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就喜歡把興衰看遍

談到中國小說，當然每個人各有喜愛、各自推崇，《紅樓夢》的讀者尤其狂熱。

但若說哪種小說中最具中國特色、最重要，那就非講史通俗演義莫屬。

為什麼？

因為民族性！中國人對歷史的重視及歷史感，原本就遠甚於歐洲印度。

而歷史的戲劇性又最甚，世事滄桑、朝代興亡，比任何編劇家編的戲都更動人心弦。中國人最愛對此憑吊咨嗟、發表議論（這幾天，國人對美國改朝換代的熱評、投入，即是眼前的例證）。

相較之下，古印度文明卻無歷史觀、無歷史意識，也無歷史著作。談起時間，輒言若干劫，要不就是電光石火一刹那，年時月日均不明確。談生命，輒言輪回流轉若干世，也不明白某事究竟在某世的某一年。

希臘文明，則是反歷史的（Untinistorical Tendency）。哲學家們不關心歷史，只關心永恒、探求本質，在教育中歷史亦無地位。

故這兩大文化體系在傳遞一種類似我們的歷史敘事及知識時，只能採用神話的方式。中國則反是。古代神話本來就不發達，就算有少數神話，亦迅速歷史化，蓬勃發衍為「講史」的龐大傳統。

因此若要談中國小說，首先就要從這個傳統講。不幸民國以來，論者皆受西方文化影響，硬要「改造國民性」。撇開了稗官野史、巷語街談這個源頭，另以神話與傳說為源，對於此後小說諸流，亦薄厭講史演議，鄙徵史而崇虛構。

如胡適就認為《三國演義》沒有文學的價值，無法出奇出色。魯迅對《三國》亦無好評，甚且說由神話到志怪傳奇到小說，標示著小說真正的形成，即是從歷史到小說；可是唐代以後反而倒退回去，混雜於歷史的講史演義，乃是退化之證據。

在中國社會流傳久遠、影響巨大的《三國演義》乃至整個講史演義文類，在他們的論述中，竟只有負面的價值，足見荒唐。

《三國演義》之價值，不但在於它代表了講史演義這一文類，彰顯中國小說特質，更在於它代表了小說從「說」逐漸轉化到「說書」的過程，是口語表演和文藻化、文士化、文學化的結合，也是巷議街談的野史傳統和正史書寫傳統的結合。其他小說名著或類型，都沒這種地位。

根據李商隱詩，可知唐人就愛聽說三國。宋代說話人，亦以講史為最大宗。這時，都仍是語言藝術。

南宋以後，「話本」漸興，說乃向文過渡。明朝則文藻化、文士化、文學化日甚。而且，自弘正年間開始，文壇復古，嘉靖萬曆繼之，小說戲曲紛紛托古改制，所謂「古本」大量出現。

這是個關鍵的時代。這一時期，出版家、小說家們忽然找出了那些塵封日久的「古本」，紛紛加以整理改編並出版。通過改編「舊本」而來的作品問世後，自身也就成了舊本，被別人不斷改編。

如《列國志傳》，其中就有余邵魚、余象斗改編的痕跡，馮夢龍再改編成《新列國志》，蔡元放又據以修改並加批評成《東周列國志》。

兩漢系列小說，在《兩漢中興開國傳志》和《全漢志傳》之後，又有甄偉《西漢通俗演義》和謝詔的《東漢通俗演義》。

即使《三國志通俗演義》，在明末也有多種版本，改來改去，直到清初毛綸、毛宗崗父子評點《三國演義》時，還大幅增刪，這才成為後世流行的定本。

改編是既托古又改制的。具體的情況，可以著名改編家熊大木為《大宋中興通俗演義》為例。

古有小說《武穆王精忠錄》，他得到了個浙刊本。這個本子筆墨文雅，一般人不太看得懂。似乎這個浙本，並不是小說，而是一本資料性質的書，或許類似《宣和遺事》。而熊大木則是應書坊清白堂主人楊湧泉之請，按照岳飛本傳以及《通鑑綱目》，重新「以王本傳行狀之實跡，按《通鑑綱目》而取義」，編撰成《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為什麼編一本通俗讀物，仍要謹慎地依據史傳及《通鑑綱目》呢？

講史，本是宋代說話人之一支，又稱「講史書」。故《都城紀勝》謂：「講史書，講說前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夢梁錄》亦稱：「講史書者，謂講說《通鑑》、漢、唐歷代書史文傳，興廢爭戰之事。」

可見「講史」從源頭上，就是把史書上的事講給不識字或略識字的群氓聽。是史學通俗化之一法，所根據的，則是史傳及《通鑑》。

這種歷史知識的通俗化傳播，乃是唐宋史學發展的總體動向之一。

唐代就逐漸出現了一些通俗的歷史著作，如元和間高峻著《小史》，大中間姚復康撰《統史》，均便於初學。晚唐時胡曾、周曇等人的詠史詩，亦曾被當時人逐篇加注加評，援引村書俗說，雜以俚語，作為訓蒙課本之用。到宋代司馬光那時，還出現了《十七史蒙求》這樣的通俗讀物。

南宋朱熹《資治通鑑綱目》，更是力求簡要。採用編年敍事，先以大字書概括的提綱，其下以分注的形式詳敘細節，故稱綱目，成為後世通俗史書競相仿效的體裁。

與朱熹同時的呂祖謙又有《十七史詳節》，「蓋其讀史刪節備檢之本，而建陽書坊為刻而傳之者」。現存此書宋元間刊本多達十餘種，可見當時流傳之廣。

當時講史藝人多以解元、進士、宣數、書生、萬卷等為藝名，標榜博學，自附於文人之列，以示與其他說話人不同（其他說話人通常則只有一些普通綽號）。

《醉翁談錄．小說開闢》云：「夫小說者，雖為末學，尤務多聞。非庸常淺識之流，有博覽該通之理。幼習《太平廣記》，長攻歷代史書」，即以此故。

由這整體動向上看，講史之發展乃是兩條線的合力。一是自古小說本來就屬於稗官野史，出於民間的巷議街談，而這種口語說故事的型態，後來因要訴諸文字，乃自然而然地朝文書型史冊類化。二是文人學者有意將史學著作和歷史知識向下普及，編為小說戲曲。一是由下往上，講史藝人自居士流，說書擬同史述；二是普及、教化，警世勸俗，由上往下。

兩方合力，當然聲勢大振。

元代講史。王沂有兩首〈虎牢關〉，記述了元代說三分的內容；胡祗遹有〈木蘭花慢〉贈歌妓一首，內有「又如辯士遇秦、儀，六國等兒戲」之語。王惲有〈鷓鴣天〉詞贈女藝人高秀英，她表演的正是「由漢魏，到隋唐」的講史。楊維楨〈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則說此女：「善記稗官小說，演史於三國五季。因延致舟中，為予說道君艮嶽及秦太師事」。

但除此之外，元代講史的具體情形，沒有什麼材料可以佐證。唯講史平話之大量刊印，可以由側面看出講史之盛。

現存平話雖然只有至治新刊《全相平話五種》等，但《永樂大典》就收有平話二十六卷，而《全相平話五種》本身也顯示它是一個系列。至少，在《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後集》之前，必是前集，在《呂后斬韓信前漢書續集》之前，也必有個正集。另外，《新編五代史平話》《宣和遺事》，都可能是在元代刊印的。

平話又作評話，以區別於話本中的詞話、詩話，即指不加彈唱和伴奏的表演形式。

平話中雖然也有詩贊韻語，但都只用作評論或描寫戰鬥場面，渲染環境氣氛，而不是出自人物之口，和《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大唐秦王詞話》等不同。

平話源於宋元說話中的講史，但其性質已變。不再通過藝人的聲口、動作、表情，而是以書面文字的形式，由閱讀來完成創作與接受的過程。故不能把平話看作說唱的講史話本。

平話的語言，和其他話本小說也有明顯的區別，是一種簡單的文言文，而不是所謂白話。它的分卷形式更是沿襲古代書籍的編輯形式，而不是說話人講史能有的。

由內容上看，《五代史平話》主要根據《資治通鑑》，也參酌了新舊《五代史》。有時直接抄錄《通鑑》原文，有時據以改寫。

在採錄《通鑑》時選擇了較多富有戲劇性的內容，如戰爭場面；增加了一些表狀書詔和詩詞題詠，敍述文字也作了通俗化的處理。其結構分梁、唐、晉、漢、周五部，每部又分為上下兩卷，每部有目錄。這明顯是學新舊《五代史》的體例。正文的敍事，更是按照《資治通鑑》的編年體。

因此，我認為：平話並不如過去的研究者所說是民間說書人話本，而是文人書寫編錄以做通俗推廣的史述。

這也是這類史述都嚴格依據《通鑑》的原因。

明人已很少提到講史，代之而起的是「演義」。

此詞出自《後漢書．逸民傳》，晚唐蘇鶚將此詞作為書名，著《三國志通俗演義》十卷。到了南宋，以演（衍）義為書名的著作漸多，如王炎《春秋衍義》、張行成《皇極經世觀物外篇衍義》、張德深《潛虛演義》、真德秀的《大學衍義》等。

明代小說以演義為書名者，自《三國志通俗演義》始。

今所發現最早的《三國演義》為弘治甲寅（1494）庸愚子蔣大器序、嘉靖壬午（1522）修髯子張尚德作引的本子。其後蔚為流行，如《東西漢通俗演義》《東西晉演義》《大宋中興通俗演義》等極多。其後歷史演義代有所作，直至民國，還有蔡東藩編的《列朝通俗演義》。

此等書，有時還稱志傳。如嘉靖二七年葉逢春刊《三國志傳》，全稱為新刊按鑑漢譜三國志傳繪像足本大全，版心則簡稱「三國志傳」，而各卷題名，作「新刊通俗演義三國志傳」（卷一）、「通俗演義三國志傳」（卷二）等。其他小說，也有混用演義與志傳的，如《開闢演繹通俗志傳》又作《開闢演義》，《列國志傳》又名《新刻京本春秋五霸七雄通俗演義》，《全漢志傳》又名《新刻按鑑編集二十四帝通俗演義》，《隋唐演義》又名《唐書志傳通俗演義》。

志傳之名，源自《史記》，是後世正史的標準體例。另外，「傳」的本義是解釋，如《春秋》三傳，就是對《春秋》史事的解釋、補充，與「演義」的本義略同。小說而名志傳，與號稱「按鑑」的用意差不多，都是強調小說內容謹按史書，尤其是謹按《通鑑》，有根有據。

《新刻按鑑編纂開闢演繹通俗志傳》《新刻按鑑通俗演義列國前編十二朝》《按鑑演義全像列國評林》《按鑑增補全像兩漢志傳》《京本通俗演義按鑑全漢志傳》《新刻湯學士校正古本按鑑演義全像通俗三國志傳》《全像按鑑演義南北兩宋志傳》等，都有按《通鑑》或《綱目》增補修訂之意。另外有的雖然沒說按鑑，而稱「按史」，意思差不多。

「按鑑」改編的風氣，除了受《三國志通俗演義》影響，也與明中葉以後史學界的動向有關。

宋亡以後，史學步入低谷，元代外族入主，所修《宋史》，甚為蕪雜。入明以後，史學逐漸復興。嘉靖十五年，乃有重修《宋史》之議，以後陸續有修訂《宋史》的著作問世。影響較大的，是柯維騏的《宋史新編》。

其他各朝史，也多有刪補、注釋。編年體史書，則有邱浚《世史正綱》、許浩《通鑑綱目前編》、南軒《通鑑綱目前編》、薛應旂《宋元資治通鑑》等。

了解了這個大環境，我們才可以明白當時的演義何以特別強調歷史真實性。庸愚子《三國志通俗演義》序說：「若東原羅貫中以平陽陳壽傳，考諸國史，自漢靈帝中平元年，終於晉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損益，目之曰《三國志通俗演義》。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紀其實，亦庶幾乎史。」

清人曾批評此書仍不免夾雜了三分虛構，但其實它對《三國志平話》中違背史實、過於荒誕不經的內容已予大量刪改，提高了歷史真實感，庸愚子的論點正是揭示了這一特色。

但可觀道人為《新列國志》作序，又指摘《列國志傳》不符史實，並就馮夢龍的改編，提出了歷史演義的創作原則：

本諸《左》《史》，旁及諸書，考核甚詳，搜羅極富，雖敷衍不無增添，形容不無潤色，而大要不敢盡違其實，凡國家之興廢存亡，行事之是非成毀，人品之好醜貞淫，一一臚列，如指諸掌。

可見此一觀點是不斷在強化的。歷史演義書名前題有「按鑑」或「志傳」，以史著自居，即以此故。

在具體創作時，作者亦勤於搜羅史料，雜以考據，常常以按語的方式在敍述情節的同時辨證史實，儼然史家筆墨。

章回體的形成也和編年體和綱目體的史著體裁有一定的關係。如《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凡例稱「大節題目具依《通鑑綱目》」。每卷卷首標明本卷起迄時間，亦仿《綱目》體例。在敍事模式上，打破了平話單線發展的情節結構，而採用頭緒眾多的敍事方式。和平話相比，表、章、奏、書亦大量增加，有的且直接從史書中輯錄，並引用史家和其他文人的論贊題詠。其敍事語言亦是淺顯的文言，有的且直接從史書中過錄。

在明代長篇通俗小說的幾種類型中，歷史演義是形成最早、作品最多的。甚至還可以說；歷史演義的風行，帶動了其他通俗小說的創作。因此上述種種，亦是了解明代其他小說的基礎。

這其中，最重要的當然是《三國志通俗演義》。此書，比天都外臣序《水滸傳》（萬曆十七年，1589）、世德堂本《西遊記》（萬曆二六年，1598）、《金瓶梅詞話》（萬曆四五年，1617）要早半個多世紀，比明代其他歷史演義小說也要早得多，實開明朝通俗小說刻印之先河，也是其它長篇小說之範本。

在《三國志通俗演義》問世之前，並無堪稱長篇小說的文學體裁。

從《三國志通俗演義》的書名和題署看，顯然即是以小說作為《三國志》的「傳述」之作。所利用的史料文獻，除陳《志》裴《注》和《後漢書》外，還包括不少野史筆記、呂祖謙的《十七史詳節》、《資治通鑑》和《資治通鑑綱目》，並可能參考了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

有的明刻本標明「按鑑」，萬卷樓本《新刊校正出像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傳通俗演義》卷一結束語：「起漢靈帝中平元年甲子歲，至漢獻帝初平三年壬申歲，共首尾九年事實。」以下各卷同此格式，便是明顯模仿《資治通鑑綱目》的。

此外，《通鑑》通常在重要人物初次出現時介紹其生平，在人死時給予總結性評論，這是編年體和紀傳體結合的記敍方式。《三國志通俗演義》亦然，有不少內容直接取自《通鑑》。

如《通鑑》敘皇甫嵩討黃巾時與曹操會合，記曹操事始此。另引用《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和裴注中孫盛《異同雜語》等材料，介紹了曹操的出身、性格和時人對他的評價。《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一敘曹操初次出場，也是和皇甫嵩會合，並按《通鑑》體例，敘曹操身世。在《通鑑》的大框架下，《演義》還引用了裴松之注中所載的幾個小故事。

這段插敍長達六百多字，跟故事連貫，乃是模仿《通鑑》而增入的。在《三國志平話》中曹操出場的時間就較晚，也無對他身世、性格的介紹。

又，史書的特點之一，就是附載重要文獻，如詔、令、疏、表、書等。《三國志通俗演義》亦然，《通鑑》及陳志裴注所載文獻大多被它引用。有的全文照抄，有的稍加增減，顯然有意追摹史書的行文特點。

《三國志通俗演義》還中有大量的注釋，這也是講史平話和其他類型通俗小說沒有的。

嘉靖本的注釋用雙行小字列於相應的正文之後，其他版本如聯輝堂鄭少垣刊本《三國志傳》、湯賓尹校本《三國志傳》往往在雙行小字注前加參考、補證、補訂、考證、補遺、發明等字樣。這也是有意模仿《三國志》《資治通鑑》《資治通鑑綱目》等史著的結果。

《三國志》裴松之注、《資治通鑑》胡三省注都十分著名，元明以來這兩部史書都和注文密不可分，一起刊刻。《三國志通俗演義》的作者、整理、刊印者在參考史料的同時，也效仿了史著正文中夾注的刊刻形式。

又有時直抄史書，連帶把史書的注釋也抄了下來。如卷三「呂溫侯濮陽大戰」敘陳宮說呂布用兵，其說辭大段抄《史記．淮陰侯列傳》，連注解也錄入了。

凡此各端，均為後來者所效仿。

從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問世到萬曆之前，刊印的歷史演義有以下幾種：

《皇明開運英武傳》，嘉靖十六年刊，郭勳等編撰

《新刊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嘉靖三一年楊氏清白堂刻本，第一卷題作《大宋演義中興英烈傳》，以下各卷則題為《大宋中興通俗演義》，熊大木編

《唐書志傳通俗演義》，嘉靖三二年楊氏清江堂刻本，熊大木編

《全漢志傳》，題萬曆十六年秋月書林余氏克勤齋梓。但《西漢志傳》卷一題「京本通俗演義按鑑全漢志傳」，署鼇峰後人熊鐘谷編次，書林文臺余世騰梓行。可知同為熊大木所編，其初版時間應該相近。

《列國志傳》，有八卷和十二卷本，內容則基本相同。八卷本余氏雙峰堂刻本題作《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國志傳》，署後學余邵魚編集，書林文臺余象斗評梓。書前有萬曆丙午（三四年）余象斗重刊的序。

這些都是參照史書而對古本、舊編進行修改的，辦法皆仿《三國志通俗演義》。《新列國志》馮夢龍描述：「舊志事多疏漏，全不貫串，兼以率意杜撰，不顧是非，如臨潼鬥寶等事，尤可噴飯。茲編以《左》《國》《史記》為主，參以《孔子家語》《公羊》《穀梁》《晉乘》《楚梼杌》《管子》《晏子》《韓非子》《孫武子》《燕丹子》《越絕書》《吳越春秋》《呂氏春秋》《韓詩外傳》、劉向《說苑》、賈太傅《新書》等書，凡列國大故，一一備載，令始終成敗，頭緒井如，聯絡成章，觀者無憾」，即為一例。

除了參照史書對「古本」進行修改外，後來的作者更模仿《資治通鑑》和《資治通鑑綱目》，新編撰了幾種歷史演義，隱然有填補空白、形成系列的意圖。

如《列國前編十二朝傳》，余象斗編。乃是他重刊余邵魚《列國志傳》後新編的，所以名之為《列國前編》。

崇禎年間還有《盤古至唐虞傳》，題鐘惺編。結尾處，有書林余季嶽的識語：「邇來傳志之書，自正史外，稗官小說雖則極俚謬不堪目覩。是集出自鍾、馮二先生著輯，自盤古以迄我朝，悉遵鑑史通紀為之演義，一代編為一傳，以通俗諭人，總名之曰《帝王禦世志傳》不必世之紀傳小說，無補世道人心者也。」

又有《新鍥重訂出像注釋通俗演義東西兩晉志傳題評》，分西晉四卷，東晉八卷，以時代先後順序敍述，上接三國演義，下止於劉宋。內容基本上依據正史，間採野稗筆記，所用大抵是文言，跟它直接採錄史料有關。

此法，也催生了多種明代的時事小說。

時事小說本不能算歷史演義，但這些小說確實是以歷史演義之編撰手法創作的。

如《魏忠賢小說斥奸書》寫魏忠賢，從萬曆十六年起，到崇禎元年止，編年敍事，每回均標出事件發生的時間。在凡例中，作者自述：「自春狙秋，歷三時而始成。閱過邸報，自萬曆四十八年至崇禎元年，不下丈許。且朝野之史，如正續《清朝》《聖政》兩集，《太平洪業》《三朝要典》《欽頒爰書》《玉鏡新談》凡數十種，一本之見聞，非敢妄意點綴，以墜於綺語之戒」，則竟是以通俗文體作史了。

總之，小說家托古改制，或依托舊抄，或改編古本，而皆遵循古史，以作通俗之篇，用以教化氓愚。《三國志通俗演義》的開創性典範及按鑑的寫作方式，凸現了這類小說的主要價值，是對歷史知識的普及，以及以史為鑑的教化勸誡意義。

古史成熟的敍事本領也為小說敘事提供了很好的憑藉，使得它削弱甚至消除了民間講史的影響。不光是刪改其內容，也力圖改變其文體和敍事方式。演義，就是改造講史而產生的新文體。

這種小說或文體，不是用西方或現代小說概念所能掌握的。魚怎能長出翅膀來？西方沒有「正史」這個體系及史學傳統，自然不能有這併購了野史的新史學。而這新史學，健翮摩天，到現在還生命力旺盛，兀自回翔在中華大地上。今後史學的傳播，還得靠他們，不能期望學院裏的史學科系了。

…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