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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服西漸五百年

今人談到時裝時尚的問題，都不免感嘆歐美時尚業之發達，其香水服飾皆令我邦仕女著迷。漢服運動者尤其哀嘆西力東漸，國人都已洋化，都穿西式服裝，而丟失了「漢家衣冠」。

對此，我亦同慨。然而頗惜國人尚僅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因為現在歐美所謂現代時尚服飾，正是深受東方影響而然的。

此猶如咖啡。

咖啡乃不折不扣之東方飲料，其產地不在歐洲，而在北回歸線附近的熱帶、亞熱帶。由中國之海南島、臺灣，延伸到越南、馬來西亞、爪哇以及阿拉伯世界等地（後來再加上南美洲之巴西）。

它作為飲料，則由北非、阿拉伯人提倡起來，包括製作咖啡豆及熬煮之方法皆然。

後來在十八世紀因緣際會，傳入歐洲。上層仕女以為舶來品，競相學習著飲用。宗教人士，尤其是基督新教，則謂其可以止睡，又可替代酗酒，可讓信徒過著較理性化的生活，故也鼓勵飲用，以致大流行。與同樣屬於東方傳來的飲料 — — 茶，平分秋色。

然而這種東方飲料，由於晚清以後，國人看西方人都在喝咖啡，竟想當然爾地視為西方飲品之代表。

咖啡文化遂如此稀里糊塗地，在中國人腦子中與歐洲之浪漫意象結合，也與時尚新潮結合了。覺得喝茶土，喝咖啡才洋氣，而不知道人家只把咖啡當工作飲料，真正高階層宴會、休閑下午茶，都是喝茶的。你到英國皇室紀念品銷售網上一查，就知道：賣的都是茶與茶具，誰賣咖啡？

服裝也是如此。

十九世紀，歐洲男子仍在戴假髮、化妝呢！要到一八四〇年左右，才改為緊身褲、打領帶、穿燕尾服。

女人則穿用鯨魚骨做的束腹內衣。正式一點的女裝則須定制，所以一八六八年法國就成立了高級訂製服協會。

這時男人女人的身體都還是被束縛住的，男裝取法於甲冑，女裝強調S型曲線。

一八七五年，英國李伯蒂（Liberty）百貨公司開幕，才開始帶來了變化，標誌著現代服裝的興起。

同年，德國設計師賽格訪日歸來，作《日本藝術》一書，推動新藝術運動（Art Nouveau）於巴黎，帶動了巴黎的東方風潮。

接著一九〇〇年法國舉辦第五屆萬國博覽會，日本演員貞奴穿著和服表演，也轟動了巴黎時尚界。

這一波東方風潮影響所及，包括了像LV這樣的品牌，事實上就結合了浮世繪、和服、日本家徽等元素。

波瓦雷（Paulpoiret），這位傑出的設計師，更開始不用束腹內衣。且因受和服及希臘長袍之啟發，讓女人的身體從服裝中複活起來了。一九〇三年，他創業的第一年，就推出了「孔子大衣」，標明了這場新服裝革命的東方淵源。

一九一〇年，香奈兒進一步放棄了刺繡、蕾絲。大膽啟用黑色單色，以休閑、簡約、帥氣為號召，即是由波瓦雷再往前跨，以致逐漸形成爾後女裝往反體制、具解放精神上發展。

20年代，伊爾莎．斯奇培爾莉（Elsa Schiaparelli）和薇歐奈（Vionnet）把和服風格的懸垂線引入了現代服裝。薇歐奈、保羅．波烈（Paul Poiret）、莫里紐克斯（Molyneux）等也各有相關作品。

六十年代的阿曼尼，更把男人也由盔甲般的男裝中解放出來，寬肩、軟布料，故深受上班族之喜愛。

八十年代，日本川久保玲、山本耀司兩位設計大家雄踞巴黎，法國僅一戈爾埃蒂（Jean-Paul Gaultier）引領風騷，而東方主義乃二次大盛。

不只川久保玲他們的黑色基調大行其道，日本漫畫、卡通、和服，中國旗袍、印度紗麗，都成為時尚服飾的重要元素。

直到現在仍是如此，英國品牌Marchesa 2018春/夏時裝秀上也借鑒了和服的腰帶和袖子，Visvim則把二次大戰的夾克重新設計成了和服。

因此，所謂巴黎、米蘭、倫敦、紐約之時尚，一如咖啡，我國人以為它是西方的，實則本來就是吸收學習於東方而形成的。

這是那時整個西方藝術發展的趨勢，像西方現代繪畫，也和美服製作同樣。十九世紀後半期，日本浮世繪大量介紹到西方。西方的前衛畫家，如馬奈、惠斯勒、德加、莫內、勞特累克、凡高、高更、克里木特、溥納爾、畢卡索、馬蒂斯等都從浮世繪中獲得過啟迪，如無影平塗的色彩、取材日常生活的藝術態度、自由的構圖，對自然的敏感等，推動著從印象主義到後印象主義的繪畫發展。

以上說的西方服飾之東方淵源，看起來是在說日本。其實不然，你注意到了嗎？波瓦雷（Paulpoiret），創業第一年，推出的劃時代傑作，名字就叫做「孔子大衣」。

為什麼？歐洲十八世紀以來，在服裝領域，就一直在學中國的紡織品紋樣、服裝款式和色彩。

這個大潮流，發展到清末，中國整體國勢衰弱，他們才改由日本方面獲取補充。故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中期，日本風格的各種工藝品，繼十八世紀中國風（Chinoiserie）之後，成為歐洲流行之物。設計師們均按照和服的樣式修改他們的線條以滿足新的狂熱。時尚沙龍裏，如果沒有日本扇子、印刷品和成堆的和服，工作室就不會被認可。

但這仍是中國風的延伸或支流，仍算是中國服章的影響，因為誰都知道日本服飾的中國淵源。

這是整個學界和服裝界的基本共識。美國人Hugh Honour寫《Chinoiserie: The Vision of Cathay》介紹中國風的產生、發展和對歐洲藝術的影響（如巴洛克時期，包括路易十四庭院中的中國風，凡爾賽的例子，復辟時期的中國風等；羅可可時期，路易十五時期的中國風，中國瓷器，和德國斯堪地納維亞的中國風等）時，即分析了中國風格與日本風格的淵源和區別。事實上也就是把日本的影響當作中國風的延伸或支流。

而說到中國風，話就長了。我用最簡單的方式講講服裝部分。

中國古代絲綢等紡織材料和技術，天下第一，是不用說的了。西出陽關，被商賈行銷到整個西風世界。

古代西方既沒有絲綢綾羅錦緞等材料，其織機也甚落後。因為使用豎機，不能使用較多的綜片，也不能利用腳踏控制經線的提升或間絲，織不出結構較為複雜的織物。直到六七世紀，西方才改用中國式的水平織機，織出較複雜的提花織物。

古代絲路的貿易量，不好統計，後來海上貿易則稍可考證。從1580年到1590年，中國每年運往印度的絲貨為3000擔，1636年達到6000擔，到了18世紀三四十年代，歐洲每年的絲綢進口量多達75000餘匹。

利益驅動下，歐洲織紡也開始繪製龍、鳳、花鳥等中國傳統圖案，自稱「中國製造」，假冒原裝進口。而為了仿造，歐洲絲織廠的畫師甚至人手一本《中國圖譜》。連路易十四在凡爾賽宮舉行盛大舞會，也曾身穿中國服，坐一頂八人大轎出場。

法國畫家布歇則繪製了《中國花園》《中國捕魚風光》《中國皇帝上朝》《中國集市》，市面上更出現了大量的中國人物和青花瓷、花籃、團扇、傘等圖畫。貴族們收購這些畫、掛毯和衣飾。

十八世紀，中國風紋樣在歐洲大行其道，據說歸功於法國最大的沙龍女主人，法王路易十五寵信蓬巴杜夫人的倡導。宮廷畫家布歇的油畫「蓬巴杜夫人肖像」中她即穿繡著中國風花樣的長裙。此外，在印染花布上也紛紛印製中國風花樣。

凡此等等，包銘新《歐洲紡織品和服裝的中國風》等中外文獻早有論述，只是國人一般不太了解而已。

但這裏也不用細說，總之，中國服裝體系自古就對歐洲影響深遠，而在這幾百年的中國風氣氛中，尤其發展強烈。

這種影響是持續的。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英國紳士喜歡用杭紡做襯衫，紫花布做褲料。一些清代服式也以「曼特林風格」（Mandarin style）的名稱被效仿。馬褂演進為女式晚禮服外套；花翎項子一變而成「曼特林帽」（Mandarin hat，一種插羽毛的女帽）流行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

且人家是真心在學，因此仿中國的織品有時幾可亂真。故宮博物院有一塊「湖色羅紋地竹葉紋綢」，就曾被誤認作是中國產品。後來發現布頭背面打有一淡紫色印記（用的是Staznp Pad而不是中國印泥），在一鴨子商標四周有產地的記載，才知是法國里昂產品，不知如何進入宮廷供「御用」了。

那幾世紀，經常被借鑒的漢人服裝是褙子，這是宋代皇後貴妃以至奴婢侍從均喜服用的式樣，以直領對襟為主，前襟不施絆紐。袖或寬或窄，長度不一。另在左右腋下開以長衩，也有不開側衩者。其次是馬褂，但是立領、對襟，這是除了旗袍之外西方設計師借鑒最多的中國傳統服裝形式。

二十世紀初保羅．波瓦雷想改革歐洲的緊身服裝，乃吸收了中國沒有接袖的連袖式，長而寬鬆的直線條裙子，和旗袍臀部放寬，下擺收攏，兩邊開衩的樣式，名為「孔子大衣」，以解放身體。

底下的故事還很多。包括盧卡斯導演的《星球大戰》前傳《幻影的威脅》中銀河女王的服裝，就有三套中國風。一套源自清代後妃朝服，肩部有類似佩披領的造型；一套源自宋代和明代流行的背子；另外一套綜合了中式立領和中國古代服裝的大袖子……

如果說以上講的還只是大趨勢的話，那麼更具體的實證，就是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改穿漢服。

1595年5月利瑪竇（Matthoeus Ricci）在江西樟樹改換儒服，向來被視為西方傳教史中最具象徵意義的標誌性事件。當時金尼閣神父在1610年的信中即特別指出這一點，並大加讚揚。

利瑪竇入華之初，本來是改換成中國僧人服裝的。

漢地僧袍，其實也是不折不扣的漢服，因為小乘、南傳、藏傳，乃至中亞、印度都不這樣穿。乃是就漢地原有服裝，規定了顏色，稍微改變其式樣而成，如緇衣之類。傳統法服，三衣五衣之類，只在法會期間穿。

12年之後。利瑪竇覺得傳教的主要競爭者是佛教，所以不如易換儒服，跟儒家站在一起。儒士也遠比僧人更受社會重視。

不過，利瑪竇並不是入華耶穌會士中易換服裝的第一人。第一人是羅明堅（Michel Ruggiere）。

1583年2月7日羅明堅寫給總會長阿桂委瓦（Beao P. Rudoifo Acquiviva）神父的信中說是肇慶的兩廣總督建議他們穿僧裝的。他們欣然同意，因為「不久我們將化為中國人」。

利瑪竇初入中國時，清人張爾岐《嵩庵閑話》卷一說︰「利瑪竇初至廣，下舶，髡首袒肩，人以為西僧，引至佛寺」。後來是看了羅明堅他們的做法，才改穿漢僧服裝的。所以這是第一次改裝，第二次才改成儒士服。

他對這套衣服極為滿意，1595年11月4日致總會長的信說︰「離開韶州前，已經做好一套漂亮的綢質服裝，準備在特殊場合穿用，另有幾套為平日使用。所謂漂亮講究的，即儒者、官吏、顯貴者所用，是深紫色近乎墨色綢質長衣，袖寬大敞開，即袖口不縮緊，在下方瓖淺藍色半掌寬的邊，袖口與衣領也瓖同樣的邊，而衣領為僧式，幾乎直到腰部。腰帶前中央有兩條並用的同樣寬（的）飄帶，下垂至腳，類似我們的寡婦們所用的。鞋子也是綢質，手工很細。頭戴學者所用之帽，有點像主教用的三角帽。」

於是，利瑪竇高冠博帶、美髯垂胸的新形象，當時就廣為人知，也引起了歐洲同行的羨慕。

易服色，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極為重要，例如魏孝文帝改換漢服，就代表了對中國文化的認同，甚至是漢化。因此利瑪竇改穿儒士服，過去講中西文化交流的人都非常關注，認為這表示了他對儒家的認同。由於利瑪竇與徐光啟等儒士官員的交往，甚至翻譯中國經典，更讓大家在此多有想像。

但其實這只是耶穌會士們在遠東地區甚至整個東方普遍採用的策略。利用改變形象來接近社會高層，以利傳教。

所以漢裝儒服只被他們工具性的使用，骨子裏還是基督徒、還是要傳教的。

最多，我們可以說他們算是對漢文化有好感的一群人，也願意與儒家同盟，對抗蕃夷（佛教）。別的不談，至少，漢服之美確實打動了他。他對那套「漂亮講究」的儒服的喜愛，便說明了一切。

同樣，西方那些中國風的愛好者，君王貴冑、婦女商賈、模特兒、設計師，基本上也都各懷利益動機，只把中國服裝作為工具性的使用，未必即認同我們的文化內涵價值觀。

但審美終究還是跨越了鴻溝，華風西漸，衣被西方五百多年了。未來我們們還能不能持續這樣的影響，則要看我們這一代「美盲」的人能不能開眼。以漢服對抗西服，更有點文不對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