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尊嚴的善終—是後代強求？還是個人造化？ 於 03月27 2021 發表於新公民議會

臺灣有超過5成的醫師為了避免醫療糾紛而實施無效醫療
身為公民，身為家屬，很疑惑何謂無效醫療?
在之前的文章中，有尊嚴的善終—是後代強求？還是個人造化？(一)有提到

在醫院發出病危通知，家屬也簽屬放棄急救同意書後，醫院還是為垂死的家人做了最後一次急救。
這件事一直困擾著我，而某天一個特別的朋友，他從小時候就開始因為癌症進出醫院，所以年紀輕輕的他，很中肯的點出「那是醫生的職責」，因為醫生有責任須做「最後一次急救」。

台北市長柯文哲也在2013年的TEDx生死的智慧中有提到:
「當醫生時最難過的就是看見病人在痛苦而家屬卻執意要急救」

而我也有位前輩，在我面臨這樣課題時與我分享，她的母親在生命的最後一刻，插著管，那時候的她看見痛苦的母親，當時的她，衝動的想幫母親拔管，兄弟姊妹紛紛勸她不要這樣做，她說：「病人就算在沒知覺，她都快死了，她就是想跟我們這些子女說最後一些話，"到底為什麼...不讓她說最後一次話＂」

我的奶奶，高齡85歲在安養院中住了6.7年，而當初逃避開始去探望她，就是從鼻胃管使用開始，心理素質不夠堅強的我，從那一刻開始逃避這種光看就不舒服的「畫面」。

今周刊在20190422有篇文章中寫到，鼻胃管的使用在台灣相當普遍，許多末期病人如癌症、失智症的患者，醫療人員為了維持其生命，通常都會建議使用鼻胃管提供營養，但對患者來說不但不舒服，對自尊也是一種傷害。

但站在目前普遍的台灣醫療文化的角度看待這樣的「理想化願景」

缺工、醫療知識的不足等等的問題，有尊嚴的善終，彷彿成了一場拉力戰
光是在缺工這一點，以照護機構的立場，一位護士能配給多少的病患曾能給予所謂最舒適的「照護」。

曾有人告訴我，他在日本的長照中心上班時，對於所謂的長照真是舒適又有尊嚴，不可否認，日本的醫療條件，是連WHO（世界衛生組織）評價都是世界第一，但台灣不是日本，許多的無可奈何成了眾人執著的焦點，卻時常忘記取捨當下「最好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