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解經的傳統　(下)

怎麼樣能把經學用在自己文學創作上呢？歷來有幾種方法。第一種是以經為詩料，作為文章的材料。這是唐宋以降編類書時常用的方法。

中國的類書基本上是文學性的，以備文士采擇，寫文章時用來引經據典。

古代文人怎麼讀這麼多書呢？滾瓜爛熟，隨口就可以引。不要怕，編好類書，寫文章時就方便了，要用什麼典故，查類書，上面都有，洋洋灑灑，有三個字的有四個字的有五個字的，還有押韻的等等。

此等類書，不乏經學家參與編輯。如清江永就有《四書典林》三十卷，分天文、時令、地理、人倫、性情、身體、人事、人品、王侯、國邑、官職、庶民、政事、文學、禮制、祭祀、衣服、飲食、宮室、器用、樂律、武備、喪紀、珍寶、庶物、雜語諸部，凡七百三十多題，引用書目百六十二種，體例模仿《北堂書鈔》。

倫明在《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稱該書：「援引必確，排次不茍，可為類書之式，並足供詞家之采獲」。江永還另有補作，名《四書古人典林》十二卷，乃其絕筆。這是為文學寫作提供典故參考，以供獺祭的。

類似的專著，還有如明蔡清《四書圖史合考》二十卷、明陳許廷《春秋左傳典略》十二卷等。

第二種，是到經典中尋章摘句，以備采摭的。

此法其實就是詩評家的摘句，歷來評文亦有此法，如林鉞之《漢雋》、蘇易簡之《文選雙字類要》都是。

宋胡元質《左氏摘奇》十二卷亦屬此種。胡氏別有《西漢字類》五卷，此書則摘經傳中字句古雅新奇者，匯為一編，再在文句下兼采杜預集解，略加詮釋。

元吳伯秀《左傳蒙求》一卷，也是這類做法。摘錄左氏精句麗辭，既供品藻，又可讓作文者「稟經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清高士奇的《左穎》六卷亦然。采輯《左傳》中單文只字，環麗警異，足備詩文之用，取名左穎，自謂取其「詞旨古奧，如刀之有環、禾之有秀穗也」。

陳廷序則說：「字句在書，渾渾耳，噩噩耳，忽擷之以出，殆猶錐之脫穎者然，故直名之曰穎也。」字句在整本書裡是根據事情根據義理讀下來，不覺得，但經過他摘出來以後，好像脫穎而出，所以叫做穎。此即「麗辭」也。

換言之，摘選出這些句字來，本身就是以一種文學眼光去對經典文字做處理的行動。

處理幅度更大的，是另一種。

如宋徐晉卿《春秋左傳類對賦》。以左氏記事有事同而辭異者、有事異而辭同者，錯綜變化，而二百四十二年年間，盟會征伐、朝聘燕饗，事亦極為繁賾，學者不易貫通，故賅括其意，寫成此賦。凡一百五十韻，一萬五千字，絲牽繩聯，比事對仗。

雖說是為初學者誦習之便而作，但可視為是以文學體裁來改寫經典。把春秋裡的各種事情寫成一篇賦，兩兩對仗，找出同類的事、相反的事，把這篇賦背下來以後相當於對左傳裡的事件有一個線索。這篇賦把事情重新組織起來，而且它本身是一個文學作品，既便於記誦，又可當文學作品來讀，這是以文學體裁來改寫經典的方式。

此賦，論者謂其「欲錯綜名跡，原始要終，則簡其句以包之；欲按其典實，則表其年以證之；欲循其格式，故比其類以對之。屬辭比事，釐然不紊。」（張壽林《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但每句下只注年而不注事，學者不易考察，故清高士奇又有注釋。在每句之下排比傳文，標識端委，逐句為解，變成我們讀《左傳》的一種方法。

甘紱《四書類典賦》二十四卷，也是這類東西。另有黃中《詩傳蒙求分韻》，自序云：「喜讀《毛傳》，取義類對偶之合者，裒集之。……並摭拾《左傳》精句，錯綜參互，匯成一編。」此書分上下平三十韻，每韻各為四言對偶若干聯，並在每句之下分別注其出處，並略加注釋。

張國華《四書分類集對》亦屬此類。彙輯四書句作聯語，凡帝德、內閣六部、寺院、神祇、名賢、古蹟、三教九流各事務都有，奇思耦合，斐然成章。他又有《麟經依韻集句》《曲禮集句》等，體例也差不多。

又王繩曾《春秋經傳類聯》三十二卷，序說：「嘗怪《黃氏日抄》所采左氏警句，僅得數行，掛一漏萬，覽者病焉。及見經解中宋徐祕書晉卿《春秋經傳類對賦》，凡一百五十韻，其於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亦約略備矣。然而拘於聲韻，選字難工，事弗類從，猶如野戰；龐雜之病，更甚於掛漏。茲分類彙集，剪其雋語，聯為駢體，以便記誦。」

屈作梅補注，十分稱道它的「組織之工、屬對之巧，爛然如天孫雲錦，非復人間之機杼。」

同類之例，還有劉霽先《字湖軒續左比事》。該書取左氏事類，排比為對偶文章，張壽林曰：「是編之作，……比事屬辭，以為修辭之用也。稽其所對，以四言為多，六七言次之。對文工整樸實，不改字以違經，無飾詞而背理，是其足饜人意者」，也仍是就其文學性說。

蓋此類作品，都是把經書改寫為文學的做法，把原先用在詩文上的集句、集聯方法，擴及經典，或者屬對成章，成為賦篇。

清華嶸《勿自棄軒遺稿》中的經義條比四十條，則略似連珠體。

俞樾也有《左傳連珠》一卷，自序云：「《宋史．藝文志》所載春秋賦，有崔升、裴元輔諸家，今皆未之見，獨徐晉卿《春秋類對賦》一卷，刻入《通志堂經解》。其賦數聯一韻，而不求事之相類。……未知《宋志》所載崔升《春秋分門屬對賦》其體例何如？餘謂只取兩事之相類，則不宜作賦，而以連珠為宜。……因作《左傳連珠》一卷，如陸士衡演連珠之數」。凡五十篇，取《左傳》中盟會征伐、朝聘燕饗，以及卿大夫言行，兩事相類者，演為連珠，庸次比耦，配儷工妙。

該書各篇之下均未標注年月及出典，且將兩事由經文脈絡中摘出作對，與經義並不相關。故非解經之作，乃是一種以經典所載事類為材料的文學創作，也可供文家采摭，或令後學了解運用典故之方法。

這樣的書，對文士作文之有幫助，自不待言。古代的例子不好實指，眼前的事倒可以說一個：

俞樾《左傳連珠》，講明了是為孫兒俞升雲作，其孫得此教誨，後來果然在文事上大有表現。俞樾是道光三十年二甲第十九名進士，俞升云為光緒二十四年一甲第三名，也就是俗稱的「探花」，在科名上突過乃祖，顯示他在制義方面工力不弱。有筆記上說，俞樾晚年筆墨每由升雲代筆。事雖不可考，但俞升雲自己確實著有《詩境淺說》《樂靜詞》等。連珠一體，少承曲園老人指授，料亦精能，不過沒什麼文獻留下來。倒是以連珠教小孩子練習寫文章，可能已成俞氏家傳之教學法，故俞升雲之子，即大名鼎鼎之俞平伯，雖是新文學名家，出版過新詩集《冬夜》《西還》，雜文集《雜拌兒》等，但在他的《燕郊集》裡就收了一篇《演連珠》，抄兩段，以徵其家學：

蓋聞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是以臨淵羨魚，不如歸而結網。蓋聞富則易治，貧則難治。是以凶年饑歲，下民無畏死之心。飽食暖衣，君子有懷刑之懼。……

蓋聞思無不周，雖遠必察。情有獨鍾，雖近猶迷。是以高山景行，人懷仰止之心。金闕銀宮，或作溯洄之夢。蓋聞遊子忘歸，覺九天之尚隘。勞人反本，知寸心之已寬。是以單枕閒憑，有如此夜。千秋長想，不似當年。

這就是連珠體在俞氏家族中傳承之證。文學家看經典，往往不脫本身之立場及需要，希望經典能對自己的文學寫作有幫助，從經典中學來的知識或本領，能直接作用於文事。俞氏一門的例子，就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一態度。俞樾固然是著名的經師，但他與紀曉嵐袁枚一樣，也是文士氣很重的人，《春在堂隨筆》一類著作，便非純經生所能為。他還校改過《三俠五義》。另外，他並作過一卷《經義塾鈔》，也是課孫稿之類。因光緒二十七年詔廢時文，改用四書義、五經義，也就是回到宋人經義，不用後來出現的破題、接題、小講等名目，故俞樾擬作，以供童子作文參考。凡易三篇、書兩篇、詩二篇、禮二篇、春秋二篇、四書五篇。這是以文章說經義，既是說經，又是撰文了。

這叫做以經為文料，就是以經典為材料，加以文學性的處理，這是一種方向。可是有體者才能有用，要把經典用於文學上，頂好經典本身就是文學，如此則為同類之相加相乘，非一類之搬挪搭套。這就是前面看到，經典往往還須經文學性之改寫或處理的緣故，此種處理就是要闡明經典的文學性。

比如說孟子，明朝戴君恩有《繪孟》十四卷，清末民國初年的倫明 — — 他寫過《序長歌記事詩》，是一個大藏書家 — — 在《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裡面說：「大旨仿《蘇老泉批點孟子》，於篇章字句，以提轉承接結合等法為之標明，但彼此不無小異。……蓋孟子本妙於文章，其精義妙道，即寄於變化錯綜之間，讀孟子者固不妨別開生面也。」

什麼叫做別開生面呢？我們讀《孟子》一般都是從義理上掌握，但義理之所以能講成這個樣子，和它文章的開闔動盪有關，所以即可以從這裡去了解文章的寫作方法。這樣一種以文章之美講《孟子》的方法，其實不是經學的正途，起碼不是經學家一般路子。所謂「孟子本妙於文章」，大約也不是那麼「本來」，在蘇老泉以前，正統的經注；在老泉以後，如朱熹的《集注》等，就都未曾以此視之。孟子且被目為傳道之儒，非文章之師。是到了蘇洵，才以文學之眼觀之的。

老泉此書不見得可靠，但明清間影響極大。戴君恩之外，如金聖歎有《釋孟子》一卷，倫明說它：「大抵以尖刻之筆，曲為摩寫，妙義環出，令閱者解頤。惟於經義太疏。……小說家以文為戲，固不能繩以考據也。」可見也是文章家言。

清康熙間汪有光《標孟》七卷、乾隆間趙承謨《孟子文評》、嘉慶間康浚《孟子文說》七卷、同治間王汝謙《孟子讀本》二卷等，亦皆屬於此類。趙承謨《孟子文評》、嘉慶間康浚《孟子文說》七卷、同治間王汝謙《孟子讀本》二卷等，亦皆屬於此類。

這都是從文學角度來分析文章，分析到最後甚至於認為《孟子》這本書不是語錄，不是弟子們對他言談的紀錄，而是「作文」。問答當然也有因緣，但每一篇從它的題目、主旨，前後怎麼呼應，是把它當一篇文章來寫的。這純粹是後來文人的看法，當初孟子跟告子等對答時怎麼可能是這樣呢？把《孟子》一章一章當做一篇篇的文章看，這叫做以作文之法評《孟子》。

孟子在魏晉，其實很少以文章之美見重。唐代韓愈推尊孟子，基本上是以道不以文，主要強調道的這一面。

只有柳宗元自序其文，云：「參孟荀莊老以盡其變」，才算是由文章上采摭孟子，但怎麼樣「參之以盡其變」，仍不得其詳。宋代蘇洵批點《孟子》，固是依託，但蘇氏父子確是為文法效孟子較為具體的人物，當時就認為蘇洵的文章像孟子，當然蘇洵的文章不是全部學孟子、像孟子，他還像縱橫家，所以後人依託他。蘇洵稱讚歐陽修文，就是以孟子、陸宣公、韓愈、李翱來比擬，可見他認為的孟子是一個文學傳統中的孟子，這不是從義理上說他好，而是從文章上說。

這種闡發《孟子》文學性的作風，用《蘇老泉評〈孟子〉》這本書來代表，雖然它是假的，剛好叫做「妙得真相」，就是說偽書有偽書的功能。為什麼不假託楊雄呢？託一個更古的不好嗎？為什麼要託蘇洵呢？因為蘇洵顯示了那個時代的這樣一種風氣。

同樣道理就是《詩經》。

我們現在談文學時好像《詩經》本來就是文學的，其它如《春秋》《尚書》《爾雅》等是不是文學，卻都還要經過一些解釋。《詩經》則是毋庸置疑的文學經典，是文學的源頭，開啟了整個文學的傳統。

然而在漢、唐，究竟有多少人這樣看呢？即如劉勰之《宗經》，也是把《詩經》與其它各經並稱，並不特別講，也就是並不特別認為它最具文學性。《明詩》篇由葛天氏、黃帝、堯、舜講起，只用兩句話講過雅頌四始，就接下去說秦之仙詩、漢之柏梁體了。《詩經》雖被納入大範圍的詩歌傳統中去看，卻未針對《詩經》的文學性有何具體闡揚，反而仍在說：「詩者持人情性，三百之藪，義歸無邪」這一類經學家言。真正開始由文學角度去看《詩經》的，乃是在宋朝。

朱子說要把《詩經》作詩讀，就是說我們讀《詩經》不要把它當成經典。你心裡把它想成經典，把它神聖化了，即可能誤入歧途，就以現代人讀詩的方式去讀它就好，所以叫做「把《詩》作詩讀」。這句話聽起來好像是廢話，但《詩經》要作詩讀，不就是說以前的人並沒有把《詩經》當詩來讀嗎？

林希逸序嚴粲《詩緝》，則另推此說之源於呂東萊，說：「呂東萊始集百家所長，極意條理，頗見詩人趣味。……蓋詩於人學，自為一宗」，這就是把《詩經》跟其它經典用文學性分開了，《詩經》因為特別具有文學性，所以「鄭康成以三禮之學箋傳古詩」，就不對路了，並不恰當。

所以文學詩經學跟漢代的箋傳詁經不一樣，明朝戴君恩等人論《詩經》就受這個的影響。何大掄《詩經主意默雷》凡例說得好：「詩家所貴，最取詞華，率俚無文，色澤安在？如只訓句訓字，則有舊時句解可參。」詩家之解《詩經》，手眼和經生自是兩樣的。

「文學詩經學」注意到的人非常少，早期只有周作人談過這個問題。但因周作人的文章都收在他的雜文集裡，學者很少有人注意。而且自《四庫全書》以來就反對這個路數，相關的書多半沒有收在正文裡，只收在「存目」中，只留下一個書名，評價也不高。故這些書流傳很少，更少人研究。

近年只有山西的劉毓慶先生做過有關《詩經》的文學性的研究，他主要做明代。所以這是一個新的領域，過去很少有人注意到，推源於宋代或關心其流衍到清代的就更少了。

其它經典，如《左傳》，歷來也是講史事、論義例而已，到唐代劉知幾才標舉《左傳》作為史文的典範。韓愈論文，也提到「《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浮誇相對於謹嚴來說，似若貶辭，但那是由史載事實、或道德判斷上說的；若就文章說，則浮誇也許還可以視為一種褒揚。文采之采，甚或文章之文，本意就是繁采雕縟的，所謂「物一無文」，又或如後世俗語所說：「文似看山不喜平」，浮誇至少與謹嚴一樣，可視為文章美的一種典型，如果它不勝於謹嚴的話。因此我們可以說《左傳》的文章美，在此時已被發現了。不過具體抉發，仍有待於宋賢。

歐陽修《左傳節文》十五卷，與蘇洵批《孟子》一般，均是後人偽託，以尊風氣之始。厥後就是呂東萊《東萊博議》及真德秀《文章正宗》一類東西，導引風潮，啟浚後昆，影響深遠。

呂氏書，是選取《左傳》中若干他覺得有關理亂得失的事件，疏而論之，成為一篇篇的議論文章。這種寫法雖非直接闡述《左傳》的文學性，可是對爾後科舉取士時考經義作文章的士子特具參考價值。楊鍾羲在《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評王船山的《續春秋左氏傳博議》說：「此書詞勝於意，全如論體，多與《春秋》無關，與東萊之書略同」，講的就是這類書的特性，其實均不在詁經，而在作文。乃是藉史事以申論，論要如何論得精彩、令文章得勢，才是重點所在，故楊氏批評此法：「非說經之正軌」。

然而在考經義的時代，此法不啻津梁。我猜呂氏作書時本來也就有為科舉應試者開一法門之意，猶如他另撰的一本《文章關鍵》說：「觀其標抹評釋，亦偶以是教學者，乃舉一反三之意。且後卷論策為多，又取便於科舉。」本書教人如何論經義，則尤便於科舉。

為什麼要談經義呢？因為宋代跟唐代不同，唐代有詩賦取士，宋代神宗王安石卻認為詩賦取士，大家就都去寫漂亮的文章了；但朝廷需要的是能臣而不是文人，所以要求這些人能通經，對經學有體會，把體會寫出來即可，所以叫經義取士。

王安石的新政爭議很大。可是到了南宋，雖然大家都反王學，青苗法、保甲法等全部廢掉了，但這種經義取士的辦法卻沒變。南宋理學家都反王學，但他們對於經義取士這個大原則是支援的。認為通過對經典的學習，了解了文化的大根本，才能夠立身有本，才能作大臣，所以反而寫了很多書來教人怎麼寫經義文。除了朱熹，金華學派呂祖謙，永嘉學派陳傅良、葉適，也都提倡它，陳傅良影響更大。

根據宋代制度，《春秋》可以在三傳內出題，到了靖康以後改用正經出題，就是只用《春秋》，不用三傳。可是因為《春秋》本身可供出題的很少，比較簡略，能供出題的範圍少，範圍少，考生就便於揣摩，出題就很困難，題目出來出去都差不多。後來又擴充到三傳裡面都可以出，經跟傳都可以出題，這叫合題，宋明以後都這樣。呂氏《博議》，專就《左傳》發揮，後世出現擬題、破題、作論的方法也是要參考它，包括王船山也寫過《續博議》。

到了真德秀《文章正宗》就更厲害了，影響更大。真德秀《文章正宗》則體例不同，是把《左傳》摘選成為一篇篇的文章，於是《左傳》就脫離了原有的編年史裁框架，成為文章了。

這對後世影響更大，明代如汪南溟、孫月峰等都在此肆其身手，還有一大批附從者。

如明惺知主人《左藻》三卷就自稱仿孫氏品評，自《鄭伯克段於鄢》到《楚子西不懼吳》，凡一百零一篇，附於十二公之下，以篇首一二句為標題，並對其敘事煩而不亂、淨而不腴的特色多所闡揚。又依汪氏說，分為敘事、議論、辭令三體。各體之中，又分能品、妙品、真品三等。清金聖歎《唱經堂左傳釋》則只釋了《鄭伯克段於鄢》《周鄭始惡》《宋公和卒》三篇，體例等於坊選古文，評介亦重在語脈字句之間。又劉繼莊《左傳快評》八卷，體同《左藻》，收文一○五篇，句法古雋、敘事新異者，詳為之評。方苞《左傳義法舉要》一卷，舉城濮、韓之戰，邲、鄢陵及宋之盟，齊無知亂等篇，於其首尾開合、虛實詳略、順逆斷續之法，詳為之闡，以明義法；林紓《左傳擷華》二卷，選文八十三篇，逐篇評點，並細疏文章之法。……均屬於真氏之流裔。

像這樣著重闡發《左傳》文學性，甚或根本就以單篇文章來看待《左傳》的作風，還有元、明以後的大批評點。

如編寫過《古文析義》的林雲銘，就另編過《春秋體注》三十卷。前者如真德秀一般，選了幾十篇《左傳》，當成單篇文章講其義法；後者就經文而參錄三傳，看起來像經解，而實亦只是講文法，與周熾《春秋體注大全合參》四卷相似。周書且就《春秋經文》中可做制義比合等題的地方，載其一二字為題目，一一為之破題。對經傳，也強調其作文之法。例如說「作春秋文第一要有斷制，如老吏斷獄，一定不移；第二要有波瀾，如剝蕉抽繭，逐層深入」等等。此雖為科舉應試者說法，但其法正是文章之法。

此類著作，著名者尚有王源《文章練要》。此書內容就是春秋三傳的評點，分為六宗、百家，以《左傳》為「六宗」之首，以公、谷為「百家」之首。後來《左傳》評本別刊，公、谷也刊為《公谷讀本》。不論全書，只就公、谷二傳選其情詞跌宕者，以經文為題，把傳當成據題目寫的文章，圈點評論其文法語脈，篇末還有總評。

韓菼《批點春秋左傳綱目句解》亦屬此類。凡六卷，體例雖仿朱熹《綱目》，但以文章之法點評《左氏》，頗采孫月峰批本，每篇末尾所附總評，則多采呂東萊、孫月峰、茅鹿門、鍾惺等人之說。方苞也有《左氏評點》二卷，辭義精深處用紅筆、敘事奇變處用綠筆、脈絡相貫處用藍筆，又分坐點、坐角、坐圈三種，標示字法、句法。桐城另一位文家周大璋也有《左傳翼》三十八卷，張廷璐序，雲其大旨存乎論文，則亦方苞之類也。

諸如此類，凡經傳皆可以文學之眼續之，發掘其文學美，即便是《大學》《中庸》亦然。清許致和作《學庸總義》即是如此。甚至還有專就虛字論文的，如清丁守存《四書虛字講義》一卷，把「四書」裡面七十五個虛字找出，先引《說文》《爾雅》等釋其音義，再就行文的委曲變化，說明如何用虛字暢達文章之精神脈理。這些書，實與詩文評語相輔翼，均可視為文學批評的資料，只可惜過去幾十年的人都不曉得這個道理罷了。

由此可見劉勰開啟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傳統。它本身是一個大的傳統下的東西，叫做經學下的文論，但是他又開啟了一個傳統，叫做文學性解讀經典的傳統。這就是劉勰的書在魏晉隋唐不太有人欣賞，可是在明朝中晚期越來越有賞音的緣故。我簡單梳理這樣一個脈絡，提供各位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