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教會母堂有人事調動，一位資深牧者調任，從過千人的獨立座堂大教會，調任一個細小屋邨分堂，擔任主任牧師。這是一件「明升暗降」、「發配邊疆」的安排。

重陽節郊遊的時候，從某人處聽聞她已經離開了香港，去了英國，而且七月初就已經匆匆而別。事前沒有一絲透露和一句道別，事後也一樣毫無音信，甚至在社交網絡上也沒有一點痕跡。她從這座城市突然消失，無論對她，還是身邊的朋友如我，都絕對不是徐志摩筆下「輕輕的我走了」那種不起漣漪的故作瀟灑，而是逃難般的沉重。

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下，自從年初一月參加了港島10公里賽事後，長跑季就硬生生地結束了。一直想著下個月疫情就會過去，結果就是等了又等，似乎成了無了期的等待。本來踏入秋季，是新跑步季節的開始，但在限聚令，甚至體育設施都未必保證能運作下，一個又一個賽事宣布取消，或者無限期延期（其實和取消沒有分別）。

在朋友提議下，入場看了《我在時間盡頭等你》，深感遺憾，我覺得自己浪費了百多元的戲票錢。 先撇開劇情，這部戲雖說帶有奇幻性質，但重心仍然是一部愛情電影。我對愛情片的要求很簡單，就是讓我感受到浪漫、動心、感動，又或者很想自己也有戲中的愛情經歷。可是，《我在時間盡頭等你》完全沒有令我投入。在疫情下，人人戴

「去者不追，對彼此才是最好的」似乎是《當祈禱落幕時》，或者可以說是東野圭吾大部分推理小說中的一個省察重點。無論多麼懸疑的案件，都走不出人性中和「去者」的心結，結果就是以各種殺戮、謀害、苦毒、恨怨，縈繞一生。「去者不追」到底是瀟灑走一回，還是軟弱無能呢？

特區政府在中央鼎力支持下的新冠病毒「全民驗毒」行動，兩星期總共有1,783,000人次參與了自願檢測，證實了32宗個案，比例為0.0017%。到底不足四分一總人口的參與比例算不算是「全民」呢？能否找到合理數量的隱形病毒傳播者呢？在特區政府眼中和口中，只能有一個答案，凡中央支持的只可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