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美中關係史討論會：結束"大偏離"時期--1/2

2006美中關係史討論會：結束"大偏離"時期--1/2

【Comment】
外交語言，是好聽與細膩的語言，也許揭露部分事實，但並非謊言。我們可以從中學習到他人的「觀點」，才能補充自己所限。
特別是，在斷裂中找連續（或在連續中找斷裂）。

國務院官員談美中關係正常化早期歷史　●DoS（2006.09.25）

(轉載本文不受版許可權制)

2006年9月25日，美國國務院公佈電子版《美國對外關係文獻，1969-1976，E-13 卷，中國檔案， 1969-1972》(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ume E-13, Documents on China, 1969-1972)。E-13卷和8月31日公佈的《美國對外關係文獻第17卷，中國，1969-1972》(Foreign Relations, 1969-1976, Volume XVII, China, 1969-1972)提供了大量歷史文件，披露了尼克森總統在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季辛吉的協助下與中國接觸的詳細經過。與此同時，美國國務院歷史文獻辦公室 (Office of the Historian)與喬治‧華盛頓大學(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於2006年9月25日至27日以"推動冷戰的轉折：美國與中國，1969-1980"(Transforming the 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0)為題聯合舉行學術討論會。國務院法律顧問菲利普‧澤利科(Philip Zelikow)在討論會上就美國對華政策的歷史發表了演説。以下是演説稿的譯文，由美國國務院國際資訊局(IIP)翻譯。

—————————————————————

美中關係史討論會：結束"大偏離"時期

國務院法律顧問菲利普‧澤利科

國務院美中關係史討論會發言稿

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Washington, DC)

2006年9月25日

女士們、先生們，今天能在這個討論會上發言是我的榮幸。我首先感謝歷史文獻辦公室數十年如一日，為保存和公佈美國對外關係資料孜孜不倦地工作。

你們會發現這卷檔案匯集的不僅僅是國務院掌握的資料。歷史文獻辦公室已逐步承擔廣泛收集對外政策資料的職責，除國務院的資料外，還匯集了白宮和我國各情報機構的資料。這些資料由國務院負責收藏，已成為我國政府的一大寶庫。

談到歷史文獻辦公室和這類討論會的作用，我需要指出，其中提供的情況並不屬於官方的歷史。很多參加這次討論會的歷史學家並不喜歡本屆政府。一些研究美中關係 的知名歷史學家，如沃倫‧科恩(Warren Cohen)和邁克爾‧亨特(Michael Hunt)等也不喜歡本屆政府，但這沒有關係。他們的學術成就為他們贏得德高望重的地位，一直延續到今天。學界人士對政府提出批評，發表不同意見並提出各種不同意見，是完全正常和自然的。

當年我在歷史諮詢委員會(Historical Advisory Committee)任職，我實際上得到一位民主黨籍國務卿的任命。不論當時是哪一屆政府，委員會成員都常常據理力爭，越來越強烈地要求解密更多的文件， 將更多的資料納入公共檔案，並呼籲這類寶貴的資料切實受到重視。

歷史文獻辦公室為這類討論會發揮的作用不是提供官方的歷史，而是為歷史履行官方的職能。我希望這次討論會能為其他歷史文獻部門和世界其他國家的政府，包括為我們的中國朋友和日本朋友，樹立一個以各種方式探索當代歷史敏感問題的典範。

我還要肯定為研究美中關係提供的學術資料和專門知識品質很高，特別是第一手資料來源的品質十分優異，我認為這種小心求證的作風受到中國文化和傳統在這個特定領域的影響。你如果知道有人會逐字逐句審查你寫的文字，寫作時就會格外小心，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嚴謹。另外還有公共部門與民間進行學術交流的悠久傳統。例如，斯坦利‧霍恩貝克(Stanley Hornbeck)獲校長洛厄爾(President Lowell)首肯，從哈佛大學(Harvard)前來國務院任公職。另有已辭世的吉姆‧湯姆森(Jim Thomson)，以及埃茲拉‧沃格爾(Ezra Vogel)、肯‧利伯索爾(Ken Lieberthal)等其他許許多多人士，還有甫任副助理國務卿的湯姆‧克裏斯坦森(Tom Christensen)來自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

最後，在進入正題之前，我需要強調今天舉 行這個討論會恰逢其時，因為幾乎整整一年前，鮑勃‧澤奧利克(Bob Zoellick)在去年9月，2005年9月，發表演説談到美中關係的現狀，談到美中關係的各個方面確實已進入一個新階段的過程，這個階段之所以成為可 能是由於各方面取得的進展和諸位決策人的努力，而他們所做的工作正是我們這次討論會的主題。

誠然，美國有關這些問題的歷史記載可能受到質疑。我曾翻閱一些對此有不同記載的資料，偶然發現時任國防部長的哈羅德‧布朗(Harold Brown)在1980年1月初訪問中國後，有人發表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言論。當時有一位中國知識分子對訪華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們表示，不應該高估中美關係的前景。《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發表的文章援引這位中國學者的話説："你們美國人真可愛，因為你很健忘。我們不會這麼快，或者這麼輕易地忘記過去我們之間發生的事。"這次討論會至少可以為增進我國有時被忘卻的記憶勉力為之。

請允許我提出一些問題並重溫以往採取的政策：首先，為什麼關係正常化在那個時期發生；其次，美國希望從關係正常化中得到些什麼；第三，我認為美國對中國具有鮮明連續性的期望是什麼；第四，這段歷史延續至今的種種影響。

首先，為什麼關係正常化在那個時期發生？

這是一個有意思的問題，理所當然的原因是，長期以來國務院希望實現美中關係正常化，同時也對我們這樣做會産生什麼結果長期疑慮重重。因此，國務院一貫希望實現邦交正常化，但對於這樣做的實際前景拿捏不準，因為來自日本、東南亞、蘇聯等國家的反應很自然地發出了種種告誡，在實際採取行動之前必須加以考慮。

為此，在考察美國方面的變數時，除了以上談到的一貫性，我認為不妨回顧一下理查德‧尼克森(Richard Nixon)本人發揮的作用。尼克森對亞洲的興趣甚於他那個時代的許多美國政府領導人。例如，不要忘記，尼克森來自西部，在某些方面明顯帶有環太平洋色 彩，與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1969年前的人生歷程大相徑庭。

尼克森自幼生活在加利福尼亞州 (California)，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太平洋地區服役，未赴歐洲戰場。他在共和黨內度過了個人成長的階段。20世紀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共和黨非常關注亞洲。例如，當時的共和黨領袖鮑布‧塔夫脫(Bob Taft)即是典型人物之一，他們因反對北約，被視為孤立主義者。實際上值得注意的是，就美國參與歐洲事務而言，塔夫脫等共和黨人可能是孤立主義者，但是談到美國參與涉及東亞前途的事務，則決不是孤立主義者，其政策方略非常積極主動。在這方面，尼克森深得其中三昧。尼克森成為德懷特‧艾森豪威爾 (Dwight Eisenhower)的副總統後，亞洲無疑就成為他的一個標誌性要務，例如他高度關注1953年和1954年印度支那半島的走勢和後來艾森豪威爾政府執政期間的臺海危機。

因此，尼克森擔任總統後自然而然一貫關注亞洲事務，同時對美國在亞洲的傳統瞭如指掌，且興趣頗濃。他上任僅幾個星期後第一次出國訪問時，已開始談到與中國解凍的設想。例如，他在會見戴高樂總統時強調，國務院"存在一種相當強烈的情結，不僅贊成蘇美緩和，而且主張蘇聯、歐洲和美國聯手對付中國"。《美國對外關係文獻》記載了他的這段話。對國務院的這番指責有不實之虞，為尼克森日後發表評論樹立了所謂"稻草人"(straw man)的假想靶標。據《美國對外關係文獻》記載，尼克森表示，以抗衡中國為意圖的緩和，"作為短期政策可能有益，但從長計議，承認中國和蘇聯都屬'強國 '，符合美國的利益，我們應該與'兩國建立平行的關係'。"

尼克森當時承認，這"主要是理論上的考慮，因為與中國建立關係尚有困難"。這番話也從此表明，解凍的關鍵變數或許更多地在北京一方而非在華盛頓一方。當然，作為美國政府官員，我不應在這個場合對中國領導人的動機和態度進行過多的猜測。不過，應該認識到，20世紀60年代末，特別是70年代初，中國的革命熱潮和國內動蕩從表面上看已開始弛緩，許多史學家都注意到這種情況。隨著蘇聯對北越的支援佔主導地位，中國的作用退居其次，中國在越戰中的地位也在發生變化。也正是在這段時期，中國一定存在著日甚一日的孤立感，覺得自己被排斥在共産世界以外，從更廣泛意義上説也被排斥在全世界以外。那時中國的忠實盟友相對來説寥寥無幾，其中有巴基斯坦和羅馬尼亞等，這兩個國家都作為幕後渠道力圖促成中國與美國的關係正常化。當時還有蘇聯因素的影響，諸如1968年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和雙方的邊界衝突，以及許多公開和不公開會談都帶有不祥之兆。

因此，為什麼關係正常化在那個時期發生？當然有美國因素的影響，尼克森是重要的一環。同時也有必要考慮到，中國的變數或許是關鍵。當這個變數發生了變化，關係正常化的機遇之門也隨之洞開，下面進入我的第二個主題。

美國希望從關係正常化中得到些什麼？或者更直接地説，我們要求從他們那裏得到什麼？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很耐人尋味，我認為也很發人深省。

讓我們先談談季辛吉的意圖。有許多事實，有許多點點滴滴的事實説明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我認為，季辛吉的對外政策設想以蘇聯和更廣泛的地緣政治均勢為重點，與中國解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説是其中的一個環節。例如，新公佈的這一卷《美國對外關係文獻》記載了季辛吉在1971年10月會見周恩來後回國述職的情況。季辛吉對尼克森表示，中國之行"將成為您對外政策的支柱，總統先生。您在中國會受到良好接待，我相信您會受到良好接待，您將達成一個很體面的公報，您還在與俄國人打交道。然後，俄國之行將獲得巨大成功。" 當時他們已在考慮1972年春的行程。又例如，尼克森和季辛吉在訪華前夕有一場長達數小時的談話，特別發人深省。幸好這次談話有錄音記載，國務院負責這一卷《美國對外關係文獻》的編纂人員費了很大的功夫將錄音整理成文。當時季辛吉説："今後15年，我們必須以華制俄。我們必須完全非情緒化地採取這種制衡的謀略。目前我們需要借中國人制約俄國 人，迫使俄方就範。"    

接著在同一次談話中，尼克森談到中國接待一位非洲領導人訪華的情況。季辛吉則將談話拉回他的主 題："總統先生，根據我的看法，對於我們與中國的關係，我們目前需要關心的是利用中國制衡俄羅斯，不是其國內政策。"尼克森總統説他表示同意。季辛吉又 説："作為一種制衡力量，可暫時維持其在次大陸發揮的作用。但總之需要成為制衡俄羅斯的力量。至於[中國]尚不具有全球性政策，這對我們很有利，而且其目前還沒有形成全球性實力。還需要防止俄羅斯的鯨吞。一旦俄羅斯控制中國，後果非同小可。"

以上是季辛吉陳述自己見解的片斷，你們可以從中得到一些印象。現在，讓我們再看看尼克森的意見。他持有不同看法，在某些方面更帶有根本性，更具有究本溯源的意圖。例如，據馬歇爾‧格林 (Marshall Green)回憶，尼克森曾與他談到處理這個問題的各種方式，尤其是在1969年，格林有很多時間與尼克森在一起的時候。他記得尼克森説，"我們實在不能與佔人類四分之一的人口無限期地繼續處於關係不友好的狀態，特別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力量正在增長。"不妨再看看霍爾德里奇(John Holdridge)回憶往事的記載。他先在國務院工作，後轉至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就職，曾與溫斯頓‧洛德（Winston Lord）和今天在座的一些人士共事。霍爾德里奇説，他經常聽見尼克森發表的見解是："中國人口眾多......位居要衝......具有重大影響，與其與中國人打仗，遠不如與他們晤談。"

下一步看一看美國希望通過關係正常化從中國得到些什麼？

假如這個問題是：我們要從他們那裏得到些什麼？答案是：不是很多。當年的許多議題都屬防禦性，即如何避免在台灣問題上放棄過多。這與我們與蘇聯商談的議題不同。對於蘇聯，我們的確期待在越南等問題上能取得顯著效果。1972年2月兩國首腦會談以後，越南人於1972年3月30日發動復活節攻勢。然而無論尼克森還是季辛吉，看來都沒有因此感到被出賣。他們不認為與中國人談妥了任何問題。如果有什麼值得一提的話，那就是中國方面因為與北越漸行漸遠，反而有意要美國方面對北越更強硬一些。

如果對這些問題逐一考察，很難發現美國方面從一開始就真正有任何具體和功利性的追求。按照均勢理論，這表明美國與中國有可能共事，也可能産生季辛吉強調的對俄羅斯的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但是令人很難抗拒的一個命題是，其中體現了尼克森所表達的更根本和具有本源性的問題，淡化了功利的色彩，加深了為解凍而解凍的意圖。換言之，尼克森認為，他只要結束20年左右美中關係持續中斷的狀況，就可以名垂青史。沃倫‧科恩(Warren Cohen)稱美中關係中斷的階段為"大偏離"(the great aberration)時期。

這一點很重要，因為我們因此可引入第三個問題。你在思考"大偏離"問題時可以設想，當年尼克森在某種程度上正在回到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這一點上。對他來説，這體現了美國風格，很自然，也很正常。他重返關係正常化的軌道，而不是完全建立新關係。

如此，你才能真正理解美國對中國抱有期望的連續性，我認為這一點值得詳細展開。（續）

【連續閱讀】2006美中關係史討論會：結束"大偏離"時期--2/2

2006美中關係史討論會：結束"大偏離"時期--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