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晚期──台籍日本兵

　　台籍日本兵，一般是指太平洋戰爭後期（1942年至1945年）被日本政府招募和徵召服役的台灣人，最一開始，徵召的是非正規軍，甚至可以說是最低階的「軍屬、軍夫」，再來則是「特別志願兵」招募，在1945年初後的全面徵兵制度則是以「志願兵」加入，所以也有「台灣特別志願兵」這個稱呼。

　　作家陳千武先生在1942年時被徵召為「台灣特別志願兵」，1943年9月被派往南洋，在自傳性小說〈活著回來──日治時期，臺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裡，他描述了戰爭的悲歌、慰安婦女遭受的悲劇，還有台灣人與琉球人在日本人的歧視下，自我認同的掙扎。

　　在〈旗語〉這篇小說裡，他描述到，當時台灣青年並沒有義務當日本兵，但可以「特別志願」，就是在巡查督促保正的監視之下，很「特別」的在志願書上蓋章申請。

　　除此之外，當時日本政府為了提升對日本的認同，也推廣了皇民化運動，在沸騰的軍國主義下，形成了不當兵非男人的社會氛圍。

　　而1943年台灣進入「空襲時期」後，更是由於自己居住的家園被砲火波及，使許多人興起保家衛國的意識，讓更多的台灣青年參軍。

　　不管是受到社會氛圍或是皇民化運動的影響，或是「不是出於自己意願的『志願』兵」，都使的許多台籍兵在戰爭結束後，面對到日本和台灣已分屬不同國家，甚至是處於敵對關係，產生了權益補償和歷史定位都萬分尷尬的問題。

　　太平洋戰爭開戰時，軍衣改用新式的九八式軍衣，此外，因為戰線往南方擴大，也開發出熱帶用的防暑衣。通常在電影裡常見的日本兵幾乎都是這個時期的軍裝。

　　便帽，漢字寫作「略帽」，是一般士兵最常在照片裡出現的帽子。另外較常老照片看到的還有一種戴在便帽上的「九零式鐵帽」，是在野戰時防暑與保護用，馬來亞戰線的士兵還會裝上偽裝網更方便在叢林中移動。

　　另外，南方戰線最必要的配件就是「帽簾」，漢字寫作「垂布」，在昭和十三年時跟著所謂「防暑衣」一起設計出來的，是太平洋戰爭時，南方戰線日本兵的特色之一。

［#星章＋#軍階］

　　便帽中央有一個星章，用來標示士兵與軍官的差異，軍官是金線鑲有金線的五角星，我們畫的一般士兵則是夏山茶形狀。

　　一般而言軍階的階級章，是鑲配在領口的開襟上，但大部分志願兵出征前的照片裡都尚未配上，因此我們這邊作畫時也保留此特徵。

　　在二次世界大戰開戰前，日軍穿著多為「昭五式軍衣」，特徵為皆職章在肩膀上，並且有著類似於詰襟的立領，領口還有不同的顏色話分兵科，有些日本兵即使在之後換裝也持續穿著這套軍裝。

　　台灣志願兵大多在太平洋戰爭之後被徵召，此時的軍裝已經改制為「八九式軍裝」了。領口改成翻領，而南方戰線的士兵們更是穿著防暑衣（軍官）或夏用襦絆（一般士兵）。腋下有設計通氣孔，領口也轉為開襟式，更方便散熱。

［#背帶＋#彈藥盒］

　　太平洋戰爭時的個人裝備包括：攜帶式帳棚（可作為斗篷使用）、九八式外套、背囊、水壺、雜物包、被甲囊（內裝防毒面具）、飯盒、刺刀、彈藥盒等等。

　　但未將行軍時全身裝備佩戴上的話，主要軍裝是雜物包（右肩背帶）、水壺（左肩背帶）、刺刀、彈藥盒這幾項。彈藥盒前面加上沒畫出來的後面總計有三個，前面兩盒將蓋子往前打開，可收納六個插彈子，共計三十發；而後盒則可收納十二個插彈子，共計六十發。

　　配戴軍刀是許多人對日本兵的印象，一般而言軍刀是以軍服上的劍衣扣固定住，但刺刀也會時常安裝在三八式步兵槍前頭。三八式步槍全長127.6cm，再加上30式單刃刺刀後就可達166.3cm，這把槍最大特徵就是它的長度，和零式戰鬥機一同普遍被視為日本軍隊的象徵。

　　腳絆又稱綁腿，在長時間行軍之後，能夠防止血脈下積而引起的漲疼，在熱帶、亞熱帶地區的山地行軍中可能存在螞蝗等動物，綁腿能夠防止螞蝗進入士兵的褲腿管，通常軍官是使用「革腳絆」（皮革製），或甚至是長靴，但一般士兵還是使用布腳絆居多。

　　軍用分趾膠鞋是屬於日本軍隊的特色，在大拇指與食指有特別分開，據說是為了配合日本人穿木屐的習慣，通常會在入伍時發放一雙，但之後要更換則要價不菲。

　　在《我啊！一個台灣人日本兵簡茂松的人生》一書中，用日本記者的視角，描述了一個如今生活在日本，曾經歷二戰的台籍日本兵的尷尬與痛苦。

　　簡茂松在一九二五年出生，七歲時就讀公學校，每天在校長指揮下升太陽旗、背誦歷代天皇名字，隨著皇民化運動的推行，年幼的他也相信成為好皇民是應該的。也因此這樣，十五歲時，他改名為竹永茂松，並在兩年後錄取了日軍台灣軍司令部的軍屬。

　　那是他當時曾說過的話。

　　直到一九四五年後日本成為戰敗國，美、英等同盟國開始追究日本的戰爭罪犯。他以戰犯被判了五年徒刑，然而，當二十六歲的竹永茂松服刑期滿遣回日本後，赫然發覺他被排除日本國籍，也拿不回存在軍郵局一千五百日圓的存款。

　　然而此時，台灣正逢白色恐怖時期，家屬擔心他的安全勸阻他返鄉，原先以為只是短暫駐留的日本，最後竟停泊半世紀之久。

　　生在和平年代的我們，或許很難想像他們接受的是什麼樣的教育，也無法體會當時的社會氛圍，他們一出生就是日本人，接受日本教育，為日本貢獻最寶貴的青春與血汗，好不容易活著從戰場回來後，卻突然變成了「打了八年抗戰的中國國民」。

　　如果說大時代的變動是歷史的悲劇，那如今追究起來，也無法說是誰的錯。

　　在這篇簡短的文章裡，礙於篇幅無法說明太多，若有餘力，可以閱讀周婉窈老師的〈日本在台軍事動員與台灣人的海外參戰經驗〉，裡面有更多台籍日本兵的認同與當時社會背景的描述；而許俊雅老師的〈記憶與認同──台灣小說的二戰經驗書寫〉，則摘錄了許多台灣小說描述戰爭的可怖經驗。

　　讀完這些資料，深感時代與戰爭對於我們這些未曾活過半世紀的人太過龐大，不知道該用什麼話來為這篇複雜哀愁的文章做結，就在這邊引述周婉窈老師在文末最後的話吧。

委託繪師：顏文字

參考資料：上田信《二戰軍裝繪畫技法&資料集》、周婉窈〈日本在台軍事動員與台灣人的海外參戰經驗〉、陳千武〈活著回來──日治時期，臺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我啊！一個台灣人日本兵簡茂松的人生》https://reurl.cc/EKLz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