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銅床（連載）8

十

一九三一年，在鄂豫皖蘇區，趙新民被任命為第十八團政委，團長張繼升熱烈歡迎新政委的到來。蘇區的房屋有限，張繼升將自己房間的壹半分給了趙新民。而所謂房子，是用泥打的墻，草搭的頂，四面危墻搖搖欲塌，需要用杠子頂住才能勉強支撐。床是用破舊的木板拼成，鋪上些稻草，禦寒的同時還可以減輕床板與身體的摩擦，但如果不是收割的季節，新鮮的稻草也不易獲得，只能用些陳年的稻草，陳年稻草裏的黴變和虱子就在所難免。

趙新民這年年滿三十，生於京城，遊歷歐洲，讀了不少變革社會改造國家的理論，但卻是第壹次深入到這個古老國家最縱深的農村地帶。他知道農村貧窮，但僅僅只是知道，並沒有任何直接的感受，深入其中，農民們窮困的程度仍令其觸目驚心。農民們其實就像山野中放養的牲口，食不果腹衣難遮體，依靠體力和畜力耕種，換取來自於土地的壹點點微薄的收獲。遇到災年，活不下去，搶劫地主鄉紳就成為了常態，所以，在廣袤的中國農村，組織農民打土豪分田地並不需要特別的號召力，只要聚集起幾個挑頭的人，總能壹呼百應。

農村這種近乎原始的生存環境，壹切用度都需要從土地中獲得，所有的生存技巧，趙新民都需要重新學習。農民們不識字，沒有紙，連過期的報紙都沒有，趙新民學會了自己削制壹些柔軟的竹片或木片，用於在樹林草叢間大便後，刮拭肛門，自我清潔。沒有牙刷和牙粉牙膏，用手指點蘸食鹽搓擦牙齒，也能清潔牙穢，但食鹽寶貴，趙新民學會了摘壹些柔軟的枝條，夜間用清水浸泡，醒來後在牙間細細的咀嚼。

教會他這些生存技巧的是團長張繼升，在初來乍到的最初幾日，刮屁股的軟木片都是張繼升提供給他的。張繼升告訴趙新民，送給他的這幾片木片自己珍藏了許久舍不得用，觸感極軟極柔和，用料取自木質最軟的泡桐，不易獲得，傳說以前都是進貢之用，便後用這種極軟的木片刮拭肛門是帝王般的享受。民間家庭因為難以獲得，舍不得丟，用完要洗凈再用。

張繼升是本地人，是蘇區參加遊擊隊最早的壹個，對於蘇區的壹草壹木了如指掌，身上有八處槍傷，由壹個普通的遊擊隊員積功升至了團長。許多個夜晚，他壹邊捉著身上的跳蚤，壹邊滔滔不絕的向趙新民講述這個團的發展經過。

張繼升念過書，加入了當地的共青團，參加農協的活動很積極。“打倒土豪劣紳”、“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減租減息”，他們把這些口號從學校和城鎮帶到了周邊壹個個僻野山鄉。為什麽會有這樣的選擇？張繼升說他壹讀到介紹共產主義的文章就入了迷，就覺得那應該是最好的社會，沒有壹些人對另壹些人的剝削和壓迫，沒有饑餓，人人平等。

思想壹但進入意識，成為觀念，就成為了驅使人們采取行動的動力的源泉。成為壹名堅定的共產黨員，趙新民與張繼升形成思想的路徑非常相似，雖然他們壹個來自思想活躍的北京，壹個是在偏僻的鄉村。

人的觀念是用大腦承載，觀念壹旦寫入大腦就難以擦除，不同的觀念就在人群中形成了天然的隔閡，互相說服毫無可能，互相排斥更易表現。結果就是，壹種觀念的成功，最終只能以承載著其它觀念的大腦的消失為前提。這些肉體的消失要麽是通過戰爭和屠殺，要麽是通過漫長的時間。

1927年，軍隊和地主民團開始鎮壓各地的農協，鄉紳們像恐懼最可怕的瘟疫壹樣，恐懼共產黨人和他們傳播的思想，抓到農協的人，全家處決，房屋焚毀。民團分區分鄉搜捕共產黨員，死亡的威脅逼迫著許多人跟隨遊擊隊躲進了深山密林。

張繼升參加的壹支遊擊隊算是最堅強的壹支，藏在深山之中，晝伏夜出，但隊員損失和逃亡的很多，隊伍陸續減員，由百余人減到五十人，最後只剩下十八人。十八人中壹半是共產黨員，其余九個是大別山中打家劫舍的綠林好漢。這些以搶劫度日的土匪，混雜在農協的隊伍中只占少數時，還能循規蹈矩，到占了半數，就露出了本性。

壹個月明之夜，九個土匪與張繼升等九個共產黨員，相向而坐。土匪頭目說：“妳們共產黨都是傻子，腦袋都保不住，還談什麽分田地、蘇維埃，我們要的是吃喝玩樂，再也不能跟著妳們共產黨做傻瓜了。把妳們的槍、子彈和錢都交出來，好好分手，否則就分個高下。” 原任這壹隊的隊長只能和顏悅色的對土匪們說：“兄弟們請給我們壹點時間，讓我們商量壹下。”

他們九人得到土匪的同意，開會討論。結果認為如果火並的槍聲響起，招來四周的民團乘機圍捕，只會同歸於盡。即使民團不來，與這些槍法出眾的土匪過招，也是兇多吉少，處於劣勢，不得不退讓。那個隊長只得返回向土匪懇求不要火並，答應將所有財物交出，但留下槍支彈藥，以便對付民團。幾經討價還價，結果是將全部財物連同壹半的子彈送給了土匪。

與土匪分家後每人只剩十幾顆子彈，又無法補充，形單勢孤前途茫茫。張繼升當時是隊員，也埋怨隊長無能，沒有駕馭住這幫土匪。幸好，當時有壹個叫符定壹的隊員給大家帶來了希望。符定壹是廣東籍的老農民幹部，見識和經歷比其他隊員多，他認為打遊擊是有前途的，那些土匪遲早分道揚鑣，現在和平分手，就是不幸中的大幸。他說自己在廣東辦農協時，就有打遊擊的經驗，這裏的情形經過近壹年的經歷，也已相當熟悉。他善於夜間識別方向，懂得江湖上的竅門，可以到漢口去購買槍枝彈藥。

符定壹對於前途的判斷完全來自個人的真實經驗，而不是來自任何壹本傳播共產主義的書本。他在廣東和湖北都打過遊擊，雖然各地情形大有不同，但每到壹地，只要發動打土豪分田地，就總能獲得多數農民的支持。能得到多數人支持的生存方式，當然是壹種具有前途的生存方式了。這種樸素的經驗直覺，成為了當時像符定壹壹樣的大批中共農村黨員的支撐和動力。

去漢口購買槍枝彈藥需要錢，這樣，遊擊隊又過了壹段時間的土匪生涯。壹次，輪到張繼升和另壹個隊員下山搶劫，兩人想了半天，覺得無處下手。最後張繼升想起了自己的老家，那裏有壹家地主是他的遠房叔父，他小時候常去他家，壹切路徑都很熟悉。兩人躲在那家地主屋後的樹林裏，等到天黑，用破麻布蒙著面從後門溜了進去。盡管蒙著臉，當張繼升掏出手槍，禁止戶主聲張時，這家的老太太還是認出了他，叫出了他的小名，這使他羞愧得無地自容。老太太是張繼升的叔祖母，知道他們的來意後，減少了畏懼，轉頭和她的兒子商量，認為這個侄孫子大概是急得沒了辦法才來的，如果讓清鄉團知道了，又要弄出許多事端，不如趕緊給他們需要的，讓他們快點離開。老太太拿出密藏的壹筒袁大頭和壹包金銀首飾，給他們拿走。張繼升不忍再拿老太太的首飾，只拿了那筒現大洋，便和他的同伴，急從後門溜走了。

符定壹帶著他們幾次劫來的金錢，前往漢口，購買武器。這是壹件極危險的任務，尤其是由說廣東話的人來擔任，更是令人擔心。可是符定壹很有信心，約定十天準能完成任務回來。到了第十天，仍無消息，多數人在擔心他的安全，也有人懷疑他是帶著錢跑了。直到第十壹晚上，符定壹背著兩支日本造的駁殼槍和幾百發子彈回來，全隊才為之振奮。

原來符定壹在來回武漢的途中，完全不走大路，也很少走小路，都是在夜間辨認方向，走沒有路的地帶，逄山過山，遇水涉水。他晝伏夜出彎彎曲曲的行進，躲過了所有盤查，甚至沒遇見過行人。餓了，就偷吃些田野間的瓜果，渴了，就手捧喝幾口路邊溝渠的清水。到達漢口後，用江湖竅門找到了廣東同鄉，介紹他與日本軍火商接洽，買到了日本產的手槍和子彈。

由於能買到軍火，與民團的對抗就有了希望，原本躲藏起來的同伴把掩埋的槍支和金錢拿出來，重新加入隊伍，隊伍的人數陸續增加起來。符定壹從此專門擔任這項“跑漢口”的工作，每月至少跑兩趟，有時還帶上壹個助手，這樣持續了約半年，使他們增加了三十多條槍和各種子彈。其他如指南針、望遠鏡、手表以及急救藥品，也獲得了供應。而且還恢復了與白區地下黨的聯系，建立了交通線，從此，他們可以獲得中共和湖北省委的指示。可惜符定壹的計劃還沒能全部實現，就在最後壹次赴漢口的任務中，再沒能回來。

一九二九年二月，在武漢壹帶，聽命蔣介石的中央軍與效忠廣西將領的桂系軍隊發生了戰爭，雖然他們都共同聲稱，自己效忠的是國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想。因為戰事，黃安縣七裏坪鎮和麻城北部的張幾鎮的駐軍被調走了，於是，張繼生的隊伍開始四處向民團進攻，他們雖然還缺乏遊擊的經驗，軍事行動不壹定都能得手，但已迫使民團退縮到較大的市鎮，不敢分散行動。遊擊隊得以占領大片鄉村，組織蘇維埃，發動更大範圍的農民，打土豪分田地。

一九二九年夏季，張繼升所在的這支遊擊隊伍擴大到了三百多人，中央派去了徐向前擔任他們的大隊長。徐向前是山西籍的黃埔軍校壹期生，參加過廣州暴動和海陸豐農民暴動，經驗豐富。徐向前教給了他們許多軍事知識，指導他們打遊擊。從此，他們的軍事行動節節勝利，人數迅速增加，由幾百人發展到壹千人，再到兩千人。蘇區也跟著擴大，各地的共產黨員陸續向蘇區聚集，到趙新民到來時，張繼升所率的這個由壹個遊擊中隊發展起來的團，已擁有官兵壹千壹百多人，步槍八百余支，重機關槍四挺，是紅軍中戰鬥力最強的壹團。

除了紅軍，蘇區在各鄉各村還有農民自衛軍，自衛軍的士兵來自各鄉家各戶的壯丁，平時務農，遇到戰事就集合行動。各鄉的自衛軍奪取了槍支，裝備起來，便形成了這個區的獨立連，各獨立連的精幹分子又經常補充到更正規的紅軍中去。

在紅軍中，官兵都穿壹樣的服裝，分不清哪壹個是長官，哪壹個是士兵。軍官和士兵吃住在壹起，互稱同誌，對於長官則在“同誌” 之前加上壹個官銜。比如，趙新民的稱謂就是政委同誌。

紅軍還編制了嚴明的紀律條例，但士兵們多不識字，識字的宣傳隊員就把這些條例以標語的形式寫下來，貼在士兵們的背包上。行軍的時候，走在後面的士兵就能壹直看到前面士兵背包上的標語，比如“不損壞莊稼、借東西要還、不調戲婦女”等等。這些口號約束了士兵，也起到了宣傳的作用，向民眾展示出紅軍是壹支品德高尚的軍隊。

紅軍的兵源來自各家各戶，為了守住剛分得的耕地，村民們願意把他們年輕的男人們貢獻出來。紅軍隊伍在沿途村莊休息時，總是能得到村民們的歡迎，為他們準備好茶水。戰士們停下來喝水的時候，村裏的男女老少圍攏過來，拉著他們問長問短，打聽有沒有在紅軍裏見到自家的兒子或男人。

這是壹場再清晰不過的，以農民為基礎，以農村為戰場的農民戰爭。對於來自城市的趙新民來說，無論是在理想主義的北大課堂、義憤填膺的“五四”街頭，還是在莫斯科嚴酷的生存訓練、血腥的上海地下活動，他都從未仔細想過，他所投身其中的這場革命，會與農民，與農民戰爭有著這樣的聯系。

紅軍中十有八九來自赤貧的窮苦農民，多不識字。“什麽是共產黨？”農民與工人的認識大異其趣，農民們不知道城市裏的工廠是個什麽樣子，當然就無法理解工人希望通過工廠公有制，來保護自己的工作和收入的願望。因此，蘇區的中共黨員開展宣傳時，往往說：“共產黨是窮人的政黨。”“窮得壹無所有就叫無產階級。”“每個窮人都能分得壹塊土地，就是共產主義。”

這些解釋與歷史上無數次農民起義所標榜的“劫富濟貧”、“均貧富等貴賤” 毫無二致，並不符合馬列主義的原有界定。趙新民這個新來的政委，最初還努力引經據典的糾正，但愈解釋，士兵和民眾愈感糊塗。最後也只好沿用這樣的解釋，反到動員起部隊和民眾來更行之有效。紅軍和蘇維埃政府的工作壹切都緊隨戰事的發展而發展，與其它來自城市知識階層的中共黨員壹樣，趙新民也是在戰爭中體會著戰爭，在不斷的犧牲中學習如何生存。

廣袤農村的所見所聞，迫在眉睫的生存壓力，都在幫助趙新民快速修正原有的知識結構。知識，書本上看來的只能叫知，親歷的才能稱之為識，知識的識是壹種無法靠傳授獲得的見識。蘇區帶給趙新民的見識就是，赤貧的農民與馬列論述裏的在經濟危機中失去工作的工人，他們的訴求其實是壹樣的，無非是要吃飯，要活下去。農民占到了這個國家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多，當獲得農民的廣泛擁護時，奪取政權已是不可避免的未來，這個未來在趙新民的意識裏日漸清晰。

蘇區的面積日漸擴大，為了打通鄂豫和豫皖兩塊蘇區的通道，壹九三壹年十壹月，紅四軍對駐守黃安、蘇家埠等重要縣城的國民黨守軍發起了主動進攻，以此為起點，趙新民開始了他長達十八年的戎馬生涯。

駐守黃安縣城的有壹個師的國民黨兵力，師長梁冠英。紅四軍按常規掃蕩了城外，敵軍被迫退守城內。紅軍圍城，等待城內糧食耗盡，等待敵軍離城突圍時，在野外殲滅。

紅軍兵力比梁冠英多出壹倍，常可以分出半數壓迫黃安以南宋埠、李家集壹帶的敵軍，使他們不敢前來救援。黃安城裏的敵軍曾數次出城搶糧，但紅軍已在城外堅壁清野，什麽也搶不到，而壹旦離城稍遠，就有被消滅的危險。紅軍同時不禁止百姓進城出城，捉到敵軍官兵，仍放回城去。紅軍用各種方法告訴敵人，外援已絕，糧食將盡，而投降的官兵將受到紅軍優待，不願從軍者，還可領取路費，遣送還鄉。

這樣包圍黃安壹個多月，敵軍果然糧食耗盡，乘夜向西南突圍。紅軍早有準備，追擊迅速，張繼升和趙新民所率的第十八團，奉命在離黃安約四十裏的地區，抄襲敗竄之敵，最大多數的敵軍都為十八團所俘虜，只有師長梁冠英只身逃脫。

紅軍占領了黃安，第壹次打下了壹個縣城，俘虜五千人，繳獲槍枝三千余支，整個蘇區為之振奮。

一九三二年初，紅四軍再接再厲，渡過渭河，圍攻蘇家埠。與黃安如出壹轍， 國軍被迫放棄野外，退守蘇家埠、六安、霍山等城鎮。蘇家埠駐有陳調元為首的兩個旅，紅軍仍舊圍住蘇家埠壹點，斷絕敵軍糧食供應，並阻擊從合肥、六安壹帶來救援的援軍。

此次戰役國軍出動了飛機，經常有幾架飛機從武漢飛來轟炸紅軍的陣地。但紅軍在蘇家埠四周修築了交通壕和工事，密如蛛網，飛機轟炸並沒有妨礙紅軍的行動。敵機也常向蘇家埠空投糧食，但為數不多，而紅軍的包圍則越縮越小，空投的糧食經常落到了紅軍的陣地上。

蘇家埠守軍被圍兩個多月，彈盡糧絕，他們求援的電報如雪片飛出。駐在蚌埠的王鈞部奉命經合肥、六安馳援。但是王鈞部三個師戰鬥力薄弱，進到蘇家埠附近，紅四軍以全力向敵軍右翼抄襲，王鈞部大部分被殲滅，總指揮勵世鼎被俘。蘇家埠守軍至此完全絕望，不得不開城投降。

蘇家埠戰役紅四軍戰果輝煌，勵世鼎所率援軍被俘壹萬五千人，槍支被繳九千余支。蘇家埠守軍，投降五千人，繳獲槍枝三千五百支。蘇家埠壹戰總共繳獲槍支約壹萬五千支，等於紅四軍全軍槍支的兩倍，是壹次空前的大捷。

紅四軍連奪兩城，震動南京的中央政府，地方上的雜牌部隊不能濟事，蔣介石決定調用嫡系部隊，圍剿的力度大為加強。

趁紅四軍主力尚在蘇家埠壹帶，嫡系中央軍湯恩伯部第二師由河南許昌、信陽，向潢川集結，準備乘虛進襲鄂豫皖蘇區的首都新集。紅四軍迅速移師西向，兩軍主力在商城附近爆發了大規模的遭遇戰。

兩軍前哨壹經接觸，湯恩伯部匆忙就地散開，搶占附近的高地。紅軍原就擅長遭遇戰，立即表演暴風驟雨式的沖擊，經過短時間短兵相接的肉搏，國軍陣營已呈動搖。紅軍後續梯隊的攻勢再接再厲，國軍就全部瓦解了。這次遭遇戰，國軍兵力超出紅軍兩倍，裝備也遠強於紅軍，但肉搏拼殺的作戰意誌卻相差甚遠，壹經接觸，優劣立辨。

國軍大部向潢川潰敗，壹部據守公路兩旁太平天國時留下的水寨，抵抗紅軍的追擊。擔任總指揮的湯恩伯，也雜在亂軍之中，退到壹個水寨裏。國軍潰敗時，以求迅速逃離火線，把那些來自德國的優良裝備，沿途丟到了水塘和水田裏。紅四軍此役俘獲敵軍人槍各兩千，著名的湯恩伯師，就在這壹戰後，調離潢川整補去了。

接連幾場大勝仗，到了1932年3、4月間，鄂豫皖蘇區達到了它最鼎盛的時期，蘇區人口達到二百多萬，蘇維埃銀行經常存有五十萬斤以上的食鹽，軍隊和黨政文職人員，每人每月可以領到壹元大洋的零用錢。紅四軍與新編組的第二十五軍，合並為紅軍第四方面軍，有了幾尊山炮，幾十尊迫擊炮和數以百計的機關槍。

因為十八團的戰鬥力最強，壹個神秘的單位，紅軍印鈔廠，在這個時候被秘密安排駐進了十八團的駐防地。印鈔廠選址在壹處僻靜的破廟，趙新民負責給他們配備了最精幹的警衛。

每個人都覺得錢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壹件東西，但在這之前，趙新民對錢的感覺並不強烈。少年時，他是京城富商家的公子哥兒，從未感覺過錢的缺乏。成為共產黨員後，也是由黨組織或上級領導把錢交到他的手中，從未需要他去考慮怎樣搞到錢。直到負責警衛紅軍印鈔廠，才是趙新民開始思考關於錢這件事情的起點，到他最終理解，鑄幣權才是人間最高的權利，甚至高過了任何壹個政府的主權時，其實又經過了壹個漫長的過程。

鑄幣權是最高的權利，但紅軍的印鈔廠開始時卻很簡陋，只有壹臺鋼制的圓盤印刷機和兩臺石印機，沒有電，印刷全靠手搖。

國民政府明令禁止民眾買賣與印鈔相關的物資，但缺乏執行力，印鈔用的從丹麥進口的道林紙，或者從美國進口的鈔票專用紙，皆可以從武漢或上海的黑市獲得。印鈔用的專用油墨，封版用的桃膠，獲得就更容易壹些。紅軍知道這些物資在黑市上的大概價格，但自己卻不冒險直接去敵占區購買，而是動員蘇區內的商人，向他們承諾，只要把這些物資運進蘇區，紅軍就保證加價悉數收購。油墨和桃膠加價百分之十五，鈔票用紙則提高到百分之三十。

這個方法相當奏效，有確定的利潤，響應者眾。這個用於獲得封鎖物資的方法，後來沿用到了1949年後的香港、澳門。1949年，中國軍隊可以輕而易舉的收復香港和澳門，但軍隊卻停在了壹條作為邊界的巷子的壹側，沒有再前進壹步。這條巷子叫中英街，兩側開著許多商店，越過中英街的中線就等於越過了邊界。1949年後，中國政府依舊允許兩邊的居民走在這條街上做著買賣，無論怎樣的朝代，勢不兩立的只是權利，而不是他的人民。

1932年，紅軍印鈔廠印制的鈔票投入蘇區的市面，商家和民眾並不抵觸，因為蘇維埃政府承諾，發行的鈔票無限量保證兌付，即可兌付銀元，也可以兌付食鹽、香煙、稻米等物資。物資的獲得雖然緊張，但經由紅軍不時的打土豪沒收地主的財產，或者與敵軍的交戰繳獲所得，蘇維埃銀行的兌付儲備總還是間或獲得了補充。

當地有熟悉軍務的師爺做過估算，每三個農村人口，最多可供養壹個完全脫產的職業軍人。蘇區當時二百萬人口，供養幾萬人的軍隊，百姓的稅負實際是比國軍統治時減輕了壹些。

趙新民曾與當地的老農攀談，他們也都覺得，蘇維埃與他們從前所見到的造反，比如白蓮教、白狼、紅槍會等，確有顯著不同，比起壹九二七年的鬧農協也有進步。蘇區壹片興旺景象，發展下去大有成功的可能。他們所擔心的是紅軍的力量仍然太小，不知道還要多少年，天下才能太平。

經歷過漫長歲月和無數變亂的這些老農的擔心，確實不無道理。壹九三二年五月，蔣介石在武漢成立鄂豫皖剿匪總司令部，調集二十倍於紅四方面軍的約五十萬兵力，進剿鄂豫皖蘇區。

得著了以往的教訓，國軍這回不再冒然孤軍深入，而是多個縱隊齊頭並進，步步為營。後續部隊據守沿途山頭，構築工事，形成兵力壹層多於壹層的縱深陣地。紅軍即使突破其先頭部隊，仍為國軍後續部隊的火力所抑制。

國軍穩紮穩打的戰術收到了成效，霍邱、黃安相繼失守，紅軍壹路後撤至七裏坪壹帶的陣地，與國軍衛立煌、陳繼承、劉峙三個縱隊隔河相峙。再退就將無路可退，紅軍決定在這裏與敵決戰，攻擊的重點選定在七裏坪南面的柳林河。

總攻在黃昏打響，紅軍傾全力實行中央突破，展開大規模的夜戰。方圓兩平方公裏的地區，槍炮聲徹夜不停，無壹處不是戰場，無壹處不在廝殺。戰鬥最激烈的地方，村莊和樹林全都燒著了，火光沖天如同白晝。

趙新民率部沖向壹處燃著熊熊大火的村舍時，第壹次在空氣中聞到了人肉燒焦的氣味。在奔跑中他剛聞到這氣味的時候，只是覺得很刺鼻，並不知道是人肉燒焦的氣味。當他接近壹處燃燒的房子，氣味越來越重，兩個扭打的人形在火焰中嗶嗶啪啪的冒著火苗，他才壹下明白了空氣中刺鼻的氣味是什麽氣味。

紅軍能投入戰鬥的力量全部派上了前線，參謀、政工、夥夫都托槍上了火線。午夜時，紅軍推進了十五裏，攻到了衛立煌總部的前沿，但衛立煌組織了頑強的火力，堅守不退。直至天色將明，總指揮徐向前判定已無完全擊潰敵軍的可能，而且敵軍仍有強大的後續部隊，紅軍不得不撤回到了柳林河東岸。

柳林河戰役，是紅四軍所有將領從未參與過的規模空前的惡戰，此戰敵軍雖損失遠重於紅軍，但紅四軍也傷亡了兩千多人。衛立煌在這壹戰中因主張堅守，受到了蔣介石的嘉許，不久攻下蘇區的首府金家寨，蔣介石下令改稱“立煌縣”。

在敵軍鐵桶陣的層層合圍之下，紅四軍左沖右突，終難以擊退進犯之敵，在最後壹次軍事會議上，決定向西突圍。1932年8月下旬，紅四軍主力大部在國軍防務較弱的河口壹帶，經過激烈激戰，終於沖出重圍，乘夜在京漢鐵路王家店附近越過鐵路，從此脫離了鄂豫皖蘇區，開始了西行五千裏的長征。

敵機壹直跟蹤紅四軍，國軍根據飛機偵察，緊緊尾追堵截。行進到棗陽縣南面吳家集，紅軍與敵軍爆發了西行途中規模最大的壹場惡戰。

吳家集在棗陽縣南面約九十裏，西距漢水與襄陽約壹百裏，國軍選擇在這個地區，從東南北三面合圍紅軍，爭取壓迫紅軍退到漢水邊，在漢水河邊像射擊鴨子壹樣加以殲滅。

紅四軍在吳家集宿營，國軍乘夜逼近。翌日黎明，兩軍展開大戰。當時處境紅軍極其被動，戰鬥最激烈時，國軍向張繼升、趙新民所在的十八團指揮所猛撲。指揮所前沿，十八團正面壹部約二百多人傷亡慘重，連、排級軍官全部陣亡了，剩下的人員被炮火壓迫，不得不向指揮所退縮。

眼看敵軍蜂擁而至，張繼升立令整理隊伍，所有參謀、政工以及警衛人員加起來只剩三百人了，臨時編組，當敵軍逼近到跟前時，張繼升壹聲號令，這三百名臨時編組的隊伍，猛沖了出去，手榴彈壹通密集的猛擲，硝煙四起，血肉橫飛，敵軍終於是退了回去。

但沖鋒時，沖在最前面的團長張繼升吸引了敵方機槍密集的掃射。趙新民看到張繼升被擊中的那壹刻，整個身體篩糠似的劇烈顫抖，當他沖過去把張繼升抱起來時，張繼升身上已被打穿了幾十個窟隆。

十八團的這次沖鋒，終於在敵軍北線沖出了壹個口子，竟使紅四軍化險為夷，得以乘夜向北沖出了國軍的第壹道包圍圈。當夜，紅四軍循小路疾行壹百多裏，穿過了國軍的第二道防線，但天明時發現向北的去路，又給敵軍堵住了。河南調來的劉茂恩的兩個師，組成了包圍紅軍的第三道防線，只有立即擊潰劉茂恩這兩個師，才能完成突圍。

劉茂恩部沒料到，以為還在百裏之外的紅軍，竟如此突然的就打到了他的跟前。國軍毫無準備，饑疲交加的紅四軍沒費很大氣力，就把劉茂恩部打得鳥獸四散。紅四軍循著北進的去路，又再疾行八九十裏，壹日壹夜總共行進了二百多裏，這才總算是把自吳家集追擊的敵軍，徹底甩在了身後。

這場戰鬥，國軍雖未達到預期目的，但紅四軍也損失了兩千多官兵。除張繼升外，還有多名團級幹部在突圍中陣亡。為了快速脫離火線，壹千多傷兵被迫就地放棄。

張繼升陣亡後，趙新民兼任張繼升的團長之職，這壹團人經過三天兩夜的激烈拼殺，已嚴重減員編制不整，由全軍主攻的前衛，改做了掩護的後衛。撤退時，趙新民站在壹個山包上，睜著血紅的雙眼，看著擔架隊將傷兵集中放置在壹片開闊的草地上。傷兵自知絕無可能再隨軍前進，只有留在這裏了，對於即將面臨隨後而來的敵人的追殺，深感恐懼。

星光黯淡的夜色下，若大壹片開闊的草地，黑壓壓壹千多名躺倒在地的傷兵，為呻吟和啜泣所深深籠罩。擔架隊員和所有馬上要離去的紅軍官兵，無不為之大慟。

趙新民負責護衛的隊伍裏有兩輛滿載的馬車，裝著印鈔廠的印鈔機。趙新民決定就地丟棄印鈔機，改運傷員，但印鈔廠的廠長不同意。

“這是黨組織的決定，妳無權隨意更改。”印鈔廠長說。

倆人級別平級，僵持不下，需要上級領導定奪。領導正為部隊能不能快速脫離敵軍的追擊而焦慮，對於趙新民的節外生枝頗不耐煩。

“趕快出發，敵人就快追到眼前了。這沒有什麽好爭論的，有了錢就能有更多的士兵，就能奪取政權。”領導丟下話，轉身急急朝自己的坐騎走去。

“那麽說，革命就是為了權利了！？”

聽到身後傳來的趙新民的這壹句頂撞，領導好像被什麽擊中似的怔了壹下。他緩緩轉過身，重又走到趙新民的跟前，拍了拍他的肩膀，嘆了口氣，用和緩的語氣說：“唉！跟著走吧，政委同誌。”

趙新民服從命令，整理隊伍護送馬車，上路出發。他自己則留在了隊伍的最後，久久徘徊不忍離去，但最終不能不離去。最後，他和幾名騎兵翻身上馬，向傷兵們行了最後壹個軍禮，策馬向大部隊遠去的方向追去。

在他的身後，傳來了草地上幾聲清脆的槍響，那是傷兵中有人用私藏的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一九三二年十壹月， 經過八十多個晝夜的曲折行程，穿越湖北、河南、陜西、 四川四省，行程五千裏，沿途激戰數十次，翻越巴山天險，紅四軍終於由兩河口進入了物產富庶的川北。

和所有的戰士壹樣，趙新民當時也穿著從沿途補充來的五顏六色汙穢破爛的服裝。腳上鞋襪全無，破布裹腳，早晚都披著破舊的軍氈。手腳凍得裂痕累累，面目黝黑，三個月沒有梳洗的臉上布滿胡須，頭發長亂，滿身跳蚤。但這支看似乞丐壹樣的隊伍，在強烈的求生欲的驅策之下，依然保持了兇狠的戰鬥力，似從天而降的天兵天將壹樣，迅速打下了防務空虛的通江、巴中等川北縣城。

通江縣城不大，城裏卻修有幾條水泥小馬路和壹座精致的中山公園，顯示著當地的富庶。士紳們大多匆忙逃走了，留下壹座座空蕩蕩的高墻大院，其中壹座成為了趙新民的臨時團部。

戰士和參謀人員忙著清理院子，滿身征塵的趙新民背著手，圍著院子壹間間屋子慢慢看過去。在其中壹間的窗戶前，趙新民停下了腳步，他看到了壹架立式鋼琴。他走過去，在琴鍵上彈了兩下，音還是準的。琴鍵和蓋板異常幹凈，色澤溫潤，顯然原來的主人經常彈奏。趙新民在鋼琴前坐下來，隨手彈起了壹首舒曼的夢幻曲，彈得緩慢而極顯生疏。當年，他經常為楊子玲彈這支曲子，爛熟於心，但此刻握慣了鋼槍而又皸裂垢黑的壹雙手，已很陌生與鋼琴琴鍵的觸碰。

舒曼磕磕絆絆的彈到了壹半，另壹首旋律在趙新民的腦海裏漂浮了起來。他閉上眼，任由這首旋律牽引著十指，在琴鍵上來回的跳動。

那是十八歲的他，在趙家大院為楊子玲彈過的那首未完成的曲子，他們曾約定，等他把曲子完成，第壹個就彈給她聽。他壹直未能完成，那旋律也仿佛鎖進了記憶的陳年木箱，再沒有想起。但此時此刻，突然之間，楊子玲俏麗的笑影，北京湛藍的天空，“五四”街頭激昂的人群，趙天寶在上海碼頭向他揮舞的手臂，巴黎塞納河畔明媚的春光，莫斯科深冬漫天的大雪，倒在血泊中的丁久的圓頭布鞋，賀芝華眼中的淚水和哀求，張繼升被機槍擊中時劇烈顫抖的身影，還有夜色下遍野傷兵的啜泣……所有的壹切，在這壹刻，仿似都化作了早已排列好的音符，順著趙新民的指間緩緩的流淌開來。

當最後壹個音符在耳際緩緩隱去，趙新民睜開眼，發現院子裏的士兵都靜靜的佇立著，望著他。

“政委，您彈得真好聽，這曲子叫啥？ ”壹個小戰士問。

“回憶。”趙新民回答。

許多年後，有人曾問趙新民：“長征那麽艱險，妳是怎樣走過來的？”

“跟著走。”他淡淡的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