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讀大學與研究所碩士班的時代，台灣尚處於戒嚴時期。當時的大學教育採精英制度，全台僅有二十八所大學院校，而教授中持博士學位者並不多。文、法等人文社會科系的教師，大多是隨國民政府自大陸遷台的學人，身上仍可見濃厚的「民國風範」。
這些老師多畢業於復旦、中央大學（今南京大學）、西南聯大、西北聯大，或國民黨所設的中央政治學校（即今台灣政治大學前身）。雖然多數並未留學，僅具大學學歷，但他們的學問多在抗戰與國共內戰期間，在顛沛流離中勤讀苦學而來。舊學根基深厚，國文紮實，有些英文亦強，甚至翻譯過不少學術名著。
我印象深刻的是教我「新聞深度報導」的老師，他畢業於早年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曾任《中央日報》副總編輯與採訪主任。課堂上，他經常分享抗戰時期新聞界的軼事。寫板書時一筆一劃極為工整，改作業更是鉅細靡遺，對錯用的字詞與成語，還會引用辭典詳細批註。
另一位教「新聞採訪學」的老師，曾赴新疆採訪盛世才與當年援華的蘇聯飛行員。他歷任中央社、《台灣新生報》、《中國時報》等多家媒體。講話聲如洪鐘，敘述歷史事件如身歷其境，令學生們聽得如痴如醉。
教「新聞史」的老師則像說書先生，上課時僅帶幾枝粉筆，便能從漢唐邸報講到清代官報，對民初軍閥時代的報刊如數家珍。說起邵飄萍如何被張宗昌處決時，聲情並茂，彷彿他就是邵飄萍本人。
「新聞文學」課的老師，畢業於西北聯大政治系，中年後赴美密蘇里大學取得新聞碩士。他會影印報導文學名作，分析其結構與寫作技巧，課堂上愛頌讀梁啟超與張季鸞的社論名篇。
這些老師對學生的教誨不僅止於課業，更注重品格陶冶。他們既像嚴父，又似慈母。學生畢業求職時，他們會親筆寫推薦信，甚至打電話請老友關照，毫無保留。
如今這些老師多已作古，民國風範也早已淡出校園。我有幸在求學期間遇到他們，實為三生有幸。
進入研究所碩士班後，正逢美國行為學派興盛，新派教師多為留美博士，漸漸取代舊派老師。他們帶來了新觀念與嚴謹的研究方法，所有報告都講求數據與統計。當時的我們多認為這才是真正的「現代學術」，對舊派學者難免產生輕視。
如今回想，我才體會我們受美式教育之影響已深，不自覺地用「績效」與「標準化」衡量一切。美式制度在台灣高教的全面移植，使課綱、教材、教法與評量標準皆向美看齊，卻逐漸失去了我們原本的文化底蘊與學術氣質。
其實，美國的研究方法背後有其深厚的哲學傳統與文化系統；我們若不了解其背後的本體論、知識論與方法論，所學也不過是表皮。我們不過是做著歐美知識的「代工」（OEM），而難以建立自己的學術主體性。
我深深懷念那段學習的歲月，仍記得曾有機會接觸到這些有根、有魂、有風骨的老師。他們讓我們見識了那種屬於舊時代的師道風範，與真正百家爭鳴的精神。如今只剩數據、績效與教學評鑑為主的時代，怎能不令人長嘆三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