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的旭日之眼」後藤 新平（7月24日壽星）

7月24日知名壽星：「1898的旭日之眼」後藤 新平（ごとう しんぺい，1857－1929；在台民政長官任期：1898－1906）

教科書上必然出現的日本技術官僚元祖，也是學者心中對台公共基礎建設有著長遠貢獻的日治第三任駐台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無論予以神格化或妖魔化的形象，他的歷史定位與政治立場，實在無法一言以蔽之…他誕生於東瀛陸奧國膽澤郡（今日本東北岩手縣西南），父親是明治維新後歸鄉務農的前武官。後藤在17歲時進入醫學院就讀，方畢業取得醫師資格後，即因傑出的成績獲得重用，擔任愛知醫學校（今名古屋大學醫學院）與醫院的負責人，據稱生性投機狡猾，但醫術精湛的他，也很快就贏得長官提拔，更成為維新功勳之一，安場保和（1835 - 1899）的乘龍快婿，當年可說是「人生勝利組」的不二人選！

西元1890年，在進入內務省衛生局服務期間，後藤以技師的身分留學德國，並在取得醫學博士學位返國後，於西元1892年的12月高升為內務省衛生局長！雖然此時他因連坐案不幸被牽連當中，不只丟了官職，還無端入獄服刑了約半年之久，但在長官惜才之下，還自己清白之身的後藤，除派任陸軍檢疫事務官，又再任衛生局長，還在致力衛生革新與防患未然的思維下，和北里柴三郎（1853 - 1931）創設了日本第一個預防傳染病研究所。

西元1898年2月，在首相伊藤博文的任命下，後藤跟隨直屬長官，日本治台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共同抵達了甫接管不久的帝國殖民地，也就是南島台灣...

從來沒有，是的，從來沒有任何文獻資料可以佐證，後藤曾說過類似上述《治台三策》的這些話，而且此論調的來源其實是西元1927年「台灣民眾黨」創立委員之一黃旺成在《臺灣民報》上的文章，但或許是台灣人也習慣對號入座吧？怕死、貪財、愛面子，這三點就像影子或鬼魅般，從此黏在台灣人的腳下，想逃也逃不掉…正因為後藤在台不算短的任期內，比台灣人更熟悉台灣人，比駐台總督更像台灣最高領導人，也曾一人身兼六個委員會主管，故獅子座的睿智（腹黑？），一針見血，徹底摸透了台灣人的生活習性與價值觀…

在「生物學原則」的研究態度下，後藤將台人視為海外殖民研究的標的物，更求確保在國際生存競爭賽中維持勝利，因此主導了許多至今仍看似影響深遠，相當關鍵的治台政策，其中包括在地的台灣鄉土文化訪查、全面性土地規劃與戶口的普查，引進新式製糖技術，以及對台現代化發展最為關鍵的交通運輸計劃，那就是台灣南北「縱貫鐵路」（不是劉銘傳，謝謝！）、「阿里山森林鐵路」和「全島公路建設案」！透過運輸路網的普及與便利，深化了管理上的深度與廣度，亦翻轉且提升了台灣的可見度。

想當然耳，這些親民政策的背後，若要仔細碎嘴起來，毫無疑問，均以滿足大日本帝國殖民主義的需求作為出發點，但不可諱言的是，台島的公共建設確實於後藤主理下取得了顯著的躍進，故當大洋右岸的國民政府成功擊退日寇，光復台灣，後因內戰失利而決定將行政中樞遷往台灣偏安之際，坦白說，蔣中正總統和諸多幕僚們，眼下也不用再費心重新規劃或修築環島交通網了，因為後藤的道路實績早已串連起了寶島的南北與東西。

另外，台灣本島和澎湖群島兩地，起初因中日「甲午戰爭」的挫敗而被清廷割讓給日本的時候，島內財務都需仰賴日本中央銀行的對台殖民額外補貼，然隨著後藤有「遠見」（請見尾聲部分）的政策一一得宜，到了西元1904年，也就是自西元1895年日本治台算起還不到10年的時間，台灣本島的財務狀況居然就有著快速的發展，已經完全自主，日本駐台總督府更不再需要額外尋求母國央行的補貼了！同時，在強而有力的政令施行下，許多在台的基礎建設規模往昔還勝過日本本土，就像當年台北市的地下水道覆蓋率就一舉超越東京，躍居為亞洲第一！

後藤的治理視野，同樣不侷限於看得見的政策，他更讓警察單位深入民間，用分化和孤立，隔離了抗日游擊隊的生存空間，更藉由招降游擊隊手段，大規模「清洗」降順的抗日分子，如西元1902年的中部各鄉鎮招降活動，後藤就臨機並斷然地處決所有的歸順異議者，用現場大屠殺的方段將斗六、西螺等地的游擊隊殲滅殆盡，不留活口！

到了西元1906年，後藤婉拒破格接任台灣總督的邀請，以任期屆滿為由離開台灣，轉而前往當時亦屬日本佔領之中國東北（滿州），擔任起「南滿州鐵道總裁」（一樣是殖民地高官），而他也參考治理台灣時的寶貴經驗，著手改善中國東北地方的各項建設與衛生環境，並將大連市建設為毫不遜色於西方的現代化新興城市。兩年之後，後藤返回了日本，進入內閣核心，陸續接掌了通信、內務與外務大臣等重要職務。

西元1920年12月，後藤就任東京市市長，仿效法國巴黎的都市再建計畫，一方面推動舊東京市區的全面更新之外，也積極籌畫新式幹線路網，更力排眾議，支持東京地下鐵的開發案！而十分熱衷於德國童子軍活動的後藤，也是日本「童子軍」協會的首任會長。

尾聲：

有關「神格化」的後藤嘛...

西元1898年，臺灣總督府一年的收入大概是750萬日圓，當中有將近350萬日圓乃來自於鴉片專賣的利潤；另一方面，由於當時臺灣的財政還未能自立，所以日本內地撥給臺灣總督府額外的補助金，約400萬日圓左右...加總之下，當年總督府的全年收入，有將近三分之一可都來自於鴉片的貢獻呢！

但好友們您知道嗎？西元1898年正巧也是後藤接任民政長官，推行「官方專賣鴉片制度」的那一年...他更明確表示過，鴉片專賣的收入非常可觀，可大力幫助台灣財政獨立，更可挹注資金到駐台軍隊的經費裡，期許能減少抗日游擊隊等匪徒的實力。（當然，這不代表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