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於1939年入侵芬蘭，與今日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在許多層面上如出一轍：克里姆林宮的暴君宣稱芬蘭在其勢力範圍之內，並要求進行不平等的土地交換。在遭到拒絕後，侵略者策劃了假旗行動（false-flag operation），隨後發動入侵，並預期能在數週內佔領首都。西方民主國家的援助承諾未能充分兌現。最終，受害者被迫割讓約十分之一的領土，並承諾永久中立。這段發生在1940年代的歷史，構成了芬蘭國家記憶中沉重的一頁。
1.卡爾·古斯塔夫·曼納海姆與芬蘭化戰略思想:曼納海姆將軍在面對一個價值觀截然不同、規模龐大且殘酷的敵人，以及西方有限的支援，必須做出艱難抉擇，設定的現實的戰略。抵抗時期芬蘭作為國家的能力，在戰爭機器的運轉中得到了體現，也有賴於被激起的民族意識。以上三項因素中，戰略與國家能力共同實現戰後芬蘭作為國家而存在，而公民意識與民族性(the grit of its people, the integrity of its elite)此項因素決定了芬蘭戰後還能保留民主政體與自主的政府。
「芬蘭化」建立在與蘇聯不平等條約之上，其被迫割讓十分之一的領土，軍隊規模受到限制，並且加入北約（NATO）也受到限制(In politics and in the media Finland carefully avoided anything that could anger Moscow. To most outsiders, what became known as “Finlandisation” was a servile form of appeasement.)
可看作沿襲曼納海姆將軍弱國現實外交戰略。芬蘭總統認為「芬蘭化」策略為國家贏得了寶貴的喘息空間，使其能夠專注於內部建設，鞏固經濟與社會實力(We still feel we won, because we retained our independence.)
2.蘇聯與芬蘭之於俄羅斯與烏克蘭?:Mr Stubb says that Ukraine today is in a better position than Finland was in 1944—“a devastated, dirt-poor country” with almost no support from the outside. Ukraine has allies working on security guarantees and helping it economically.
基於芬蘭的經驗，斯圖布為烏克蘭的未來提出了兩條截然不同的路徑：
• 選項一： 沉溺於過去，哀嘆世界的不公與自身的悲慘命運。
• 選項二： 收拾殘局，重建家園，並堅信未來。這意味著致力於根除腐敗、促進自由與社會正義，並徹底摒棄犬儒主義。
我認為關於這個問題的關鍵在於，戰後的烏克蘭能不能保留獨立的政府與民主的政體。芬蘭化的成功與芬蘭本身政體的條件有很大的關係：在蘇聯大戰略的成本效益計算下，芬蘭的中立空間得以存在。那麼比起蘇聯體量要小得多的俄羅斯，與對於俄羅斯利益重要得多的烏克蘭。對比起來我認為這個空間要挾窄許多。且烏克蘭的政治環境貪腐情況嚴重(少數寡頭掌控媒體與能源，左右政治議程。法院常被批評受政治壓力與賄賂影響。)，在民主治理的歷史上也並沒有如芬蘭般光彩，下層政體的民主諾不能維持，那麼上層政府的獨立必然崩塌。
參考資料:The Economist. (2025, September 1). What Finland could teach Ukraine about war and peace. The Economist.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25/09/01/what-finland-could-teach-ukraine-about-war-and-pea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