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nah Arendt《人的條件》書摘與心得初稿

　Hannah Arendt書中所述：所謂「行動生活」(vita active)，我打算用以指稱三個根本的人類活動：勞動、工作和行動。它們之所以是根本的，那是因為它們各自對應到人們擁有塵世生命的基本條件。

　　勞動是與人體的生物過程對應的活動，它的自然成長、新陳代謝以及最終的衰敗，都服從於由勞動產生的生命必然性，也由勞動灌注到生命過程裡。人的勞動條件就是生命本身。

　　工作是和人類存在的不自然性對應的活動，人類的存在並沒有被植入種屬不斷重複的生命循環裡，那樣的生命循環也沒辦法補償人的終將一死。工作提供了一個事物的「人造」世界，和所有自然環境迥然不同。在它的界限內，每個個體生命都得到安置，而這個世界本身則應該比萬事萬物更久遠而且超越它們。俗世性是人的工作條件。

　　行動，人們彼此之間唯一不假事物之中介而進行的活動，則是對應於人的多元性(plurality)條件，也就是說，住在地球上、棲身於世界裡的是人們，而不是單一的人。雖說人的條件的所有面向多少都和政治有關，這個多數性尤其是所有政治圈的條件—不只是必要條件(conditio sine qua non)，更是充分條件(conditio per quam)。羅馬人或許是我們所知道的最熱中政治的民族，在他們的語言裡，「生活」同義於「處於人群之中」(inter homines esse)，而「死亡」則同義於「不再處於人群之中」(inter homines esse desinere)。但是就其最根本的形式而言，就連《聖經．創世記》裡也隱含著人的行動條件(「他造了他們，有男有女」)，如果我們了解到，此處創造男人的故事原則上有別於另一處的說法，也就是上帝最初創造人(亞當﹝adam﹞)，用的是「他」而不是「他們」，因此人類的眾多是開枝散葉的結果。如果說，人們是同一個模型的無限複製品，所有複製品的性質或本質都相同，而且和其他事物的性質或本質一樣可以預測，那麼行動就會成為不必要的奢侈品，一種對於普遍的行為法則反覆無常的干預。多數性是人的行動條件，因為我們每個人都一樣，也就是說，我們都是人，而沒有任何一個人和在過去、現在、未來存在的人完全相同。

　　這三個活動以及和它們對應的條件，都和最普遍的人類存在條件息息相關：誕生和死亡、出生和必朽性。勞動不僅保障個人的存活，也維繫了種屬的生命。工作及其產物，人造物，則是為凡人生命的虛度以及人類時間的稍縱即逝賦與了一種恆久性和持續性。至於行動，由於它致力於開創且保存各種政治體，創造了回憶或即歷史的條件。勞動、工作，乃至於行動，也都植基於出生率，因為它們的任務是基於預知和猜想，為了如陌生人一般誕生到世界來的新生兒提供且保存這個世界。然而，這三者當中，行動和人的誕生條件關係最緊密；世界之所以會感覺到內在於誕生裡的新的開始，那是因為新生兒擁有重新開創某些事物的能力，也就是行動。就這個主動性的意義而言，所有人類活動裡都有個行動的元素，因而也有誕生的元素。再者，由於行動是最典型的政治活動，因此，有別於形上學思想，政治思想的中心範疇是誕生而不是死亡。

　　人的條件絕不僅止於使人們誕生的種種條件而已。人是有條件的存有者，因為他們所接觸到的一切，都會立即變成他們的生存條件。「行動的生活」在其中消耗自身的世界，包含了由人的活動產生的事物；但是只因為人類才存在的事物，卻一直在限制創造它們的人類。

　　除了讓人類得以在世間誕生的條件以外，人一直在創造他們自己設定的條件(有一部分是根據那些條件)，雖然這些條件源自於人類而且有其變異性，卻擁有和其他自然事物相同的限制力。任何觸及或踏入與人類生活的永續關係裡的事物，都直接挑起了人類生存條件的角色。此即為什麼不管人怎麼做，總是有條件的存有者。任何自行踏進或因為人的作為而被拉進人類世界的事物，都成了人的條件的一部分。世界的實在性對於人類生存的衝擊，會被感受和接受為一個限制性的力量。世界的客體性—它作為對象或事物的性格—和人的條件是互補的；因為人的存在是有條件的存在，所以不可能沒有事物，而如果事物不是人的存在的限制者，那麼它們就會是一堆不相關的物件，一個「非世界」(non-world)。

　　請不要誤解：人的條件不同於人性，而和人的條件對應的人類活動和能力的總和，也不會構成像人性那樣的東西。因為不管是我們在此討論的，或是擱置不談的，例如思想和理性，甚或是所有這些的細心列舉，都不構成人類存在的基本特徵，也就是說，沒有了它們，這個存在就再也不是人的存在。就人的條件而言，我們所能想見的最澈底的改變，大概是人從地球移民到其他行星上吧。這樣的事不再是完全不可能的，它蘊含著人會必須在完全人造的條件下生活，而和地球提供他的條件截然不同。不管是勞動、工作、行動，甚或我們所理解的思考，到那時候就再也沒有意義了。然而這些來自地球的假設性的漫遊者，他們仍然是人類；但是就其「本性」而言，我們只能說，他們仍舊是有條件的存有者，即使他們的條件現在大抵上都是自己設定的。

　　人性的問題，奧古斯丁(Augustine)所謂「我成了自己的問題」(quaestio mihi factus Sum)，不管就其個體心理學或一般哲學的意義而言，似乎都是無解的。我們可以認識、規定和定義周遭不同於我們的所有事物的自然本質，卻不太可能對我們自己也那麼做—那會像是要擺脫自己的影子一樣。再者，我們也沒有理由假設說，人擁有一個本性或本質，就像他擁有其他事物一樣。換言之，如果說我們有個本性或本質，那麼唯有一個神(god)可以認識和定義它，而第一個先決條件則是他必須能夠談論一個「誰」，就像它是個「什麼東西」似的。這個混淆在於人類認知的模式，可以應用在具有「自然」性質的事物上，包括作為發展程度最高的種屬的我們自己，可是當我們問到「那麼我們是誰？」時，這些模式就行不通了。此即為什麼許多定義人性的嘗試，都不約而同地回歸到某個神性的解釋，也就是哲學家的神，細觀之下，自柏拉圖以來，它一直顯現自己為一種柏拉圖式的人的理型。當然，將這種關於神性的哲學概念揭穿說它只是人的種種能力和性質的概念化，那並不是證明上帝(God)不存在，甚至連論證都算不上。然而各種定義人性的嘗試總是歸結到一個讓我們覺得像是個「超人」而等同於神的理念，這個事實也使我們不得不懷疑是否真的有「人性」的概念這回事。

　　另一方面，人的存在條件—生命本身、誕生和死亡、俗世性、多數性以及大地—從來不能解釋我們是什麼，也沒辦法回答我們是誰的問題，理由很簡單，因為它們從來沒有絕對限制我們。有別於同樣探討人的科學—人類學、心理學、生物學等等，這一直是哲學的意見。但是現在我們差不多可以說，就連科學也已經證明了，雖然我們現在生活在地球的條件下，以後也會，但是我們不再僅僅是和地球緊緊綁在一起的生物。

　　Hannah Arendt認為與其討論人是什麼，不如討論人的條件。人都在做什麼?Arendt指出三個根本的人類活動：勞動、工作和行動。　　

　　我們身體的勞動和我們雙手的工作，勞動是私人事情，工作是公共事情。勞動：人為了自己活著，為了我們身體的運作，人跟動物的共存條件，這條件阻礙人之為人的自由。工作是一種創造與製造，人從自然中獲取材料，並將這材料改成人造物，如今人都生存在人造世界之下。行動：人與人交互的條件，人和人具有平等和差異的兩種表現，有對象，有其他人在場才能呈現，因此行動屬於公共領域。人開始行動就會對它人產生影響，這影響就是權力，人以言說和做事的方式聚集在一起那麼權力就會顯現，有人群的地方就有行動，行動產生權力、權力就是人的條件，自然就產生政治和社會。

　　對沉思的排除，為了知就必須要做，工作戰勝行動，工匠被追捧，對自然的改造與超越成為最高的目標。勞動戰勝工作，信仰的消失，生命變成最高準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