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現代文學經典之作——王文興《家變》

王文興（1939-），出生於福建省福州，1946年舉家遷台，來台後先住在屏東東港，兩年後遷居台北（今紀州庵原址）。師大附中畢業後考取台大外文系，1960年和同班同學白先勇、歐陽子、陳若曦等人創辦《現代文學》雜誌。1963年，赴美國愛荷華學英文系創作班就讀，獲藝術碩士學位，兩年後回國，在台灣大學外文系擔任講師，教授小說課程，後來也在中文系任教，直到2005年退休。

60、70年代，台灣社會流行一句諺語：「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考台大、赴美國成為了當時普遍的風潮，而王文興則是赴美後少數選擇歸台的人。早期有不少像他一樣出身基層的知識分子，由於自身「早慧」，過快地進入西化的菁英體制，學習英文、西方現代精神及思維方式等面向，使得自我學到的新視野與早年家庭教養產生斷裂。王文興在1973年出版《家變》一書，是最早把這種落差及矛盾的現象以文學的方式精細地寫出來的作品，一般被視為作者以自傳性的筆法／視野，以身為60年代的台灣上層知識份子的角色，呈現面臨西方現代轉型下的主體問題。而這部作品的問世，有助於讀者更自覺地意識到個人與父母（家庭）的矛盾是如此產生，以文學作為解放的意義而言，此部作品帶有某種解放的性質。

作者以男主人公范曄為化身，透過尋父的過程，追溯自我成長史，揭露孩子與家庭關係變化的真實狀態，呈現世代矛盾，以及華人世界進入20世紀後，家的觀念受到東方傳統與西方現代觀念影響下所產生的落差及衝突；同時也兼談省籍情結與外省夫妻間文化斷裂的狀態。然而，當年《家變》一出，並未受到如今文學圈的重視，普遍被認為詰屈聱牙、模稜兩可、令人讀來不明所以，至今仍頗具爭議性。而王文興本人則在《家變・一九七八年洪範版序》寫道：「一捲四個樂章的協奏曲，你不能儘快在十分鐘以內把牠聽完。理想的讀者應該像一個理想的古典樂聽眾，不放過每一個音符（文字），甚至休止符（標點符號）。」他對於文字講求絕對的精確性，也自創許多新詞，希望讀者能夠慢下來，仔細閱讀作者用心雕琢的每一個字句。而《家變》在文學地位上的提升，是直到幾位名家公開出面評價後，它的價值才受到肯定。比如顏元叔評價：「我認為《家變》在文字之創新，臨即感之強勁，人情刻畫之真實，細節抉擇之精審，筆觸之細膩含蓄等方面，使它成為中國近代小說少數的傑作之一。總而言之，最後一句話：《家變》，就是『真』。」

小說一開篇，男主人公范曄與母親展開了一段對話與敘述，此時正是父親離家出走前家庭氣氛達到最緊張的時刻，他向焦慮的母親回應：「你進來問過三次了。他怎麼啦？誰看到他沒有？我是我，他是他，根本拉不上關係，我飯吃多了，管到他人在那裏！他不在，好，去他的！〔⋯〕不—要—在—看—書—時—打—擾—我，我講多少遍了。你一次接一次，侵犯過多少遍了。你——還有他——從來不屑聽我開口，祇當我在放屁。天，我過的是什麼生活，誰會知道我過的甚麼生活！你看書，才看到第三句，噗，有人進來拿東西，不就是掃地，不就隨便問你一句。你們就不能給人一點不受干擾，可以做一會兒自己的事的起碼人權嗎？你們為什麼要侵犯我，我侵犯過你們沒有？天，這所房子簡直是地獄。〔⋯〕你就喜歡杞人憂天，這麼自己嚇自己到底得到哪類快樂？他晚點早點回來有甚麼可異？他沒先告訴你，不過他為甚麼每次出門都要先跟你說？他是一個人，有他的心思意志，你不要把他當需要照顧的孩子看！」這是一位剛當上大學助教、受到西化的小知識份子，以西方的一些「新」觀念，來回應傳統倫理關係。

他對母親不耐煩的語句中，表現他並不在乎父親為何晚歸，然而當他還是個孩子時，卻極度依賴父親：「爸爸在某一日相當晚了還沒見回家。他走到門外路上守等父親。平日父親下午五點多些便以回來，獨惟今天已是六點了還沒有回返。他忡憂地問他母親：『怎麼爸爸還不回來？』祇見他媽媽臉黃的道：『我怎麼曉得啞！你何不到外面去瞧瞧去。』 〔⋯〕他因之在外頭等住爸爸。他頸項看遠首都抬酸了。等了不知多久，來的人每回都不是父親。天都不覺變黑了，他只得返回屋裏。母親面部似乎亦凝重一點，但他心裏叫卻焦急遠過，此刻房裏電燈已經亮起。他走到廚房後向的窗口那兒望窗外的路拐彎處，只是漆黑一片，甚麼也看不清楚。時間過得好像一點一滴遲緩地渡著。末了他聽到門口有人的聲音，並聽出是他的父親發話之聲，多麼溫暖，多覺安全！他立刻奔向門口投入父親的懷裏呼喊：『爸！爸！』〔⋯〕」這兩段對話與敘述，強烈對比出兒子與母親在父親／丈夫晚歸這件事上的反應，也呈現了人物對於關注對象及生活重心的轉變。

回憶起剛上學時，還處於非常依賴父母（家庭）的階段，驟然離開家人陪伴的范曄難以適應長時間離家的校園生活，並為此帶來不安與悲傷：「這一堂老師正在上面講釋，他又在位上想懷著家。他想得俟好久使得歸家，現在才第二節，還有第三節、第四節；隨而陳嫂來送中飯，過竟還有一延冗長之下午完了才能回到爸爸及媽媽。老師正在帶咏，他看了眼課文，上面道：『我家真正好。我家真正好。爸爸去工廠，媽媽剪衣裳。我用功唸書。家中樂無窮。』〔⋯〕他想繪起媽媽淺淺的笑貌，和爸爸溫藹和善的顏面，他覺得鼻尖頂一酸，哭咽了出來。他終堂皆低僂暗自咽涕。他極想還家。以後幾節課他都亟望著歸家。〔⋯〕在回家路上的路上嘍。他在接近家的時候不知為甚麼突間想到家可能已經不在，在他離家的時辰家可能遭逢了場巨火，已成為平曠，他速迅向前飛跑，想即刻看到究竟。他奔衝途中跌了兩次跤。他心快要跳出咽腔來了，他就要看到了！那房子安然如舊的座落那裏，他舒了一大大口氣。他閉上眼瞼默想他什麼都可以失掉不在意，祇要是這箇家尚在。」這段內心聲音的變化，盡顯孩童時期將家看作生活世界的全部、真心全意愛著父母的狀態，溫情地體現出孩子的善良與純真。

不過，父母總是難免會在無意間傷害自己的孩子，這種傷害不一定表現在身體上，更多是在言語上的暴力。范曄的父母就曾經當著他的面有過這樣的對話：「『唉——不知那時纔想得上兒子養伺的福。』父親復呷飲下茶。『他奉養你？別做夢噢，幾個兒子真的奉養過父母親的？』『真是，真是，』父親傷色地搖頷，『都一樣，這孩子必也是那種叛逆兒子。』他苦痛且哀傷，極辯說：『我不會，不會的！』『現在說容易，將來看會不！那時候安得不是嫌父母醜陋，礙目，拖負，把父母趕逐出屋。我們這兒子是不孝順的沒話說了。你注意他的相貌就是不孝的面象，我們這個兒子準扔棄父母的了，這是個大逆、叛統、棄扔父母底兒子！』聽著父母預言的話，他眼睛注投地上，而後含仇恨地盯視他們。」父母或許是在開玩笑，或是出於故意說反話以成全正話的內在邏輯，使孩子感到無辜又委屈，更因為無法用確切的言語反駁而極為痛心，無意間在心裡留下陰影。而當時的父母也未曾預見，他們隨意的對話卻成了日後真實發生的預言。

成長中的孩子大多需要玩伴，尤其身為獨子，更需要父母的陪伴。當父母忙於自身事務、心思不在孩子身上時，孩子經常會做出一些大人們視為「造反」的行為，來獲取關注；然而不合時宜的吵鬧往往使得父母更加不耐煩，更可能導致自我情緒失控的結果。而范曄就曾發生過類似情形，他的父母第一次對他進行身體「暴力」，使他反應劇烈：「他們扔拋他在關著門底房內。他的頭皮，兩肩，手面，跟腿部全是創傷。他業已平靜了好多，但然他眼中迸露事後恨色之閃。他是這樣恨他父親，他想殺了他：他也恨他的母親，但尤恨他的父親！他想著以後要怎麼報復去，將驅他出家舍，不照養撫育他。」自出生以來父母從沒打過他，也對他關愛有加，這強烈對比下的刺激使他身心受創，產生了惡念與恨意。即使父母事後安慰，當下也無法和緩他已然受傷的心。

有一回，他在學校體育課學了一點摔跤，想要父親陪他練習，父親難得同意，於是便使盡全力地對抗比他身體還要龐大的父親：「他的父親和他倆人各施力能的會格在一撕，他底心中斥滿了憤火，他想把他爸爸鬥倒，但是他爸爸再度又把他摔出丈許圈外。他爸爸再度朝空呵笑。他又再飛蹤上去，他雖然帶的笑聲，但他實在在心間恨達了其父親。然而他四番幾次都戰不倒他，父親有如不可以征服之相。〔⋯〕爸爸移轉離開時他伸腿一勾，他父親一絆栽向地上去矣。他跳了起身團團轉歡呼：『勝利，勝利！』『怎可以對你爸爸這樣，』他爸爸跌坐地上怒斥。他還在邊歡邊躍著。然而他看審到他父親仍仍坐賴地蓆上，好幾次都無法子起身，他因是感到一腔憐然，他遂伸出手援協幫起父親。『怎麼可以對你父親那付樣，』爸爸說。」從這段對話與敘述中隱隱可見，在身為兒子的男孩子心中，父親的形象是高大、屹立不搖，而具有挑釁、對抗和征服意味的。而父親末尾的回應則顯示出傳統道德倫理觀念及身為長者的優勢，使他擁有制約弱小的權利／權力與威勢，讓他的兒子自然地感到歉疚。不過，從兒子內心深處的角度來看，則會對父親產生莫名的恨意，且無處洩恨。

到了青年時期，開始閱讀西方文學經典，接收西方精神與思想：「他看的是俄國舊俄小說，『貴族之家』，屠格涅夫著，他完全浸愛于斯時俄國中產農莊小地主的淡宜生活裏。自上一個月以來他便直呵瀏過了果戈里的『第卡納農家上的黃昏』，屠格涅夫的『煙』，以及契霍甫的『大草原』。」「文學經典」的啟蒙，使得他視野逐漸擴展，能夠更細微地觀察與感受到生活中物質與心靈的變化；然而這種變化對於出身基層的孩子來說，卻未必是好事，以最顯而易見的外在物質條件而言，居住／生活品質與旁人的落差，則使他羞愧而無奈：「全座房屋裏的壁面都是剝斑畢勃，鼓鼓浮泡，至而發出綠毛霉來，垂垂吊吊，彷如一個痲瘋病患一樣。為這牆壁他感及至致的羞恥。他都不好意思去請他的朋友到他的家中來。這一學期他是連一次也沒去約請他們來。他們就是至他的家中來了他也都把他們安在牆籬門外談話。祇要是對於這個貧窮環遭的一切他都感覺有一些要拔身脫出來的心臆。〔⋯〕對於他週遭的環境他可以說是『惡』憎到極點，以抬取自來飲水的水龍頭之地舉其當例，他便不肯到那地方去出面替他家裏運水，率不論四隣皆怎麼個說疵他，批評他怎麼可以叫家中兩個父親和母親來拿。但是他的對自身貧窮的恥辱感還多過於他的父母孝順心。皆不論人們怎麼說貧窮并無絲毫可恥，但是他都以其為羞恥。」

隨著閱讀視野不斷增深，感性密度與敏感度逐漸提高，使他的生活狀態與習慣也發生了許多變化，帶來不少困擾：「范曄很怕嘈雜吵熱的聲音，尤其是在他看書的時候。往往一滴滴干介的聲音都會使他於一個句子的中間中斷，等待一下再重新續上去唸上時，唸畢的那片氣氛已然忘掉，再接上去已不再像那麼一回的事，有若是把一個人的下驅接到另一個人的上驅上去一般。他的這一種極其挑選的習慣是不會受到別人領解的。他若予以說將出來，別人無不以為他是挑疵苛選的過了界。」除了對自身狀態要求更高，對旁人的眼睛也更加銳利起來：「在這段時間裏，他驀然發現他之父親原來是個個子奇矮的矮個子，並而且他一生以來首一次查覺到他的父他原來是個拐了只腳的殘廢。他驚訝於他自個兒竟然這麼的這麼久沒曾發現牠。於這段時間中他更還發現了他的兩個雙親的許多許多的以前過失。〔⋯〕」這使他難以避免對周遭環境產生厭惡與嫌棄之心。

這般心境上的轉折，使他看待事物的方式都跟以往不同了，從而對「家」的觀念，也提出一番「感性」的意見／論述與質疑：「為什麼要有家庭制？這個制度最初到底是誰無端端發明出來的？人類在開始的時候也許是出自『需要』，至需要靠一家的團結來拒對外患，可是時至今日我們顯然悉已經必定不會有外凌的傷害，想不到居然反而是一家人自相內部互相的相殘！〔⋯〕事實上如果我們開眼看一看人家其他的異種西方國家文明，看看其他的高等文明，就會知道根本就不認為什麼『孝』不『孝』是重要的東西，在他們的觀念裏邊好像完全歷來就沒有注意過是有這樣的一個需要。我現在正在看著Stendhal The Charterhouse of Parma這冊小說，在這一本書中男主角Fabrizio對他的父親竟竟的完全將之待看做相互二者不相熟的人，可是這一個Fabrizio的『不孝』父親看其為缺點，像這樣的看法才真真是一個頭腦曠達的作家的強康碩健的思智看法，十九世紀才是一個了不起的真正思想的確開明的世紀。〔⋯〕在今天娑拿我們較近的例子來說光就是美國也都是一個相似的一樣情形，那兒他們的父親對待兒子像對待朋友一樣，美國的父親和兒子他們先起做朋友，而後始父子。但是在中國的社會這一切，儘管放心，你別想能夠可以獲得到！——為什麼？因為儒家觀念的影響。〔⋯〕」

家庭帶給他的束縛體現在多種層面上，其中最為使他難以擺脫的是，身上已然受到根深蒂固影響而形成的個性、做事態度及說話方式：「他的父還喜於凶神惡毒地責罵任何一些地位比他低的人以及小孩子們，而這個，他今天，深然以為恥的，居然也和他的爸爸一個準樣——他的確許許多多之方面像他底父母親，更尤其像他之父親，不錯，自進大學以來便有了很多的人說他好像他的父親，他聽到了感覺無盡的箠痛、是真的，檢討了起來，叫他更加更更的難過，他的一些懦弱，跟某些缺乏進奪的情況的確就像他的父親。而他之對於這種缺點卻不能洩恨於他的父親，因為是他的情況已勢成他必理先憎恨他自身。」即使有多麼強烈的欲望想擺脫父親，卻也總能在自身找到對方的影子。

雖然小說通篇都是男主人公范曄追憶的自我成長史，並未與父親進行直接溝通，但也因為尋父過程中難得空出來的餘裕，才使得自身有機會回溯過往經驗，反思其中的變化，與離家出走的父親重新勾連與對話。最終，小說末段收起前述的各種片段記憶，回到當下：「時間過去了有幾幾及兩年之久。是一個父親仍然是還沒有回來。然而在范曄的現在的家庭裏邊他和他之媽媽兩個人簡單的共相住在一起生活似乎是要比他們從前的生活較比起來髣髴還要更加愉快些。關之乎隔不久他應該再外去尋索他的父親的安排及計畫，這一個做兒子的他幾乎可以說都已經就要快忘記掉了。他—范曄—在這一個時候的平靜的該一段的時間的裏面，他的身體的健康情形比他的從前的任何時候的都要好得多，爾今他的臉紅光滿面的，並且他已經有了一種幾近於進入中年階段的身材。至談到他的母親，她的頭髮而今更白了，但是斯一種白色是一種耀著柔光的白，一種流溢著一股身體健康氣徵的白，從她的頭髮來看，她要是再準此活下去續活廿幾年自然一定沒有任何問題。」現實中的真實狀態是，隨著時間過去，他們母與子逐漸淡忘了丈夫／父親失蹤一事，他的離去，反而使得這個家更和諧，呈現范曄表裡不一，內外在產生斷裂的事實。

《家變》的一大明顯特色是在語言文字上實驗「陌生化」的創新，從傳統文字再造新詞，務求精煉字詞語句，也以報刊教條式的廣告宣言，對應男主人公范曄內心真實的各種聲音。除形式的特殊之外，在主體上講究「真」，在精神上追求「現代」（台灣戰後式的「現代」），在題材和內容上，則主要處理世代矛盾和家庭倫理關係的反省與推進。讀者關注的重點不在於客觀歷史事件及事實的陳述，而是從小說中主人公與家人相處的經驗，以及內在的聲音與感覺，看見現實中發生的變化或必然導向的真實面，再推及自身類似的成長經歷，反思或克服過去家庭對自身帶來的影響及創傷。

王文興。2015。《家變》，台北：洪範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