釀電影：專為影癡而生的媒體

「凝視」是抽象而無形的，卻能在不同視線交互作用下，構設出一個時空場域，如柏拉圖所言的陰性空間（chora），是不具任何具體形式，曖昧而混沌，無以言說的玄牝空間。導演拍出了這樣的獨特時空，逃脫了陽性主導的理性與邏輯，在混亂與自由中，這樣的陰性凝視顯影與成像，成像於花窗玻璃的景框中，顯影於她的觀景窗下。

日常（《日常》）的終結，在於死亡。死亡帶來的終結，不僅是生命的結束，而是那難以接受的荒謬成為人們認知的新常規，一種不正常的常規。經歷了兩年下來，數不清的，無可疑的死亡，他們的屍首與環境彷似裝置藝術，回應了片首和片尾的兩段行為藝術，置於公眾地方的字卡和死屍。這些死屍既是可見的，也是不可見的，真假亦然。

在《永恆族》劇情當中，角色行動的選擇與自由是推動敘事的隱藏線索，這點對照著他們被創造時所被賦予的使命來看，會更加明顯。這兩者之間的對比也是《永恆族》在眾多英雄故事中的獨特之處──獨特之處在於，它展開的是一段以非人物種為主的存在主義論述。非人物種在此並非貶義，而是一個更能開展存在主義可能性的方向。

《鳥是海與樹的孩子》沒有完整的故事劇情，也沒有強烈說教性與批判，有的是如同遠古神話的原初精神，一種強烈的「補償精神」，也就是卡西勒《人論》中將生命視為一個「綜合的」「不分解」的觀點。生命被人類感知為一個連結不斷的全體，於是形體的缺席與消亡，都將被補償為另一種存在天地間，流動和波盪不止的精神與綿綿情絲

近卅年後，當創作的媒介轉移，網路鋪天蓋地闖入我們的生活，現代人所身處的虛實交界更是跨越時空限制，變得更為縹緲又龐大。於是《青春弒戀》誕生，用相似的結構與當代觀點重新詮釋《恐怖份子》，再一次用「非常生活，可是又很曲折，看了叫人渾身發冷」的冷暴力──如《恐怖份子》女主角周郁芬所言──劃破暗潮洶湧的Ｚ世代

《超級大國民》從 1950 年代橫跨至 1990 年代，以許桑為主要敘事者，跳切回憶和真實歷史畫面，表達許桑對時代的複雜情感。大量使用表情特寫及內心獨白，讓許桑側錄時代印象，城市的歷史疊層一一浮現，與記憶相對照的同時，也看盡許桑的內心。全片幾乎都以暗冷色調做詮釋，兩款海報也都是同樣色系的設計⋯⋯

更激烈的評斷是，三島是個懦夫。他無法像全共鬪的學生們那樣面對必敗的壓力，因為他在成長的過程當中太優秀，嚴苛的生活造就了他的優秀，習慣服從造就了他的順遂，相對地如果把他放在學生的立場，三島就必須面對這樣的無力感，全共鬪注定失敗的無力感。到了那個時代他就不是那個偉大的三島了，而是平岡公威，一個凡人。

《策馬入林》中，看不見五彩繽紛的特效，看不到豪爽的仰天大笑，只有群盜窮困潦倒的現實，就連劫村也遭遇首領被殺，毫無所獲的窘境。勢力薄弱的群盜，每人都有遙想的寄託，但困於時代，想要脫困，就得往前衝撞，一旦撞碎，便落入慘絕人寰的修羅地獄，無法超生。大亂之世，都如螻蟻，王童讓我們看見江湖的悲哀

《日常對話》是更複雜且多維的正負情緒加總，既得處理多年未揭亦未好的瘡疤，得先鼓足直面它的勇氣，還有接下去伸手觸摸、承接所有反饋痛感的能耐。過往以弱勢之姿取俓的同志紀錄片繼承了發聲與抗議的傳統，《日常對話》則不然，歷程十年，幾乎要是她們人生的尺度，更備見黃惠偵的個人生命小史。

這裡的漁民猶如被社會剝奪的人（socially deprived），因為缺乏取得資訊的能力、缺發經濟資源、缺發決策機會所以被剝奪，又因為被剝奪而更沒有資源、更沒有決策機會。台灣社會的底層多集中在鄉村、都市邊陲等區域，在資本主義發展下，被邊緣化，連上流競爭的門票都拿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