧炎武《日知錄》、趙翼《二十二史劄記》一類書，乃是平日讀閱時將同類事一一摘記。再予以條例組織，便可以見諸書異同及古今變遷了。

這樣讀書，已不止是述，可稱得上是著作了。但方法卻亦無多巧妙，甚為平實。

目錄之學，除可再變化為索引、為類記外，還可以發展為圖表。

圖表之體，本是史官整理古史時常用之法，觀《史記》十表可見。後世名作，如顧棟高《春秋大事表》、黃本驥《歷代職官表》等都是採用此法的。綱舉目張，既便于自己了解古人古事錯綜複雜的關係，也有益於後人。

再就是由一書之類記，發展為一類書一類事之輯錄。如余蕭客《古經解鉤沉》、任大椿《小學鉤沉》、沈壽祺《三家詩遺詩考》等。魯迅作《古小說鉤沉》也屬這類工作，是輯同類之相關者。

當然，輯錄亦可以補舊有著作之不足。如諸史藝文志，後人均有補作，亦有補兵志、食貨志、疆域志，或補年表的。

凡此輯錄緝補，看來甚難，為之則易。不外乎選定了某一類資料，在讀書時留意收集、整齊排比之而已，近乎章學誠所謂「史纂」。但功不唐捐，往往有益人我，故亦為通人所不廢。

同樣的工作，還有比較。

同類書，常可以比較，例如《史記》《漢書》都有對漢代的記載，因此便足以比較，宋倪思乃因此作《班馬異同》。

新舊《唐書》互有異同，趙紹祖乃作《新舊唐書互證》，後來岑仲勉又以《通鑒》所載唐代史事跟兩唐書互勘，撰成《通鑒比事質疑》。

這樣的比較，可以無窮無盡地做下去。例如一本書的箋注，可以輯錄在一塊兒，成為集注、集釋、集解、集校，也可以比較各家注釋之殊歧。

同一件事，各家記錄不一，即可輯為合論，也可比較異同。版本之殊、文辭之別、觀點之異、優劣之判，不唯可增見聞，亦可養成思辨之力。

因為隨時熏習既是因機因時因地的，便以泛覽為主，要讓人彷彿泡浸在學海中那樣。但為學亦不能毫無焦點意識。把心力集中到某一類書或某一本書，就是令心氣歸攝於某一處，不至於太過浮散。

可是這種收攝又不是把心氣凝定於一處，乃是收於一而又通於類的。也就是說雖專力於某一本書，但須就這一本書以通於那一類書。故是藉著專精來通覽通貫。

其法是因類求書。知某書本在某類，便藉以推考某類與其他類之關係為何，某書在此類中地位如何。

如《漢書藝文志》分兵書為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某書若在兵陰陽類，必有與兵權謀兵技巧不同之處。但它與數術類中之陰陽刑德卻又可能有關係。雖有關係，又重在以陰陽論用兵，故與數術家仍有分別，屬於兩類。

這是由《七略》說。阮氏《七錄》則把兵書、陰陽、方技分為三類，可見此三者關係複雜。凡軍兵數術陰陽之書，均須注意這錯綜複雜的關係。此即所謂「知類」。

知類之另一法，不是就目錄之已分類者去求索，以探流別，而是以類求書。

例如就某一時代、某一地域、某一人、某一類人、某文類、某一問題去找那一類書來參稽比對著讀，此即所謂連類及之。

古時教大學生，要求肄業三年要能知類通達，〈學記〉曰：「古之學者，比物融類」，荀子〈勸學〉亦云：「倫類不通，不足謂善學」。類是指物以類聚、事以群分，別同異而定宗旨，是為知類。

為學，先要能運用此種思惟，分而析之；然後又再要連類通達，融而貫之，才能讓思惟逐漸系統化。

凡讀書，剛入門，大抵均是如此，不只治國學者為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