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大學中文系近期開徵求博士生擔任通識課「國文入門班」的兼任講師，但職位要求卻是「全英文授課」。Photo by Kenny Eliason on Unsplash
政治大學中文系近期開出職缺，徵求中文系博士班研究生擔任通識課「國文入門班」的兼任講師，但職位要求卻是「全英文授課」（EMI,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
政大中文系強調，開設此課程是為了讓外籍生「用熟悉的語言才能深入理解」中國近代文化、思想與名著，作為一門跨文化視角的文化通識課。EMI 是《2030 雙語國家政策》在高等教育中主推的指標之一，但也導致中文學術專業性受到顯著侵蝕，最為突出的案例都集中在對教師聘任條件與課程內容的語言要求上。不只是政大中文系，3 年前的淡江中文系也曾鬧出類似風波，這些招聘資訊無疑都顯露出一個迷思：
全英授課 ＝ 接軌國際
人文專業的語言異化
語言政策不僅僅是一項教育計畫，更是國家願景、政治話語與權力、以及政策資源分配的交匯場域。當政策將英文能力與國際競爭力進行高度符號化連結時，語言便被商品化，教育專業與政治意識形態之間的界線便逐變模糊。
下文聚焦於政策文本（教育部指引）與教育現場（大學中文系）之間的論述張力。核心界定在於，這些偏差是政策理想（國際接軌）與專業實踐（中文學術的傳承與深度研究）之間的錯置，尤其體現在對於高度依賴本土語境和知識論基礎的人文學科中強制推行 EMI 的不正當。
EMI 是《2030 雙語國家政策》在高等教育中主推的指標之一，但也導致中文學術專業性受到顯著侵蝕。Photo by Eric Prouzet on Unsplash
淡江中文系徵聘風波
2022 年 6 月，淡江大學中文系徵聘專任師資的條件引發了社會爭議。該職位要求應徵者學術專長須為中國傳統學術中的「小學」（即文字學、聲韻學與訓詁學），但卻明確要求應徵者必須具備「全英語授課」能力 。
校方針對此普遍質疑的解釋是，此舉是配合國家雙語政策，目的在於國際接軌、培育學生具備國際化學習能力。校方甚至強調，國際間對於中文的學習及相關研究持續熱衷，國外知名大學的漢學研究多以英語進行教授，故此要求並不足為奇。
然而，這種辯護忽略了核心的學術專業性問題：
- 文字學（etymology）
- 聲韻學（phonology）
- 訓詁學（exegesis）
這三科是中文學科中最基礎、最具語境依賴性的核心專業知識。這些知識的深度傳授，高度依賴於中文的歷史語境、古典文獻分析以及漢字系統的內部邏輯。
要求以英語作為教學媒介，意謂著知識的傳遞必須透過翻譯進行，這不可避免地導致學科的深度與複雜性被稀釋（lost in translation）。更嚴重的後果在於，強行將這些學科置於全英教學環境下，可能導致學者無意識地採用西方的語言學概念體系來取代或削弱中國傳統的學術體系，本質上就改變了該專業知識的本質與完整性。
淡大中文系系主任周德良坦言，「這其實是妥協後的結果」。周德良原本已經在 2021 年的校務會議上提出意見：
「希望中文系保留中文授課的權力，不要全面要求 EMI 的課程總數。」
時任副校長王高成也和周德良取得共識，然而，卻在 11 月初的校務會議上變卦：校長葛煥昭宣布，全面推動英文授課無一系所例外。除了外語學院、商管學院、理學院、工學院，其中也包含了文學院的中文系。
政大中文系全英國文課
另一個案例則是今年（2025 年）政治大學中文系要求博士生以「全英」方式教授國文通識課程。雖然通識課程相較於「小學」專業科目的語境依賴性較低，但其核心教育目標仍然是文化理解、文學鑑賞和語文應用能力的培養。
當課程被強制要求全英文授課時，教學的重心便會從內容的文化深度和批判性思維的培養，轉移到語言工具的訓練上。
對於教學資源相對緊張的博士生而言，被要求執行高難度的 EMI 教學，突顯了學校在政策驅動下，快速擴大 EMI 課程供應量，卻忽視了教學品質與師資準備度之間的矛盾。
這種現象將中文系課程「工具化」，使其服務於單一的英文能力提升目標，犧牲了人文教育中至關重要的文化涵養和根基的傳遞。
在目前雙語政策的量化考核下，大學傾向於將「授課語言能力」優先於「課程內容專業性」。迫使初級師資將大量精力投注在語言轉換上，而非學術研究或專業內容的精深傳授，間接影響整體的教學品質。
在目前雙語政策的量化考核下，迫使初級師資將大量精力投注在語言轉換上。由 ChatGPT 生成。
做研究 ≠ 會教學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副教授楊宗翰提出一個核心的質疑：
學校到底是要徵求「英文老師」，還是「文史哲專業老師」？
中文博士的專業核心在於古典文獻、思想、文學史、文本詮釋與學術研究。他們的知識累積在於「鑽研文本內容與思想」。
華語文博士或華語教學專業則聚焦於第二語言習得、教學法、教材編撰、語音學與文化傳播，目標是有效地讓非母語人士學會使用中文。
楊宗翰教授指出，大學端近年來為了配合雙語政策，普遍有「高估英文」的趨勢。當大學將「全英文授課」作為中文系職缺的必要條件時，等同於忽略了兩種專業訓練的根本差異。
再者，讓中文博士負責「全英文」講授文化內容，而非華語教學法，其癥結在於目前中文博士數量多於華語文博士，加上大學利用中文博士的就業需求來配合政策。
這種將中文博專業與英語能力掛鉤的做法，無形中創造了一個「英文講不好就找不到工作」的氛圍，嚴重本末倒置，因為「中文博士的專業從來不在於把英文說好」。
以中文教中文的必要
前政大外語學院院長陳超明，則從語言學習的本質對「用英文教中文」提出更深層的提醒。
政大中文系的做法是希望透過英語這一「媒介語言」（L1 or L2 of the foreign students）來傳遞「目標內容」（Target Content, 即中華文化與思想），這在「文化通識」的層面上具有合理性。然而，若此課程被視為「國文入門」，則必須警惕其對「目標語言習得」的影響。
- 浸式學習的不可取代性
陳超明教授舉例，許多大學外文系的基礎課程，仍會安排以該語言為母語的外籍教師教學。這是為了實現「用目標語言講授目標語言」，即「以中文教中文」。
- 翻譯與理解的隔閡
透過翻譯來學習語言，就不是「沉浸式學習」（Immersion）。陳教授以台灣人學習英文的經驗為例，長年使用「中文學英文」的結果，往往是學了十幾年仍無法「開口說」與「聽得懂」。根本原因在於沒有認識目標語言的發音與直覺表達。
✅ 全英授課
陳超明認為，可以使用英文來傳授「中華文化」的知識、思想、歷史背景等內容，作為文化通識課是合理的。
❌ 語言學習
學習語言本身，仍應以中文講授中文，從發音、動作表述、物體圖片對應等方式直接學習，才能達到「開口」與「理解」的實用效果。最好的途徑是創造多接觸目標語言的環境，這適用於所有年齡層的語言學習者。
雖然課程目的是傳遞文化內容，但陳超明擔憂，「全英文授課」可能讓學習者在文化理解與語言習得之間，陷入一種「兩難」或「兩失」的境地：
既沒有機會在課堂上開口說中文，也可能在以英文理解文化時，失去中文語境下的細膩與深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