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意外地，川大統領成功將Charlie Kirk的死轉化為一場反DEI（多元、平等、包容）的宣傳。關於DEI，支持者慷慨激昂，視之為實現正義的必由之路；反對者則斥之為反向歧視，認為只是另一種形式的特權再分配。依理念而論，我對DEI並無異議——畢竟，誰會公開拒絕「更公平的世界」？然而，理念之莊嚴與實踐之乏力之間，存在一道不可忽視的鴻溝。政客的語言華麗而空泛，其施政措施往往更顯蒼白。DEI之於現實，猶如共產主義之於「人間天堂」：理論上精緻無比，實踐中必然滑向荒謬。
學術場域則更為複雜：它同時保留了華麗外衣的虛偽性與唯血統論的直白性。質言之，社會上至少還保留著「多元化」的標語，學術界卻早已放棄這層裝飾。學界真正推崇的，從來不是「多元」而是「再製」：學術家族的近親繁殖，或是常春藤名校的「基因輸入」。至於像我這種來自三流大學的假博士當然活該坐冷板凳。
扯遠了，學術界雖然明確表示自己不要「多元」，但他們仍然強調「平等」與「包容」。因為某些機緣巧合，我參加了北歐某大學的Digital Scholarly Editions 課程。講師慷慨激昂地呼喚利用DSE建構學術社群，強調保存、流通與深化知識的必要。其修辭無疑是「equity and inclusion」的翻版；其實踐，則一如既往，徒具空文。坐我旁邊的一位芬蘭朋友說明了他修習這門課程的原因：芬蘭政府對高等教育經費支援極為吝嗇，他遂轉而尋找民間資源：恰逢發現某大企業創辦人之手稿，便計畫以DSE技能作為籌碼，說服企業投資。然其坦承，資料庫建設僅為備選方案，真正目標在於以此為本撰寫學術性書籍——因為在芬蘭，正如在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出版物可以轉化為職涯資本，而基礎建設則不具任何價值。至於所謂學術社群的「知識共享」？他冷冷指出：芬蘭學界競爭激烈，連協助下載一篇論文都要推諉再三，更遑論慷慨分享。
來自文明窪地的我自然想到了東亞。芬蘭的企業家至少願意出錢為其祖先建立手稿資料庫，而東亞的商界自是商界、對此學術事務從來不感興趣，所以我萬萬無法將這週的課程轉換為鈔票。而在學界，資料庫建設不被認為成果也罷，更有甚者，史料的功用則建立於「佔有」。史料之「保護」，實質上乃「壟斷」——任何外部者若得以一窺，便可能搶先發表，而原持有者則面臨失業風險。此心態不僅存在於個人，亦滲透於機構：如南京某檔案館或某「百年老店」的黨史會，查閱之難度堪比攀登奧林帕斯山，設置這些障礙的原因皆是源於此一心性。
插個題外話，某位前同事曾慷慨倡議建立FTP共享資料，我甚至天真地捐出一台舊電腦以示支持。結果FTP至今仍是幽靈般的存在。這個小規模的失敗，恰好印證一個普遍性的真理：從國家政策到私人承諾，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斷裂，普遍而持久。
總而言之，學術界的EI與社會上的DEI，皆屬感人卻無效的理念。初聞之時，我也曾深受感動並認為其必要性毋庸置疑，但問題的核心仍在於其不可實踐性。於是，荒謬劇場於焉展開：左派持續高呼DEI口號，校園裡的理想主義者推廣EI；右派怒罵其破壞秩序，而學界大佬則將之視為「浪費時間」。信者是傻子，不信者是壞蛋，總之就是父子騎驢，只是無論怎麼騎都得先寫份文獻綜述以及三段論證。
這最終導向一個根本問題：人究竟應該安居於偽善的理想之中，抑或正視醜陋的現實？我憶及一句話：「絕望比恐懼更能支配人。」原本用以形容暴政，如今卻同樣適用於當代世界。這個世界或許不會直接殺人，但它確實迫使人類在「虛假的希望」與「真實的絕望」之間，不斷擺盪。這種「自由誠可貴，知識價更高。若為tenure故，二者皆可拋」的心態，東西皆然。太炎先生早有預見，故有一聯曰：「民猶是也，國猶是也，無分南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橫批：「恭喜發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