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日常、反社區、反記憶：推理文學的城市空間的可能與創造：《當祈禱落幕時》讀後感

近廿多年來，無論台灣還是香港，很多研究都市的學者、還有無數的大、小型民間團體，都是珍雅各(Jane Jacobs) 的信徒，不假思索地認定在城市中，正面肯定小街廓、舊建築保育而反對都市更新。這等學者，大力吹捧與庶民坊眾共同參與「社區營造」，期望住在鄰近的街坊居民（通常被認定為大多數都是善良的），能夠互相認識，締結情誼，互相幫忙，從而共同關懷、參與社區發展，籍此群眾互融互通的力量，對抗在大城市生活的孤立疏離。再者，學者們更是義無反顧地信奉地方的歷史保存，號召同區住民保育社區文化、歷史、記憶和認同。最初，我也頗贊成這理論，因為香港的都市更新過程，大都不會徵詢原住當地居民意見，同時，賠償制度對原居民很不公平。

經過都市研究學者的多年重複的推廣，以上的理論看似無可異議，大部份人，尤其是一眾自稱為文化人文青者，都極贊成及接受。然而，在另一領域，卻來一個大反轉，著名的日本推理小說家東野圭吾，在一本代表作：《當祈禱落幕時》（祈りの幕が下りる時，2013），其中的背景情節鋪排空間構造、字裏行間，卻間接地展示了一個幾乎相反違抗於上述的「人性化」理想的都市空間理論。

我最初，慣性地只抱著想知道「誰是兇手？」及其殺人動機的好奇心，來看這本小說（及其改編電影版本）。但是，當我重看這本小說，竟然發覺它的創新性，除了小說的情節，人物的關係遭遇非常複雜，主要的角式都是雙面人，每人背後都有不可告人的故事等等，一切所發生之事的空間環境編排，可說是小鎮環境與大城市（東京）的強烈、甚至衝突性的對比，由此極度的張力，激發了故事的產生及發展。

小說其中一條發展路線，乃是用頗迂迴的敘述方法，揭露了女主角淺居博美，少年時居於日本關西地區滋賀縣彥根市，約三十年前，母親偷用了父親淺居忠雄的名義，借了大筆錢，更逃之夭夭，後來債主臨門，虐打父親迫他還債。附近鄰居，只是旁觀而沒有加以援手。淺居兩父女，為逃避債務，被迫離家出走，亡命天涯，到後來遇上一個名為橫山俊一的男人，他企圖侵犯博美，卻被博美反抗殺死，父親於是將此男子毀屍滅跡，假裝為自己自殺，完全消滅自己的身份，借用了橫山俊一的名字與工作證，到不同的核電廠當臨時工，當「核電候鳥」，從此如無根浮萍般天涯飄泊…淺居的父親「被傳」自殺了，女兒被送到養護機構寄居，受盡機構內的同住兒童及國中同學們無情欺凌。廿多年後，因著東京發現女屍，刑警發現女屍與博美有關係，與於回到博美原居地追查，訪問了博美從前的同學及鄰居，發掘出她過去經歷與身世，但同將也道出了小地方的社區人們之間雖緊密聯繫，卻未必是那麼正面地互相關懷、守望相助。

這故事所展示的空間意義，非常有趣，可說是完全相反於現今都市文化學者所賦與空間的評價。其一是滋賀縣彥根市：人們在同一小鎮環境居住在近處，長年相識，日常生活中緊密接觸，在如此社區中生活，居民們當然互相清楚背境經歷，但，正如上一段所述，卻並不代表人與人之間必會如理想般互相扶持、互助互愛，反而很多時充滿猜忌、不和甚至霸凌，當鄰居有遭逢不幸時，只是旁觀，傳播遙言，及對弱小欺凌。人與人之間在空間上接近，但關係卻是非常負面的，在本書的情節編排上，被殺者就正因為知道同鄉過去經歷，兇手為了掩藏過去所作所為，因而踏上了殺人滅口的不歸路。

其二是日本東北地區的核電廠區城。淺居換了橫山的身份，充當了「核能候鳥」巡迥於不同核電廠做臨時工，在大量放射線的環境下的工作，根據書中內容所描述，這些工作都是等而下之的人，迫不得已為多賺些微金錢，才做這極危害生命的工作，但因為這等工作聘人不易，所以容許了淺居忠雄苟且偷生。後來，他在仙台區認識了一位陪酒中年女子，雙方皆是淪落天涯，雙方皆不堪回首，背負著不能磨滅創傷與遺憾，大家皆如流水上的落花，偶然相遇在陌生某地，相濡以沫，半開心扉，互相暫借些微溫暖，於是，他再以假名綿部俊一，與該女子交往，頻密地於核電廠所在地女川與仙台之間來回。當刑警加賀恭一郎發覺，案件嫌疑犯綿部俊一與自己多年前出走的母親，竟然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他再回到了仙台追查，但當時已是日本311災後，福島以致仙台，乃是個（某部份）被毀滅了的地方：核電廠已停產，（在電影版本中所述）他亡母的舊居所在的樓宇已被海嘯移為平地，一切人事痕跡都被毀滅，只餘垂垂老去的幾個老人糢糊的記憶。

其三，就是東京。兩父女自出走十多年後，女兒博美長大了，高中畢業後便去了東京入行戲劇界，經過多年努力由演員晉昇為導演，漸有名氣。女兒長大了在東京獨自生活，與父親重新可以見面，但父親已是「自殺了的死人」，現時的身份卻是不明來歷的「另一個人」，所以兩人見面還是要鬼鬼祟祟，免得有人認得父親，戳破他的面具。最初，兩父女相約在動物園見面，但當時，女兒是舞台演員，在公眾場所有可能被觀眾認出，到後來，他們選了以東京日本橋周圍的十二條橋 ，作為每個月見面的地點，彼此隔著某個距離觀望著對方，然後用電話談話。那十二條橋，在現實中只是很機能性的運輸通道，但這兩父女，卻將它們譜成一曲背負著沉重痛傷的悲歌。

與小鎮鄉村強烈相比，大城市空間的功能，大部份是以流動運輸為主，城市的公共空間，由廣場、公園或甚至咖啡館等，都有時間限制，只容許人們稍作停留，駐足片刻。形成了城市最大的特色的，就是在城市空間流遊的成千上萬的群眾（the crowd）：在日常情況中，街上行人大多是互不認識，各有各目的，在大城市不停流竄，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城市被廣泛地貶斥為冷漠無情，大部份人都孤單地困囿在自己狹窄空間生活，無能力理會他人死活的空間──大學的都市研究者覺得自己的使命是「力挽狂瀾」，力推同一區域區民聚合，建立都市內好比村落式的社區，鄰舍坊眾互動相助，協力保留文化記憶──然而，在小說家筆下，那個冷漠無情、人人都是陌生人、記憶隨時失去的大城市，卻創造了一角空白，默然地容許了這對已被逼到在懸崖邊緣偷生的父女，勉強找到那沒有人認識，無人知道他們過去的角落，讓他們那悲劇性重得無法負荷的親情苟延，於此，掩護/掩藏他們而讓他們倖存的，就是那無記憶的城市、那如浪濤一樣漲退來去、毫無面目之人群車浪。

如果將焦點放在這小說的空間的創造與編排，會發覺東野圭吾對上述三重空間，在表面來說，都賦與非常負面的意義：滋賀小鎮是個人人互相認識的透明環境，但人與人之間卻沒有傳說中的互助互愛；淺居忠雄流落至陌生的東北仙台，甚至找到相愛的人，但好境不常，愛人病歿，地震海嘯連那等而下之的工作地點也毀滅了；大城市東京，其巨大與無情，容許了巨大的罪惡，也就是巨大的悲劇發生的可能…作者筆下的空間意義，對兩個主角來說，都是極度負面的，但這負面性，正是推動這兩個人不斷行動、幾乎無法喘一口氣地不斷在絕處創造生路的巨大動力！作者的佈局十分巧妙，最後把這對已如在懸崖邊苟延殘喘的父女推下絕路去的，正是來自「故鄉」滋賀的舊相識：博美的高中同學押谷道子。…最後，女主角在大城市中某角無正常人涉足、已作廢的荒地，親手了斷多災多難、被逼不停殺人以求呼吸下去的父親的性命…作者以充滿黯黑激情的筆觸，勾劃了容許這種人性中最大的悲劇發生的空間，就是冷漠但沉默的大城市。我們可見，整個故事的發展，都來自巨大的負面的能量，而這種負面能量的流動，就正體現在空間意義性的創造過程中。

看了這個小說的空間創造，我不期然想起了愛倫坡 (Edgar Allen Poe）一篇短篇小說＜鬧市孤人＞(The Man of the Crowd) ，內容非常細膩地寫出城市的熙來攘往，水洩不通。愛倫坡文中的「我」那個城市觀察者，不就正是警探加賀恭一郎的角式嗎？城市就是洶湧的流竄著群眾所構成，文中敘述者視線無端落在某個老人，他細微的觀察跟蹤這個老人，發現老人（或在都市中任何人）都有可能是一個雙面人，皆有可能背負著家破人亡悲慘的經歷、不可告人的但力求抹殺的過去，皆有可能曾有殺人的動機或真實經驗、刑警不斷追查，正如愛侖坡筆下的我，最終發覺，人總有可能是「作奸犯科的化身…，心裏藏了許多不可言說的詭謀祕密…永遠無法看透…；詭謀祕密…多到令人無法想像，也無法承受」。愛侖坡＜鬧市孤人＞結尾這段話，跟以刑警加賀恭一郎（阿部寬飾演）為主角的電視連續劇＜新參者＞每一集都出現的旁白：「人都會說謊，為了逃避罪責而說謊，為了努力生存而説謊⋯謊言是真實的影子、軟弱、堅強、溫柔、哀傷，謊言中蘊含了人們心中各自的真實。而你一定知道，犯人就在這裏的居民當中。」實在互相呼應，有異曲同工之妙！

人性化的都市理論家，充滿理想將城市簡化淨化成為一個由善良市民共同參與建構的烏托邦，一個靜態的透明而和諧的日常世界，然而，推理/犯罪小說，卻以其負面能量動力，與靜態與透明的單線觀點抗爭、更毀滅既定重複日常生活，從而創造了罪大惡極謊話連篇的兩面人物，賦與城市的孤獨及冷漠豐富卻冷酷的想像，不斷動搖常人的倫理感情的悲劇性生命，其偉大性，應該在勤勞地做研究寫期刊文章的學者的構想之外。Philip Howell在其文章 ＜the Crimes of Urban Geography＞中，一語中的地說明了城市的真正特質：「空間是破裂的、扭曲的，它的凝聚與團結以及連貫性永恆持續地被削弱及損害，對城市的知識永遠不能是整體或整全的。甚至城市的刑警或偵探，對城市的認知理解，也只是基於某些碎片併湊，毫不完備、毫不能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