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
在一個國家裡，森林就像是國家大帳本中的一個巨大的「碳銀行」。當這個國家向國際社會承諾 NDC（國家自主貢獻）時，它已經把所有森林的碳匯收入都算進去了。這份 NDC 不是隨便喊口號，而是要依據科學基準來作證明，所以每個國家都必須提交 FREL/FRL（森林參考排放水準或碳匯水準），讓聯合國的技術小組審查，確認這片森林在自然狀態下能吸多少碳、會排多少碳。這就像是先幫森林設下了一條「基線」，作為整個國家碳帳的起點。
有了這條基線，國家就可以在 NDC 裡大聲說：「我們要在 2030 年達成 FOLU 部門淨匯！」意思是整個森林部門要成為吸碳大戶，幫助全國達成減排目標。這時候，森林的碳匯其實已經被「計算過一次」了，全都在國家帳本裡。
可是一旦有人想在這片森林裡開發碳信用，問題就來了。比方說，一個社區或公司站出來說：「我們要保護這片林子，避免被砍伐，把減下來的碳排量算成 REDD+ 碳信用來賣！」聽起來很合理，但如果直接這樣做，等於是把森林的碳匯再算一次，和 NDC 帳本重疊。這就會引發「雙重計算」的爭議，也是國際市場最忌諱的漏洞。那怎麼辦？解法就是「切割」。由國家主管機關親自出手，從 NDC 的大帳本裡劃出一部分，專門留給這個專案來用。這個切割動作不只是行政同意，而是要在國家帳本上作出明確的記錄。若這筆信用要賣到國外，還得做一個更嚴格的程序，叫作「對應調整（CA）」。這代表國家必須在自己的 NDC 裡，把這部分碳量扣掉，好讓買方國能安心地把它算進自己的 NDC。只有完成這個切割，專案才算真正站上「合法的基準線」。
接下來，專案方就能挑選合適的方法學，來把這塊切割出來的基準線轉化成具體的碳信用。假如選擇 REDD+，那就是著重在避免毀林或森林退化，確保樹木繼續站立、碳不被釋放；若是 IFM（改良森林經營），就是調整伐木方式，延長伐期、降低皆伐，讓森林能長得更健康、更會吸碳；而若是 ARR（造林、再造林、復育），則是去原本沒有森林的土地上種樹，或在退化林地上進行復育，創造出嶄新的碳匯。這三種方法學就像不同的量尺，用來在切割後的基準線上，精準計算「到底額外多出了多少碳效益」。
專案一旦啟動，就得進入 MRV（測量、報告、核證） 的嚴謹程序。測量要透過遙測影像、地面樣區甚至智慧感測器，去追蹤森林的碳變化；報告要把所有方法、數據寫清楚，送交主管機關和審查單位；最後核證交給第三方獨立機構，從頭到尾查核一遍，確保這些成果是真的、不是虛構。只有經過 MRV 驗證，專案的碳量才算被承認。
當 MRV 完成後，專案成果會送進國家的登錄系統。主管機關會再一次檢查：這些量是不是來自切割過的基線？如果是國際轉讓，有沒有做 CA 扣帳？確認無誤後，這些碳量才會被正式登錄，成為可流通的碳信用。
最後，專案的碳信用會依不同的路徑進入市場。如果是 第 6.2 條的架構，這些信用會變成 ITMO，可以跨國轉讓，被另一國計入 NDC；如果是在 第 6.4 條下，則會成為 A6.4 ERs，由 UNFCCC 的中央機制管理，能進入國際合規市場，同時也有部分自願市場願意接受；若只是國內使用，則可能被用來抵繳碳稅或 ETS 配額，繼續留在國家帳本中。
整個故事走到這裡，我們就能看到一條完整的流程：森林碳匯先被算進 NDC → 國家切割並在必要時做 CA → 專案依 ARR、REDD+ 或 IFM 方法學計算額外碳效益 → 進行 MRV → 登錄到國家帳本 → 發行並進入不同市場。這個過程不僅避免了雙重計算，也確保了森林碳信用真正能在全球市場上具備合法性和可信度。
台灣這些年的那些故事....
在國際制度下，森林碳信用的開發必須從國家的 NDC 總帳切割出來，並經過對應調整、方法學與 MRV 驗證，才能合法發行。然而在台灣，卻流傳著一種普遍的誤解：「只要我花錢簽下來，就是我的碳權。」
許多投資者或公司，習慣帶著資金直接和地方的某個村長、協會或個人簽約，便以為自己已經取得森林碳開發權。有人甚至口口聲聲說：「土地是誰的，碳就是誰的。」卻完全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碳匯早已算進國家的 NDC，這是中央層級的帳本，不是地方私下合約能決定的。結果就是，這些專案在國際市場上完全站不住腳。
更嚴重的是，許多人對 FPIC（自由、事先、知情同意） 也毫不在意。按照國際規範，任何森林碳專案都必須先徵得當地社區與原住民族的真正同意。然而，在台灣或台商對外的操作邏輯裡，常見的卻是「找一個能蓋章的人就好」，社區其他人的聲音完全被忽略。這種敷衍，已經和國際對 FPIC 的基本要求南轅北轍。
當文件需要補強時，問題更加嚴重。有人會為了趕時程、或討好國際標準機構，乾脆直接造假：該有的社區會議照片就「拼湊」幾張，該有的調查報告就「剪貼」幾段。更糟的是，部分驗證機構（VVB）為了維持客戶關係，甚至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默許或配合這些不實資料。於是，虛假的 MRV 報告被送上國際平台，假信用就這樣誕生。
結果，表面上看似「專案滿天飛」，實際上卻是亂象叢生。國家帳本沒有切割、NDC 沒有扣帳、社區沒有真正同意，卻還有人拿著這些「假文件」四處宣稱自己握有合法碳信用。這種作法在國際規範下毫無價值，甚至會讓整個台灣的聲譽受損。
這就是最大的誤區：以為碳信用是「買到就是我的」，卻忽視了碳是公共帳本裡的一部分；以為只要有合約和文件，就能拿到國際認可，卻不知道國際真正要求的是 NDC 對應調整、FPIC、MRV 的真實性。當國際市場全面進入合規時代，這些靠「造假」和「繞過中央」建立的專案，終將一個一個被戳破。
這個故事我已經帶出台灣人普遍的「三大誤區」：
- 錯誤的所有權觀念（花錢買就算我的）。
- 忽略中央與 NDC（只跟地方簽就算合法）。
- 輕視 FPIC 與誠信（為了過文件配合造假）。
回到PACM
台灣這幾年的碳市場氛圍，確實還停留在「國際標準＝合法」、「發得出來就有價值」的思維，完全沒有意識到《巴黎協定》早已改變遊戲規則。
很多人一聽到 Verra、Gold Standard、Puro.earth，就以為只要專案掛上這些「國際標準」，碳信用就能拿來用，甚至能進國際市場交易。但關鍵問題是：這些標準發行的碳信用，在《巴黎協定》框架下，只要沒有與國家 NDC 扣帳銜接，就仍然是 VCC（自願碳信用），而不是 CCC（合規碳信用）。這樣的信用，也就無法避免雙重計算，國際上早已把這類視為「垃圾碳」。
台灣許多投資人和公司卻還活在 京都議定書（CDM） 的影子裡。當年 CDM 的確只要通過方法學、經過核證，就能發 CER（核證減量額度），各國 ETS 也接受。但《巴黎協定》上路後，規則全面翻新，重點已經不在「方法學」或「國際標準」，而在於「國家帳本」與「對應調整」。沒有 NDC 切割、沒有 CA 的信用，發得出來也無濟於事，根本不能用來抵繳。
所以今天台灣人還在誤信「只要有 VCS/GS 認證就好」，其實等於把錢投進早就過時的「京都模式」。而國際大買家（像 Microsoft、Google、航空公司）早就只接受「高完整性 + NDC 銜接」的信用，VCC 再怎麼便宜，他們也不敢碰。結果就是：台灣拼命去買、去發，但最後卻只能留在自己手上，換不回真正的國際承認。
這就是為什麼你說的「活在京都議定書框架下」很傳神。因為在台灣很多人眼裡，碳信用還只是「國際標準發行的一張證書」；殊不知，在巴黎協定時代，真正有價值的，是經過國家帳本扣帳後的 Article 6 合規信用/SB6.4/PAC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