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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聿銘：做人建築如竹子，風雨再大也只是彎彎腰

今年5月，筆者有機會聽上貝大師一席話，成就我事業的新節點，能夠對紐約市的都市可持續發展盡點綿力。以本文向大師致謝。

享譽世界的美籍華裔建築大師貝聿銘今年5月16日去世，享年102歲。他把自己設計的建築留在了4個大洲、10個國家的土地，幾乎拿遍建築界所有的世界頂級獎項，被譽爲「世界現代建築最後的大師」、「光線魔術師」，也被認爲「創造了本世紀最美麗的內部空間和外部造型。」

貝聿銘於1917年4月26日在廣州出生，他所在的貝氏家族是名門世家，有傳媒甚至形容這可能是「中國唯一富過十五代的家族」。貝氏家族於明代中葉遷居蘇州，是當時「蘇州四富」之一，叔祖貝潤生是「顏料大王」，曾斥巨資買下獅子林進行修繕供家族之用；而貝聿銘的父親貝祖詒則曾任南京國民政府中央銀行總裁，亦是香港中國銀行的始創人。

1918年，貝聿銘一家人為逃避政爭，舉家移居香港，他的童年亦在香港度過，曾入讀聖保羅書院。1927年，貝聿銘搬到上海，其後每年暑假都會回蘇州入住祖居「獅子林」。他曾謂：「創意是人類的巧手和自然的共同結晶，這是我從蘇州園林中學到的。」

貝聿銘1935年負笈美國攻讀建築學，於麻省理工學院取得學士學位，之後再於哈佛大學取得建築碩士學位。1948年，他加入紐約發展商Webb and Knapp，擔任建築部總監（Architecture Director）一職，直到1955年開始自立門戶，成立I.M. Pei & Associates聯合事務所。

起初他從設計公寓起步，後來逐步轉向公共建築，例如在1964年獲得甘迺迪圖書館（John F. Kennedy Library）的設計權，並在1989年參與法國巴黎羅浮宮的擴建工程，設計出羅浮宮入口處標誌性的玻璃金字塔。

筆者曾親身參觀位於美國麻州波士頓近郊的甘迺迪圖書館暨博物館，該建築發揮貝氏擅長的現代風格，活用玻璃、鋼材與大理石等材料，簡潔造型與幾何線條，讓矗立於港口旁的圖書館融入地景與海景，被譽為建築史上傑作之一。

在各地得到美譽的同時，貝聿銘也在從他那一代建築師所面臨的最慘痛挫折中恢復過來：他最引人注目的項目之一——波士頓科普利廣場700英尺高的約翰·漢考克大廈(John Hancock Tower)是個徹頭徹尾的失敗。

這座纖薄優雅的藍色玻璃大廈由他的合作夥伴亨利·科布(Henry Cobb)設計，1973年接近完工時，表面的玻璃開始片片脫落。他們迅速換上了膠合板，但等到他們找到根本的問題所在時，將近三分之一的玻璃已經脫落，對貝聿銘和他的公司而言，這是專業上的奇恥大辱，也帶來了巨大的法律責任。

專家後來查證，問題不在於貝聿銘的設計，而在於玻璃本身：漢考克大廈是最早使用新型反光雙層玻璃的高層建築之一。

對此，貝聿銘曾說：「我和我的建築都像竹子，再大的風雨，也只是彎彎腰而已。」這句話的背後是博學和優雅，更是接受一個不完美世界的樂觀態度。

1974年，貝聿銘第一次回到蘇州老家。這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共產中國，他面對的是「100多位穿著破舊藍黑衣服的親戚」，一時間說不出話來。後來貝聿銘對同事說：「我在他們面前沒有一絲一毫的優越感。他們當中任何一個人可以是我，我可以是他們當中的任何一人，一切都是歷史的偶然。」

據悉中共1949年建政後，貝聿銘曾想回國效力，但其父貝祖貽阻止了他。或許貝祖貽內心是明晰中共是什麼貨色的。其自己也移居海外，1959年任香港上海商業銀行副董事長等。貝祖貽的這一決定使這一支貝家成員躲過了中共的迫害，也為貝聿銘最終走向大師奠定了基礎，而留在大陸的其他貝家成員，幾乎沒有一個躲過厄運的。

留在大陸的貝家人在中共建政後，很「識時務」的將大部分財產上交出去了，比如銀行、電力、燃油和染料的經營權，兩幢房子也交了，其中一幢是上海法租界南陽路170號的貝家花園洋房，一幢就是「獅子林」。儘管如此，貝聿銘的族弟貝重威，因「右派」入罪判刑22年，發配黑龍江勞教。妹妹貝聿琳想方設法弄了點白糖寄給他。後來，他對大家說，要是沒有這白糖，他肯定已經自殺了。

貝聿琳的銀行家丈夫儘管自降工資，但仍是「歷史反革命」。貝聿銘的九姑貝娟林嫁給了同為顏料大亨的吳同文。後來吳同文在遭到批鬥後，服毒自盡，貝娟林也被掃地出門。

貝聿銘是屬於世界的。他離開中國60餘年，為世界留下美和精益求精。他說過，一個城市之所以能夠吸引人，是因為房子建得穩固，建築歷久不衰(built to last)，可以承載歷史和故事。

有一次，貝老曾為一台升降機把各塊石片上上下下擺弄了一周，才調到了他心中最完美的樣子。他說，「沒有一件優秀的作品是在瞬間完成的，是可以不經歷時間考驗的。無論是建築還是藝術，它最真正的價值最終都只能交給時間去做評判。時間對我的創作來說至關重要。」

惜時如金，貝聿銘先生無時不刻地充實了自己的這100年。而貝家的另一支的下一代在香港，八旬高齡仍為殺人政權塗脂抹粉，以黑幫仇殺的標準評判是非。在歷史的長河中，人太渺小。甘迺迪圖書館裡一句話說得好，「人會死，國家會興亡，只有意念永遠長存」(A man may die, nations may rise and fall, but an idea live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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