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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是群體的跨期福祉問題（下）

2023/01/06閱讀時間約 13 分鐘

犧牲的信念

　　將跨期的概念納入對道德的理解後，我們不但能定義出「智慧」——漸進式擴大一個人對群體跨期福祉的考慮——也能理解「犧牲的信念」如何作為文明背後的基本驅力。

　　犧牲，是基於對群體福祉的關心、所採取的「與未來交易」的跨期行為。我們既不會說拿多數人的當下福祉去換少數人的未來福祉是種「犧牲」，也不會說用當下比較多的福祉去換未來比較少的福祉是種「犧牲」。所以我們才會盡可能購買未來仍會保值、或至少對我們一樣有用的東西，而不會把消費力逐漸縮水的錢留在手上。

　　要理解犧牲的概念，就必須認知其不可或缺的兩個要件：

　　第一，是時間。如果說「失去」即是「過去的某個時間點我曾擁有，但現在我不再擁有」所呈現的落差，那麼「犧牲」就是「現在我有所付出（失去）、或未能享有某些東西，是為了在某個未來的時間點，我將擁有某些我現在沒有、且更值得的東西」。沒有時間的概念，就沒有辦法觀察到因果關係；沒有正確的因果關係，就沒有正確的犧牲。

　　所以第二，是對正確因果關係的認識。過去是我們已經看過的，現在是我們眼前的，未來是我們無法看見的。在任何人親自驗證過一個犧牲行為將在未來兌現之前，沒有人真的知道現在的付出是否能產生未來的酬賞。若缺乏驗證，那麼說穿了就只是「賭賭看」而已。

　　驗證的方式有很多，一種是看看前人已經做過什麼。已知的文明、傳統、宗教、乃至習慣和常理中，都有許多人類在歷史長河中不斷試錯、累積下來的一系列已驗證的、能被複製及流傳的犧牲行為：做好事有好報；以生兒育女的辛苦換取個人成長、生命意義、老年保障；對人有禮貌有公德心以換取他人未來的尊重和禮讓等。當然，這些犧牲行為不會總是百分之百能換得未來好處，但當社會中有越多人願意秉持信念去實踐，每個人能夠因此受惠的機率就會越高、並反過來強化大家對這種適度犧牲的信念，形成正向的循環。

　　另一方面，當我們計畫採取的犧牲行為並不是他人驗證過的、或我們並不知道是否有人驗證過，這時運用經驗、知識、及理性去推論、評估、思辨，就會是必要的工作。這也是所謂「投資」和「投機」的差異：前者有一定程度的理據（至少對本人來說），後者則通常空有信念、結果為運氣左右。一個帶有「投資」意味的犧牲行為經過夠多人的驗證，便有機會成為風俗習慣、甚至深入傳統或文明的土壤。

　　如果用「對正確因果關係」的不同認知程度去劃分，我們可以整理如下：古代宗教的「獻祭」，是人們普遍對因果關係有充足信念、但缺乏充足理據的犧牲行為；近代社會的禮俗、習慣、文化、傳統，通常是人們普遍對因果關係有充足信念、也有充足推論的犧牲行為（沒有充足推論的簡稱「迷信」）；個人或小群體的「投資/投機」行為，則是部份人對因果關係有充足信念、也可能有充足推論，但仍未說服多數人、或被大眾充分驗證的犧牲行為。

　　然而，犧牲的信念並不總是隨處可尋。我們雖能夠驗證某個犧牲行為在無數前人生命中的運作，但仍然不會知道在自己的人生中，我們拿出來跟未來交易的籌碼是否夠具份量。就像我們一輩子看過無數生兒育女的父母親，但當今天為人父母的是自己時，我們仍不會知道自己是否配得上這個重擔、也無法預見自己在這條路上將有哪些獨特的遭遇。

　　因此許多時候，「信仰的跳躍」乃是必要的。舊約聖經中，亞伯拉罕因信仰上帝而沉痛獻祭愛子的生命（在緊要關頭被天使阻止），因此通過信仰的考驗、成為上帝在世上的代理人——神話以某種極端戲劇性的角度向我們闡明，或許我們並不總是知道當下的犧牲是否會有所回報，但我們往往更不明白自己固守的貪愛之物遠非生命至高的美好，也壓根無法想像有比現況要美好太多的回報在犧牲的另一頭等著。帶領人類跨越經驗、知識、理性的極限，踏入未知、實現想望、成就整體的，總是人心底層的這份信念。

　　唯有對普遍的犧牲行為抱有足夠信念，人才有動機去成為正直、勤儉、善待自己和他人、具備遠見及美德的公民。否則，人便不會為更大的群體進行長遠考慮、不願以短期的付出和不便去換取未來回報，他們將耽溺於眼下好處和欲望的立即滿足，成為貪戀現狀、吝於付出的自私個人。各大宗教之所以總有某種賞善罰惡的終極原則，就是因為假如人不再相信讓當下自己稍微不方便、可以換取未來更大的酬賞，便會如杜思妥也夫斯基所言：「若無上帝，一切皆可為」。

　　更重要的是，若缺乏犧牲的信念，人將無法承受生命中必然的重擔與苦難、無法看見受苦的意義、也無法相信痛苦的另一頭會有平靜與和解。剩下的，只會是生命意義的失落、以及對上天的嘶啞控訴。

使犧牲成為可能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引用過羅徹斯特大學腦與神經科學部門的助理教授Celeste Kidd所做的「棉花糖實驗」。

　　她把一組孩子放在「可靠的」情境下，另一組則置於「不可靠的」情境下。在棉花糖實驗正式登場之前，不可靠的情境下那組孩子會遇到一個不守信用的成人。舉例來說，在上美術課時，成人向孩子保證如果乖乖等一下，他就會拿新的美術用品給她，替換她現有的那盒不堪用的蠟筆。過了幾分鐘，他空手而回。另一方面，可靠組的孩子會遇到信守諾言帶來新蠟筆的成人。

　　可靠情境的孩子表現得和先前棉花糖研究中的孩子差不多，僅有少數幾個孩子很快向誘惑投降，約三分之二的孩子願意等待。不可靠情境的孩子就不一樣了。成人離開以後，有半數的孩子在一分鐘之內就吃掉棉花糖，只有一個孩子撐得夠久而領到第二顆棉花糖。

　　Kidd的發現顯示了，孩子在擁有信任感、相信成人會信守諾言的情境裡，展現較低的「時間偏好 (Time Preference)」、願意推遲眼前甜頭、更具備耐心的德性。

　　（「時間偏好」意指人們對於短期及長期利益的計算衡量，亦即「及時行樂」與「延遲享樂」間的拔河：時間偏好高，代表人比較短視近利、今朝有酒今朝醉、樂意消費當下可得的好處；時間偏好低，代表人比較思慮長遠、著重未來的收成、能夠推遲眼前的利益。）

　　同理適用更廣的社會層面上：唯有當人們對於犧牲行為具備信念、相信自己身處在「可靠的」大環境下，才可能降低時間偏好，能思慮未來、關心群體、體現美德。相反地，當維繫這份信念的固有機制（可能是價值觀、科技產品、社會制度等）遭到新發明或觀念的破壞、走向崩壞，人們便可能不再對犧牲行為抱持信念，讓一整代人都更短視更自私，進一步削弱群體中的信任。

　　於是我們應該認知到，特定科技或社會機制的發明，能夠大大地促進人們為群體福祉進行跨期的思考——亦即成為更有遠見與德性的個人——無論作法是刺激人的理性和良知、或者單純讓人們發現這是賽局中的較佳策略。

　　以下是一些我們清晰可見的實例：

貨幣：一種跨越時間空間、以「信任」為核心的價值載體。人們將投入生產或服務的能量（勞力、技術、能源等），透過交易「轉存」進貨幣中，並信任貨幣裡「存取」的能量/價值在另一個時間空間中仍能幾乎等值地兌現成其他產品或服務。當人們信任手上的錢在不同時空中能保持其價值，相信延遲享樂、犧牲當下利益可以換取未來的更好報酬，儲蓄才可能成為合理的理財途徑，刺激人們為長遠、群體的利益思考，企業亦有更高動機去創新、解決未來問題。反之，當人們預期金錢價值在未來可能不增反減，等同變相鼓勵人們趁能花掉時先花掉，形成以消費、借貸、債務為核心的經濟模式（預支未來以成全當下享受，可謂「犧牲」的對立概念），企業也因此被鼓勵提供最能滿足人們當前胃口的淺碟產品與服務。[1]
金融：即是人與人的「跨期承諾」，是今天跟未來的價值交換。無論古今，人都會面臨天災人禍的威脅，所以會有透過跟他人做跨期交換的避險需求。一旦涉及跨期承諾，信任就是核心，否則當違約賴帳的機率太高，就不會再有人願意參與跨期價值交換。貨幣是人類最早、最基本、最普遍的金融品項，但借貸、股票、保險、債券等其他方案也都要求著同等抑或更高的信任，方能使「投資」成為可能。[2]
法治：談到跨期承諾的兌現，就必須探討如何解決違約賴帳的問題。法律是人類文明賴以維護權益、約定義務的規則體系，使人們對於彼此之間可以和不可以做什麼事情保有清晰的理解，並信任同一套規則也被其他人所採納，違法犯紀的人則會受到相應的懲戒。法治社會為人們帶來一視同仁的約束、使人類行為能有公正的可預期性、進而為人與人之間的跨期承諾帶來保障、也就讓各種犧牲行為有了兌現的可能。金融與法治的相輔相成，讓禮俗宗教等過去被社會長期採用的遊戲規則得以退居次位。

　　由更廣的層面看，你我生活中許多帶有「犧牲」意含的活動，也都是立基在科技及社會機制所成就的安穩生活條件上。舉例來說，我們投入運動保健的努力，是以當下努力換取未來的長遠安康、或至少降低不必要的風險；我們將教育視為對自己的投資，相信投注時間心力去研習某些專業知識，對於未來發展會有幫助；在道德上，我們大多相信、或多少都用行動驗證了當個正直誠實的「好人」是個好策略，就算有時會不太方便，長期來說也通常對自己、對別人都有比較好的結果。

　　值得一提的是，在政治學理論中，人們對未來的規劃越長遠，就越會參與政治與支持民主(Mill, 1861; Fowler and Kam, 2006)，因為參與政治的付出是立即的，但是經過長久協商、妥協後的政策產出往往很久以後才會發生，可是也惟有長久的協商創造出的公共領域可以有效的反映民意、監督政府而防止濫權，也因此耐心被視為是一種政治德性 (political virtue)，有益民主政治。[3]

　　由此可見，特定發明所帶來的生活條件，賦予了我們能夠進行跨期道德思考、使「犧牲」成為可能的環境，而人們在這樣的基礎上持續創新、改良、提升生活品質、擴大關心的範圍、推進文明的發展——科技發展和社會機制對於人們的時間偏好有著直接的影響。

　　理解這點，就能理解為什麼國勢衰微會使禮樂崩壞，經濟委靡會讓人民懷念起威權政治，通膨破表會令年輕人失去未來展望。

救贖的希望

　　所以我們會問：為什麼現代人揚棄傳統、抗拒責任、蔑視美德，卻沒有更快樂、反而有前所未有的大量心理問題？為什麼現代人不再信仰個人生命的神聖意義，反而樂於向外討伐應該負責和值得怪罪的對象？為什麼「覺醒」的年輕一代，對社會體制秉持批判態度、樂於打倒舊時代偶像，卻將改善個人生活的責任歸咎於政府或大公司身上，自己反而不想努力了？

　　在高度全球化的二十一世紀，這其實更多是全球經濟、國際情勢、以及當代科技的緣故：現代經濟由債務驅動，透過前所未有的貨幣流通量，預支未來能源來支出當年度GDP；全球供應鏈使將七大洲的民生存亡繫成一線，新冠肺炎輕而易舉地癱瘓了多數人的生活；政治角力背後終究是為了便宜人力和能源所讓步的姑息主義；消費文化鼓勵我們用更多的錢、注意力、個人隱私去換多巴胺，養肥的是一堆超級了解我們的演算法、以及科技巨頭的資本。

　　這個情景下，古典美德毫無用武之地、宗教傳統亦缺乏對現狀的解釋力，理所當然地，現代人便逐漸背離古典美德、放棄儲蓄、用享樂主義填補追不上通貨膨脹的無力感、甚至看透了生命意義的虛無。

　　當「個人」不再是任何人能有所作為的施力點，我們便難以相信自己在家庭裡有值得犧牲的使命、在經濟上的辛勤能有未來報償、在人生中的苦難能獲得意義與救贖。人們對於犧牲的信念遭到掏空、對社群的信任遭到侵蝕、個人的道德潛能遭到壓抑，而最終，我們一個個都成了這個「超有機體」裡、被以生產力和消費力計價的行屍走肉。

　　犧牲的信念需要經驗的驗證、情境的允許、甚至信仰的跳躍，但在這個時刻，前兩者已站不住腳，後者也就無力說服多數人。

　　在實務上，宗教信仰帶給人的一個優勢，是能夠較堅定地相信「彼岸救贖」的存在，進而支持、合理化此生的犧牲奉獻和道德作為。然而，講求事實理性、不再懷抱傳統道德和宗教信仰的現代人，已很難用「陰德」或「死後審判」的彼岸觀點來約束個人行為、提升品德。所以在尼采說「上帝已死」、杜思妥也夫斯基說「若無上帝，一切皆可為」的這個時代裡，我們才會遭遇如此深層的道德焦慮——一方面，我們很享受沒有老大哥監視、不用擔心死後彼岸的自由人生；另一方面，我們卻像浮萍般在紊亂難解的世界局勢裡無所依靠、向宇宙探問著生命的意義。

　　一定程度上，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現代人如此熱衷政治、社會正義、環保運動，幾乎到了宗教式的狂熱程度。Jonathan Haidt指出演化為人類配備了「超越小我、融入大我」的宗教性趨力，當現代人以為自己擺脫了迂腐迷信的束縛，實際上卻是幾乎任何東西都可以成為宗教的替代品、都可以充斥跟宗教同等的狂熱和偏執、也都可以成為討伐異己的「聖戰」之端。

　　所以我們必須認清，再多痛心疾首的道德呼籲都不會是解決這個世代難題的充分解答，因為我們身處的全球化經濟系統，是個逼著所有人一起為不切實際的經濟目標奮鬥的雙輸賽局。基於更高的道德理想而先在這個遊戲中踩煞車的人，只是置自己的生死不顧、優先讓自己喪失競爭資格而已，卻改變不了其他為求生存的人埋著頭繼續遵從遊戲規則。

　　我們確實需要人們重拾生而為人的高貴德性、昂首闊步地活出有意義的道德生活，但我們更需要一個嶄新的理解，幫助我們搞懂這個似乎不可能有效解決任何大規模重要問題的紛亂世界，進而有意識地將人類的未來導向正確的方向，創造能使每個人更易於培養和體現德性的「可靠的」情境——我相信，這是當代人類的緊要任務。

　　人類必須能夠有脈絡地、有共識地理解你我身處的世界，我們才可能重拾犧牲的信念、看見奮鬥和受苦的意義，並願意為了人類更美好的未來奉獻此生。從這裡，我們必須踏出個人道德生活的範圍，邁入科技、經濟、政治的領域，而那就是我們日後文章將企圖探索的。

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