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河小說《雍正皇帝》中的謀士人物形象

歷史小說家二月河的“落霞系列”小說曾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文壇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其中《雍正皇帝》一書爭議頗多。不少專家學者從歷史的角度對書中塑造的雍正皇帝形象提出了質疑，但對書中謀士文人形象的研究卻不多。本文主要針對《雍正皇帝》書中所涉及的文人士子形象進行分析，總結不同類型文人形象的特徵及其塑造方法，並以此揭示不同文人形象的儒家文化蘊涵，突出作家二月河獨特的創作理念，指出其文人形象內在的文化心理及其由此帶來的藝術魅力。

歷史小說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往往寄託了作家的美好願景，“二月河的小說有意識地進行了歷史的人化、內化的探索”，其在小說《雍正皇帝》中精心塑造的鄔思道、張廷玉和方苞三位理想主義的文人形象，就是作家融合了自己的主觀傾向，對歷史的深入探索與整理。

小說一開篇便將鄔思道這個人物的身世全盤托出，攪鬧科場的故事既增強了人物的傳奇色彩，又凸顯人物骨子裡的反叛意識。相比當年的書生意氣，此時的鄔思道多了幾分沉穩與疲倦，“玉堂意消豪氣空，可憐愁對虹橋東。當年徒留書生恨，此日不再車笠逢”道出了人物內心的無奈與世事多艱的感慨，可是接下來發生的一幕卻令讀者歎為觀止。鄔思道與揚州太守車銘的交鋒是開篇最為亮眼之處，作家把一個飽經滄桑但卻初心不改的文人士子形象生動地勾畫出來。面對車銘的奚落與嘲諷，鄔思道找準話頭反戈一擊，一番話倒叫車銘無所適從。與車銘的爭辯既不悖法理，又盡顯機巧，借車銘的話說：“你依舊如此陰損！”“陰損”二字的評價正與雍正的“陰鷙”暗合。

在奪嫡之戰中，鄔思道能站在康熙的角度總攬全局，審時度勢。作為帝王身邊的近侍智囊，鄔思道與張廷玉一樣都有洞察人心的本領，只不過張廷玉是看破不說破，鄔思道不僅要說，而且一出言便擊中要害。同為揣摩上意，鄔思道也不同於張廷玉和方苞。如果說張廷玉和方苞領會上意靠的是“悟”，那麼鄔思道則佔一個“算”。

無論是上整頓吏治的條陳，還是進呈四阿哥的窗課本子，鄔思道為胤禛出的每一個主意都算準了康熙的心思。魯迅評諸葛亮：“狀諸葛之多智而近妖”，這一個“妖”字安在鄔思道身上是再合適不過了。

如果說鄔思道是作家二月河架空演繹的文人形象，那麼“三朝元老”張廷玉則是作家據史加工塑造而成的。從歷史上看，張廷玉這位清朝唯一配享太廟的漢臣，後人對其評價並不高，不少人認為張廷玉只是皇帝身邊負責抄錄的秘書，無太多建樹，因此他最終的名分與其自身的才華和功績並不相符。可是作家二月河在塑造人物形象時卻採取了一種“逆向思維”，以人物的名分為參照來匹配人物的能力與功績，既凸顯張廷玉為人謹慎這一性格特點，又挖掘出人物機敏、沉穩、忠誠、老練等諸多特質，於是一個老成謀國、深諳世故與帝王心術的文臣典範便應運而生。

儒家的忠君思想在二月河的作品中多次展現，但作家對此又進行了主觀化的改造。他認為“忠”的觀念並非豫讓般的奮不顧身，因此他在塑造小說中的理想文人形象時，剔除了愚忠的部分，讓他們在匡君輔國的同時，又儘可能地周全自身。

“萬言萬當，不如一默”是張廷玉緊守的箴言，這也使得他總能在最合適的時間說最合適的話、做最合適的事，更重要的是能在感知到危險的來臨而及時脫身事外，避免引火燒身。這種處事謹慎小心的品格，也是二月河為“居廟堂之上”的文人士子所精心貫注的理想形象。

相較於張廷玉，歷史上的方苞主要以學術聞名於天下。方苞因為戴名世的《南山集》作序被株連入獄，後經重臣李光地極力營救才免死出獄，並以平民身份進入南書房做皇帝的文學侍從。二月河淡去了方苞在文壇上的光輝亮麗，轉而凸顯其以學術見諸政事的政治才能。

儒家講“學而優則仕”，作為清代大儒的方苞因其特殊的經歷，自然成了作家極力塑造的文人典型，並且給予了他一個特殊的身份——帝師。“這個人，萬歲物色到身邊又不給實缺職份，說不定萬歲就是專一請他料理家務的”。從鄔思道的表述裡可知方苞一個漢人能夠參定滿族政權家事，其地位非比尋常。與張廷玉和鄔思道一樣，方苞身上也具備傳統理想謀士所必須擁有的能力，即“善進言”。方苞能從情、法、理多重角度思考問題，權衡利弊，周全各方，但是進言方式卻與張廷玉和鄔思道二人不同。方苞進言時話語不多，卻有畫龍點睛的功效，在協助康熙參定接班人時，僅用“觀聖孫”三字便讓康熙釐清了傳位應遵循的思路。

才思敏銳、博學多識、善於揣摩人心又能明哲保身，這是作家筆下理想文人共同的特點，其中貫穿的創作理念便是傳統儒家文化中的“中庸”思想，這也是二月河在作品中多次提及並論證的。鄔思道陰損卻不失剛正，張廷玉緘默又深明大義，方苞光明正大又心思縝密，通過對三名理想文人的塑造最終體現出作家對傳統儒家思想內核的表達。

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小說有著很強的民間氣質，他創作的文人形象大多是具有現實意義的，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渴望發跡的傳統讀書人。在小說《雍正皇帝》中，田文鏡與李紱是作家極力塑造的兩名傳統儒家弟子，可二人的入仕和為官之路卻截然相反。二月河通過對比的方式將傳統文人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真實地呈現在讀者面前，雖然發跡之道不同，可匡君輔國的目標卻是一致的。

同是投身仕途，李紱與田文鏡走了兩條不一樣的路，二人在為官之後的所作所為也正好相反。論其官聲，田文鏡似乎很不受同僚待見，其刻薄猜忌、心狠手辣的秉性倒與雍正暗合。相比于田文鏡，同為清官的李紱卻是另一類傳統文人的代表，此類文人在封建社會的中後期佔據著主導地位。如果說田文鏡的陰損刻薄是秉公執法的體現，那麼李紱的不近人情卻是包藏著私心。自康熙五十六年入京待選，李紱便以讀書養氣自矜，不肯結交王公貴族，以自甘清貧、廉潔持重的面目示人。因此在科場舞弊案發生之後，雍正只委任李紱一人為主考官，看中的就是他的清正廉潔。可是李紱的清廉中卻暗藏著一個“名”字，這也是傳統文人所極力爭取與維護的，李紱便是其中的代表。

對於李紱和田文鏡，作家雖然表達了自己的喜惡，但是並未一味地拔高和貶低，而是通過客觀的陳述從而對人物加以刻畫。田文鏡雖不貪慕虛名，卻一味迎合雍正的心思；李紱雖清廉儒雅，卻極力維護自己在士紳和百姓中的形象，從而收買人心。二者雖然手段不同，但是渴望功名顯達的目標是一樣的。二月河藉此表現出了傳統文人對仕途的熱衷，也是對儒家“學而優則仕”觀念的呈現。

劉墨林是由作家完全虛構出來的文人形象，這一形象的創造不僅促進了小說情節的發展，更是對古典世俗小說中“倡優士子”故事模式的借鑑與發揚，填補了小說中文人圖譜的空白。才子配佳人是古代文學作品中津津樂道的話題，深受明清世俗小說影響的二月河讓這一話題在劉墨林身上得到了延續，並通過反差對比，移花接木等手段構築了古代文人士子的理想願景。

在《雍正皇帝·雕弓天狼》的第十五回，二月河借湖廣按察使李維鈞的口將劉墨林科場不第的往事和盤托出，“一個活東方朔，生不逢時，竟成了個秋風鈍秀才”，一句略帶嘲諷的話語點明瞭劉墨林詼諧風趣的個性以及此時的落魄境地。隨後作家又借胡期恆之口巧妙地引出了名妓蘇舜卿，並通過對幾人之間文字遊戲的描述，將一個精通琴棋書畫四手絕活的“京師頭號神女”鮮活生動地呈現在讀者面前，為下文劉墨林與蘇舜卿“倡優士子”的故事模式做足了鋪墊。除了虛構的情節和經歷外，二月河還從明清小說及古代人物的奇聞軼事中挖掘素材，加以借鑑和改寫，以此賦予人物更多趣味性。在小說中，作家多次描寫劉墨林與同僚玩笑嬉鬧的場景，如劉墨林說曹文治的夫人已經晉封為光華夫人，化用了雍正賜給張廷玉的一副楹聯，“皇恩春浩蕩，文治日光華”。這些“葷段子”多出自清代大學士紀曉嵐之口，二月河在此借用，將劉墨林塑造成了“東方曼倩之流”，與文覺和尚的“六根之辯”也堪稱精彩。

在古典世俗小說中，“才子佳人”的話題一直是被人關注的，許多作家為了滿足自己內心對功名和愛情的渴望，往往會以一個大團圓的結局來收尾，這也契合了讀者的閱讀心理。可理想終究是理想，二月河通過對劉墨林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將人們從美好的幻想中驚醒。

劉墨林的才思與詼諧見小而不見大，只可用於文墨之事，對國家事務以及帝王心術的猜想與揣測就遠不如內閣首輔張廷玉。年羹堯出征西北半年未交一戰，在表面上雍正對年羹堯並不存疑，劉墨林也對此毫無察覺，可老謀深算的張廷玉卻深知雍正多疑的秉性，實際上雍正已對年羹堯心存戒備。在歎服張廷玉心思縝密的同時，也可以看出劉墨林對朝政認識的淺薄，這為其之後的悲劇結局埋下了伏筆。

此時的劉墨林已經深陷黨爭，成為雍正手上的一枚棋子，而這枚棋子的使命就是被對手吃掉，以便讓朝廷有所警覺。“一樣是死，就不如死於國事。”大難臨頭之際劉墨林才幡然醒悟，他深知年羹堯的毒辣，更深知雍正的陰狠，即使自己逃得掉年羹堯的毒手，也一樣逃不掉雍正的殺戮。

“為樹年大將軍光復大明偉業之志，你犧牲得值。”這是劉墨林臨死之前汪景祺對他說的話，可是如果站在雍正的立場考慮，能夠拔掉年羹堯這顆釘子，犧牲一個劉墨林又算什麼呢？深陷黨爭的“秋風鈍秀才”終究難逃殺身之禍。看似完美的人生歷程，終究逃不過現實的摧殘，前後的反差對比更能彰顯出現實的冰冷與殘酷，連鄔思道這樣的“國士”想歸隱山林尚且不能，劉墨林這樣的小角色註定只能是歷史浪潮中的一粒沙土。

自“落霞三部曲”問世之後，不管是史學界還是文學界，對這部小說的定義大多是歷史小說，其中作家在《雍正皇帝》中塑造的雍正形象甚至對史學界產生了不小的影響，這也為其帶來了很多質疑。二月河先生在《我對〈雍正王朝〉有微詞——論帝王系列與〈紅樓夢〉》一文中曾對此做出辯解，認為自己的小說並非外界所描述的那樣，是為某個歷史人物站臺甚至翻案，他將自己的小說僅僅歸為世俗小說，與歷史和政治劃清界限。當然，在小說的創作過程中會不可避免地融入作家的主觀意識，正如《淺析〈雍正皇帝〉中道德傾向與平民化傾向》一文中說的那樣：“創作主體的當代隱性意識一定程度上會左右作者對歷史事實的態度。”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時常常帶有不少虛構和想象的成分，也正因為如此，二月河筆下的人物才如此的鮮活生動、特點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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