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若是讀起經過芭芭拉‧沃克改寫的《醜女與野獸（Feminist Fairy Tale）》，我們會從字裡行間不斷感到某種不適，類似像坐在一張水平有些歪斜的椅子上閱讀，男人不知道為什麽，卻暗暗地說不上來總有哪邊不對勁。

在城市裡，我們雖然抬起頭仍看得見月亮，它還是懸掛在被高高低低的大樓遮擋、切割的夜空，但四處架設的都市人工照明光線讓我們已不明白月光是為何物了。

女詩人雖然不斷言明，說：「我不是你的」，我就是我，但到了最後，黑暗終歸戰勝了光明，愛情戰勝了理智──我，終於迷失了，甘願臣服在巨大的力量之下，哪怕這股力量可能帶來徹底毀滅的結局。

我不確定命理之學的功效範圍如何，但目前為止，我尚未聽聞過可以使用算命的方法來決定一項公共政策的存廢，即使方法上可能，我想人們也無法接受一些爭執日久的社會議題，譬如核四、廢死、安樂死、台灣的統獨等等是責成一位神算大師、或由多人組成的國師團來決定。

希臘有三女神，她們走下神座，帶著不同的性格與際遇，墬入慾望、愛情、婚姻的命運轉盤。她們支點旋轉，離心離德。 遊蕩在凡人世間情愛交織的迷宮，終至花園凋萎，忘了來時路，等待重生，期盼接引。

江戶川亂步找到了一個獨特之觀察位置，把恐怖從看似最日常、最不啟人疑竇的地方挖出來給你看，一字一句不厭其煩的敘述就是要讓人看清楚它，並且告訴你，這恐怖不是他放進去的，它一直都在那裡的啊，不是嗎？是你自己一直粗心大意略過了它，沒多去深究。

我知道那天的我是很美的。渡船上，一個亞洲男人坐在一部黑色高級汽車內（宛如大型靈車），用暗影裡帶著欲望的眼神，盯著我這個白人小女孩看。他走來，伸出顫抖的手，遞來一根菸。他在害怕。船靠岸，我上了他的黑色汽車。

隨著成名，詩人、腦癱者、農民，這些複雜混合在余秀華身上的標籤不僅僅是她個人的，還拉入了整個社會在裡面碰撞，或許是當人們突然看見詩竟然和疾病、貧苦並列在一起時，就彷彿是有什麽東西一下子被撕開而暴露出來，令人感到不安。

如同批評的人所指出的，政府明顯原本是就知道該怎麼做，一個車站正常來說應該需要配置多少警力，需求怎樣的裝備，如此才能夠保障一位執法人員的基本生命安全。但是，為什麽先前不徹底落實？明明現在馬上能做到的事情，之前為什麽不做？

如果不是囿於一場戰爭、一次人生機會、一個國家或一個時代，人或許更願意做出不一樣的選擇，不必寒磣地以看似崇高輝煌，其實內涵簡單的標籤來定義自己身為知識分子的意義，證明我確實某個文化群體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