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ol Duncan〈作為儀式的美術館〉摘要

　　現今的世界是世俗化的世界，而博物館是其中世俗化的發明。如果博物館在外貌上林模王宮或廟宇，難道不只是現代人在品味上仿效古代結構正式的平衡和尊貴感，抑或是這些建築希望能夠將現代藝術社群和已消逝的信仰力量做一個聯結?反對地說法認為，博物館的正門只是通往休閒的場所，而非神聖的儀式。

　　在我們文化中的世俗/宗教術語中，「儀式」和「博物館」是相互對立。儀式和宗教練習聯結─和信仰、魔術、真實或符碼的犧牲、奇蹟式的轉變、或是人無法抗拒的意識改變等等。這些事件和我們認為博物館之內所提供的沉思、學習與鑑賞並不相像。但正如同人類學家指出，在我們自認為是世俗，甚至反儀式的文化中，其實也充斥著儀式的情境和事件，這其中甚少是在宗教情境中發生。[1]

　　博物館並非全然地是以它們在建築學上的援引而類似古代的儀式場所，更主要的原因其實是它們自身也是進行儀式的場所。為了沉思和學習，它的也被期望依循一套特定的禮節。

　　Germain Bazin曾提到博物館「是一個時間停止的廟宇」，遊客進入其中冀圖發現一些能夠給他們「直覺的知道他的精髓和力量」的「間歇性的文化超自然顯現」。Arnold van Gennep提出識閾性(liminality，或譯中介性)由Victor Turner的文化人類學發展此一概念，並將此帶入西方觀點中的審美經驗，識閾性指出一種外在或「穿透或介於正規、日常生活中的取、予過程中的文化和社會狀態」。Victor Turner認為這些儀式能打開一個讓個人可以從實際生活的考量和日常生活中的社會關係中抽離出來的空間。[2]

　　儀式其實也有著表演的元素，任何儀式的場所是一個設計好以便讓表演發生的地方，在博物館中是遊客在表演儀式，博物館中有順序的空間和展示物的安排，它的照明和建築學上的細節提供了舞台和腳本，這種情況在某些方面非常類似中世紀的宗教建物，在那兒朝聖者依循固定的敘事結構路線進入內部，在特定的地點停下來祈禱或沉思。一個充滿著耶穌生平故事再現的步道，因此會誘使信徒在想像中重新經歷那個神聖的故事。同樣地，博物館提供完整的儀式情節，幾乎總是以藝術史的敘述漸次開展一個空間序列。即時當訪客是來參觀一些選擇性的作品，博物館的宏觀敘事結構成為一個給予個別作品意義的框架。

　　博物館佈景本身並不僅是一個結構；它同時也建構它戲劇上的角色。實際上，人們不斷地在某種範圍之內誤讀、混淆或抗拒博物館的線索，或著他們意識、或下意識地根據自己在歷史和心理上的特色，以積極地去發展他們自己的行動綱領。

　　最後，大家總認為儀式的經驗有個目的。它被視為是有轉化特性的：它經由犧牲、嚴格考驗或啟發以給予或翻新地位、純淨化、或重新建立對世界和自我的秩序。博物館儀式所應該產生的有利結果，可以和傳統和宗教的儀式所宣稱的極為相同。展示品越具有美學價值─物品越少以及物品周遭的牆壁越空洞─博物館空間就越神聖化。

　　十八世紀將藝術與審美經驗歸屬於批判的、哲學的主要探討課題，其自身就是一個寬廣和概括地給予世俗話以新價值之潮流中的一部分，就此意義而言，審美的發明可以被視為將神聖精神的價值，轉移到世俗化時間和空間領域的做法。十九世紀，一個國際化的博物館文化堅定的執著於公立博物館的首要責任是針對它的遊客做道德、社會和政治的啟蒙及發展的理念。到了二十世紀這個理念相對的主要理念─審美博物館，開始支配了大多數人的想法。

　　美學理論者賦予識閾性一個哲學的公式：提出它是一個從日常生活中撤出的狀態，一個在進入了抽離生命的瑣碎和重複性的時間或空間的通道。在哲學中，識閾性成為特指的審美經驗，是一個導向或製造某種啟發或轉換的道德和理性失聯的片刻。同時藝廊和博物館的出現，給予審美祕教自身的儀式領域。

Duncan, Carol著，王雅各譯，《文明化的儀式：公共美術館之內》，臺北：遠流出版，。

[1] Mary Douglas, Purity and Danger, London, Boston and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6, p.68.

[2] Victor Turner, “Frame, Flow, and Reflection,”op. cit. (note 1), p.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