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學籍失效了，意味著我已不能再去見那陪伴過我四年間走過不少情緒低谷的大學輔導員。每次見面前，我總期待是否能在隱蔽於廣場大樓某一角，佈置舒適、溫馨的素色房間裡，把內心中壓得我寸步難行、透不過氣來的厭世陰暗面卸下一小塊，換回一點點對未來前路盼望的火花。然後人模狗樣的，走回這個異常沉悶，卻又驚喜十足的世界。
生活有時候還是很神奇的。有一次我剛推開大門走到廣場，就看到了張敬軒和謝安琪。他們在參與一個突擊的大學巡迴頒獎禮。我饒有趣味的看了一會兒迅速聚集的人群，拍了幾張模糊的照片放上IG打卡，就走了。
至少我現在還記得我那天下午見過他們，而不是那個學期上了些什麼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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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想像過，我和輔導的最後一次見面會是怎樣。
「我的大學是過得渾渾噩噩的。」
「沒有記憶了嗎？」
「沒有。」
我們繼續在靜謐中對視。
「空白一片，只記得幾個Python library names， 幾個Consulting models，幾個Accounting terms，所以當程序員、銀行家，還是會計師都不太夠專業。還記得躺到下午三點才勉強翻身下床，去吃個下午茶，再去『摺』圖書館，趕deadlines。」
「想想如果是換了另外一條路的你，現在會怎麼樣？」
我捲起早已駝著背的身子，低頭沉思時，腦海無法控制的跑過幻想的走馬燈。過了十數秒後，我才徐徐回答：「幹著一樣的事，衹是，換了地方。浪費更多金錢去交學費和生活費，罪咎感更大。但好像那時我是更想去走外國那條路，因為想證明自己，也想逃避面對自己對香港的失望和灰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