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閱讀通信】〈疾病書寫：剝除迷思歧視，還原病的面貌〉 / 沙貓貓

──《疾病的隱喻》，蘇珊．桑塔格

──韓森（FOLKE HENSCHEN，瑞典病理學家）

從人有生命伊始，尾隨在後的幾樣事物，不外乎是，病、老，以及死亡。病，輕者會讓肉體、精神感到不適，久病或轉苛則苦，更甚者，可奪人性命；此外，依據病的性質不同，牽涉到罹病的時間長短、人口數量、規模，小則僅限於個體生命受到威脅，嚴重者可致使一個民族、整個國度覆滅。因而，對於疾病所引起的，小至個人，大至社會、國家的種種徵狀，人類所能想到的辦法不外乎是「消除」與「控制」。

然而，倘若我們從疾病的歷史面來看，將會發現，「消除病徵」，抑或「消除病人」，「控制病情」或是「控制病人」，這兩者的思維其實非常相近。尤其，對於那些以貫有的醫療措施無法治癒的、無法控制的、致死的，或者具有高度傳染性的疾病，「控制病人」，往往成為必要的手段。

史上造成極大規模人口死亡的疾病，首推「瘟疫」。從病源區分，則有傷寒、鼠疫、天花、痲疹、霍亂、流感病毒……等類型。這些病毒造成的死亡人口數，少則數十萬，多達數千萬人；尤其以鼠疫最為嚴重，史上三次大流行，導致數千萬人死亡，甚至造成社會、政治結構急遽改變、經濟活動停滯。雖然現行絕大多數的傳染性疾病，在世界許多地區都已經聲稱「絕跡」，然而，以台灣地區為例，最後一次發現鼠疫蹤跡，也不過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

鼠疫絕跡了嗎？或者說，在鼠疫絕跡的現代，還有什麼樣的事件是能夠造成像瘟疫災難般的大規模死亡呢？卡繆的長篇小說《鼠疫》（或譯《瘟疫》），以完全寫實的手法，敘述了一個因爆發鼠疫而被封鎖的城市。他將年代設定在1940年代，北非的阿爾及利亞。即便歐洲在中世紀曾經籠罩在黑死病的陰影裡，但時間與空間的距離軸拉長之後，人們對於病源的初始徵狀，毫無所感。一隻老鼠死亡，那沒什麼，數百隻老鼠死亡，情勢還在控制中，直到每天出門處處可見到鼠屍，人們才開始驚慌起來。然而，當政府宣稱已經蒐集了約八千隻老鼠時，隔天突然又公布，鼠害已經驟然停止。

小說，從這裡才剛要開始。

人類可以多麼「健忘」？《瘟疫》裡，當人們開始一一猝死，醫生回想起歷史上那些災難的場景，每一個災難的開始，也都可能是在那樣尋常、寧靜、平凡的日子裡所開始的——無論是疾病，或是戰爭。而對抗瘟疫的場景——圍城裡的生活與死亡，竟與戰事陰影底下的生活如此相似：身旁的人不知何時會消失、死去，而日子得繼續過，無論歡唱、買醉或者堅守一個小小的崗位度日。

2003年，在全球各地傳出的SARS疫情，一開始也只是以類似肺炎的樣貌出現。然而，它其實是一種會引發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的感染疾病，蔓延迅速，當時不只是台灣，包括中國、香港、加拿大、新加坡都有數百至上千人感染，有10~15%致死的病例。令台灣人至今記憶猶新、聞之色變的原因，跟政府以及醫療體系處理的方式，有相當大的關係。由於當時SARS病例判斷困難，醫院在發現疑似病例時未能隔離，最後導致台北市立和平醫院，因爆發院內感染而遭封院，凸顯整個衛生體系防護措施的粗糙粗暴，引發民眾、輿情極度恐慌。

將患者「隔離」，加以觀察，是衛生體系中為了防止疫情進一步擴散常用的手法，對於「正常人」來說，似乎沒有什麼不對勁。至於被隔離的患者經歷何種內在歷程，以及，在這段時期，由於與社會形同斷絕往來，對於被隔離者的身心，是否會產生影響，往往已經不屬於治療、控制這個病症所關切的範疇。循著同樣的邏輯，當疫情擴延迅速無法控制之時，「圍城」，也常常成為「必要」的手段：將確認已患病的、跟疑似患病的，以及可能會患病的都關一起，與絕大部分的「正常人」隔離開來。

對於疾病的恐懼，像一把利刃，將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互助、相互倚賴存活的現狀狠狠劃開。由於恐慌、無法可施，人們急於擺脫病的威脅，也常常變成「擺脫病患」。薩拉馬戈的小說《盲目》，將人面對危機處境時的自私、欲望、貪婪、暴力、無情，描繪得驚心動魄令人不忍卒睹，卻也在這樣的境地裡，看見人類愛的極致表現。在小說裡，一種不知名的「白盲症」，透過不知名的原因迅速蔓延傳染，瞬間奪去人的視力，從醫療體系到整個國家都束手無策。國家潰決、軍隊瓦解、制度完全失效，金錢成為糞土，人人為求眼前的溫飽存活，不再信任彼此，彷彿回到原始時代，在儼然成為廢墟的城市裡四處劫搶僅有的食物，教會亦失去心靈庇護的功能，人們不再禱告。在所有的道德準則、制度，甚至連信仰都全然崩潰的殘酷地獄裡，去何處尋找救贖？

「盲目」的病，要如何治癒，沒有人知道。而更諷刺的是，因為「病」而在人與人之間所造成的隔閡、誤解、污名、恐懼……，這些強大的疆界被打破的可能，竟是要到每個人都落入同樣境地、罹患相同的病之時──這不難想像，只是很難發生在現實生活裡。對於病，人們寧願抱持「不會是我」的心態，遠遠大過於「假如是我」的同理心。因此，亟欲將自我排除在「病」的可能之外的方法，不外乎是透過各種方式，讓自己遠離病因──這其中，也包括將自我與病人隔離（心理上或生理上皆然）。

真正的病因，或者說，「病」真正的樣貌，往往被擱置，甚至被想像、誤解、放大。在《疾病的隱喻》裡，蘇珊．桑塔格有極為精闢的見解。「我要描述的不是移居到疾病王國、住在那兒的真正情狀，而是與那情境相關的幻想：不是疾病真正的樣子，而是人們對它的想像。我的論題不是疾病本身，而是疾病被用為隱喻。我的觀點是疾病不是隱喻，考量疾病的最誠實方法是避開隱喻性的思考。」（頁9）

桑塔格書中提到的，被「隱喻污染的病」分別是：結核病、癌，以及愛滋。對於疾病的不了解，創造了對「病」的迷思與恐懼，反之亦然。結核病這個古老的疾病，跟人們一度對於癌症的恐懼一樣，都曾是難以啟齒的、神祕的病：「任何被視為神祕、令人害怕的病都會被認為具有傳染性。因此，許多罹癌的人發現自己被親友排斥、成為家人隔離的目標，彷彿癌是傳染病似的。」（頁11）。然而，到十九世紀，醫療對於結核病的更新認識，迷思開始破解，而隱喻也取得了另一種外衣──結核病被浪漫主義者催化，想像成一種浪漫的疾病，「結核病人被想像成性欲強，並散發超凡誘惑力」（頁18），而結核病人的面容，則被視為一種流行、時髦。

到廿世紀，疾病迷思先是環繞著癌症展開，接著則是愛滋。譬如，認為癌症是一種「感情不足的病，折磨那些在性方面壓抑、抑制、無活力、無能表達憤怒的人。」（頁30）桑塔格認為，這種將疾病的成因，歸諸於病人自身的心理因素，或者認定藉由精神、意志能夠療癒疾病（頁71），都會使得真正的病因與治療方法被懸置。而描述癌症的語言，多帶有負面的隱喻，並以軍事化的語言描述治療的歷程：「向癌宣戰」、「消滅」癌細胞、「征服」、「戰勝」癌症……等等，癌治療儼然成為一場聖戰，「只要許多黷武思想附著於癌敘述／治療，癌隱喻對於愛好和平者就是相當不適當的隱喻。」（頁102）將癌症治療譬喻成戰爭，或者將病患視為受害者的另一層問題在於，這些軍事化的語言與隱喻中蘊含了暴力，致使癌症這個疾病再度被污名化，「癌不斷被醜化成邪惡象徵，罹癌的人一聽到癌的名字就被嚇得魂飛魄散。」（頁101）

癌症之後，另一個被高度污名化的，就是愛滋病。由於AIDS是透過性交、血液感染，因此它經常成為道德嚴厲批判的對象：「它是放縱、犯罪──耽溺於非法化學藥品及不正常的性。」（頁128）。然而，愛滋病也能透過母體垂直感染、輸血感染，污名化的結果，迫使愛滋病患者必須對親人、對社會隱蔽自己的病，以免被歧視。此外，AIDS病毒緣起於非洲的說法，也牽涉到種族歧視：「在關於AIDS的地理起源的思考中有種族歧視的成分……」（頁152）即便當代醫療對於愛滋病的成因、感染途徑、治療都持續有新發現，然而愛滋病的污名與歧視，迄今並未能完全退去。

愛滋病在美國發現至今逾三十年，由於它在全球蔓延的速度以及高致死率，成為上世紀迄今，新興的大型流行疾病，各國無不將愛滋病的防治列為衛生安全重點項目——而愛滋病的去污名化，亦是其中一項。值得注意的是，污名的源起，往往是先由標籤化所致。在追溯愛滋病的病因時，當局經常將若干特定邊緣族群鎖定為愛滋病的高危險群。這些族群在社會中，往往本身就處於邊緣、弱勢，或者已經背負著道德上的污名，愛滋病防治的宣導，令他們的弱勢處境變本加厲，等同再度被社會隔離或者驅除。

對於疾病的歧視與恐懼，並非所有地區都相同。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對不同疾病的認識，有其自身的脈絡與軌跡，在原先毫無疾病歧視的地區，反歧視計劃的介入，反而會導致疾病的標籤與污名化。《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一書裡，學者劉紹華藉由進入中國四川昭覺縣利姆鄉，對諾蘇族人的研究，帶出疾病在全球與地方的關係。在她的駐點研究裡注意到，中國與國際組織合作的愛滋病防治計劃，同時附帶的去污名化項目，反而轉變諾蘇族人原先對愛滋病的態度。「原本對愛滋沒有歧視污名的諾蘇族群，反而透過不斷強調的反歧視計劃，對此疾病產生了負面詮釋與恐懼，開始出現污名化現象。」（頁267）忽略地方因素、無差別的愛滋病介入計劃，在劉紹華的研究裡，得以瞥見疾病的污名是如何被建構、標籤化，並且因為國家醫療機構移植西方論述，忽略地方傳統文化的複雜因素，而遭遇困境，甚至失敗。

曾經罹癌的桑塔格，因為癌症的污名化使得她寫下《疾病的隱喻》一書，要脫去這些隱喻的外衣並不容易──至少，她認為，在「病」尚未被足夠瞭解、治癒率未能提高，未能改善治療方法之前是困難的。對桑塔格而言，理解社會從各個層面如何看待這些病，並剝去這些隱喻，平息想像，才能改變對於這些疾病的觀念，使得病本身，被正確的看待。然而，身處全球化的影響之下，像愛滋病這樣作為國際衛生防治的首要議題，在進入不同國家，觸及到不同社會文化背景的族群時，隱喻究竟是存在而待剝除，或是反向的被強加其上，值得我們注意與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