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學年開始時，一切都顯得從容了許多。
沒有了第一年的新鮮與緊繃，取而代之的是經驗累積後的自然與順手。生活節奏已經內化成習慣，每個人看起來都長大了一點。那些第一年發生過的打鬧與衝突，雖然仍然清楚，卻像被悄悄放進抽屜裡，沒有人再主動提起。
這一年，學校又來了幾位台灣學生。兩個是「大台灣人」，其中一位叫 Andrew，另一位名字我已經記不清了；還有一個小台灣人，同樣只留下模糊的印象。
Andrew 人不錯，最吸引人的，是他帶來了一台當時規格非常好的筆電。我們常聚在他的房間打遊戲、看 DVD。那個年代，香港學生回家時總會帶回大量盜版電影，學校裡大家彼此交換影片，用來消磨漫長又無聊的夜晚。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起看《七夜怪談》。房間裡擠了五、六個大男生，當貞子即將從井裡爬出來的那一刻，所有人同時大叫，瞬間遮住臉，沒有人敢螢幕。
但在那個年紀，那樣的場景，已經足夠讓人記一輩子。
另一位大台灣人身形瘦高，熱愛打籃球，經常找我們組隊比賽。後來他在學校裡和 Tim 關係較好，兩人時常一起行動。
GCSE考試
在英國，GCSE 大致相當於台灣過去的國中聯考。科目涵蓋英文、數學、自然科學（物理、化學、生物），以及體育等必修項目。考試成績，將直接決定接下來能就讀的 A-Level，也就是第十二、十三年級的學校與科目方向。
那一年，我們所有人的生活重心，都放在準備 GCSE考試上。沒有太多遠大的目標，只希望不要考得太差，至少，還能順利走進學習的下一個階段。
轉學
其實也記不清楚，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心裡慢慢冒出「也許該轉學」的念頭。
可能是因為我們就讀的是私立學校，學生又以外國人居多；也可能是第一年那場過於真實的「校園社會洗禮」，讓我對環境有了不同的理解。再加上看著學長們畢業後的去向，我開始隱約覺得，如果繼續留在這裡讀完十二、十三年級，對未來升學的幫助，或許並沒有那麼大。
學費也是現實因素。私立學校的成本不低，而我開始思考是否有其他的選項為家裡省錢。
於是，我第一次認真地為自己找出路。
我利用學校那慢得令人崩潰的 56K 網路，加上圖書館裡的資料，一點一點蒐集其他學校的資訊。找到學校的電話後一間一間的打過去詢問申請方式與入學條件。對一個除了學校以外什麼都不熟的學生來說，其實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被拒絕了幾次之後，終於有一間學校的招生負責人願意接受我的申請，並邀請我親自到校參觀。
那所學校位在英國東南岸一個靠海的小鎮，距離原本的學校約兩個小時的火車車程。我挑了一個週末，獨自前往。那時接近夏天，天氣很好，海灘上滿是人潮。與原本學校相對封閉的環境相比，那裡顯得開闊而輕鬆。
小鎮上的海灘
到了招生辦公室，接待我的是一位英國先生，Jon Stepman——正是先前與我來回通信的那位。他帶著我把申請表格填完，接著問我打算 A-Level 選哪三個科目。
除了商學之外，我對其他學科實在提不起太多興趣。聽完後，他建議我考慮 BTEC Diploma——一條比較偏向實務的商業專業路線，類似台灣的商專，畢業後可以選擇直接就業，或繼續升學。
那個建議，對當時的我來說，反而很清楚、也很踏實。於是，我選擇了 Diploma，也等於替自己開啟了一條不同於多數同學的路。
回到原本的學校後，我把注意力重新放回 GCSE 考試。最終成績也達到要求，順利收到新學校的正式錄取通知。
很快地，暑假來臨，也到了與這所學校、與朋友們道別的時候。離別並沒有太多感傷。大家都在為新的年級做準備，而我，則已經開始期待即將展開的全新生活。
那一次轉身，沒有轟轟烈烈。
但回頭看，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為自己的人生方向做出的選擇。
新學校
學校門口
新學校是公立，沒有宿舍。英國本地學生都住在自己家裡，海外學生則一律安排寄宿家庭。
從台灣返英時，爸爸親自送我到學校安排的寄宿家庭，順道看了一下新校園的環境。那天晚上，他帶我到鎮上的一間餐廳吃飯，問我要不要喝啤酒。
那時我已經十六歲了，但一直不喜歡啤酒的味道，於是搖了搖頭。爸爸笑著對我說：「我在你這個年紀的時候，都已經喝酒、抽菸了，你竟然都不會。」
那句話不像責備，更像一種帶著時代差異的感嘆。
寄宿家庭的男主人叫 John，女主人叫 Alice。他們有四個孩子，兩男兩女：最大的女兒 Emma 十五歲，接著是 George 十三歲、Daniel 十二歲，最小的是 Jennifer，只有八歲。
John 是水電工人，專門從事營建與維修工作；Alice 則是職業保母。除了照顧自己的孩子，平時也會有其他家庭把小孩送來托育，家裡總是很熱鬧。
由左到右的順序為John, George, Emma, Daniel, Alice, 我。(Jennifer不在照片中)
房子分成兩個區域，一邊是他們一家人住，另一邊則是專門出租給學生。學生區一共有三層樓：一、二樓各有一間房，二樓還有一個共用客廳，裡面放著一台電視和一張沙發；三樓是屋頂閣樓，隔成兩間小房間，共用一間浴室。
我住在三樓其中一間。房間不大，大概只有一到兩坪，卻意外地安靜。
樓頂中間那個窗簾打開的就是我房間
寄宿家庭包早、晚餐。早餐通常是麵包配喜瑞兒，簡單而固定；晚餐則和家人一起吃，多半是義大利麵、炸魚這類西式料理。每週的菜色幾乎不變，久了之後，不用看就知道當天會吃什麼。
星期天比較特別。早餐由 John 親自下廚，標準的英式早餐；晚餐則是 Alice 的拿手菜——傳統英式烤肉，肉片配肉汁醬、馬鈴薯泥，再加上幾樣蔬菜。
英式烤肉晚餐
家裡的生活節奏非常規律。每天晚上，全家人會一起在客廳看電視，九點左右就開始準備就寢。Alice 也曾幾次邀我一起加入，但後來我們還是比較習慣待在學生那一側的客廳，看日劇、打遊戲、過自己的節奏。
新環境、新朋友
學期正式開始後，最明顯的不同，是班級的組成。
過去在私立學校時，班上幾乎清一色都是國際學生；而現在，國際學生反而成了少數。全班四、五十人之中，外國學生只有五位。除了我之外，還有來自韓國的 Jeffery、約旦的 Ismael、阿曼的 Ahmed，以及中國的 Dora，其餘全都是英國本地學生。
在這樣的環境裡，我和 Jeffery 很自然地走得最近。我們一起上課，下課後也常結伴行動。學校離鎮中心很近，放學後我們通常會走到海灘附近的遊戲店，玩推幣機、吃炸薯條，時間差不多了就各自回寄宿家庭吃晚餐。
不久之後，Ismael 也加入了我們。於是，我們三個成了學校裡形影不離的小圈子。
校園三劍客
沒過多久，我房間正對面搬來了一位新房客——一位來自香港、比我大兩歲的女生叫Sam，到我們學校念語言課程。因為她的英文程度有限，經常需要我幫忙翻譯，從生活瑣事到學校溝通，慢慢地，我們變得非常熟。
房間就在隔壁，加上寄宿家庭裡也沒有同齡、能聊天的人，我們很快成了無話不談的「閨密」。
有趣的是，Sam只會說廣東話，而我除了英文以外也只會說國語。那段時間，我們的溝通方式就是——她說她的廣東話，我說我的國語，彼此卻都能聽懂。也因為她，我的廣東話聽力就是在那時被硬生生訓練出來的。
後來我常笑她，大老遠跑來英國念英文，英語只進步了一點點，反倒是國語聽力突飛猛進。
或許是因為我們走得太近，常常一起出入，很多人甚至誤會我們是男女朋友。但事實上，她在香港早已有交往三年的男友，並且打算回去後結婚；而我，也真的只是單純想在異鄉，讓她有一個能彼此照應的朋友。
雖然我們班上的國際學生不多，但學校的語言部卻聚集了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包括台灣、日本、中國、香港，還有不少阿拉伯國家的學生。
我記得很清楚，當時認識了幾位阿拉伯朋友，才知道他們是拿政府獎學金來英國念英文的。最誇張的是——政府每個月給他們每人三千英鎊的零用錢，換算成台幣，大約十五萬元，超誇張。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真正意識到什麼叫做「中東國家的有錢程度」。
而我，也在這樣一個看似平凡的小鎮校園裡，一點一點地，重新認識世界的尺度。
千喜年跨年
很快地，又到了年底，第一學期結束，大家各自回到自己的國家迎接新年。
那一年，剛好是千禧年。台北還沒有一○一，大多數的人都聚集在北市府前，看著跨年晚會、倒數計時。人群的喧鬧、煙火的亮光，在那一刻顯得特別不真實。
就這樣，我們跨進了二十一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