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劄記：讀〈酷吏列傳〉

Jings，寫於2023年5月2日

       讀完〈酷吏列傳〉，自身對於司馬遷對酷吏的定義有了更多的想法。與直述秦朝的暴政與嚴苛峻法的手法不同，司馬遷在〈酷吏列傳〉之中以更加中性的態度稱述了酷吏的作為。司馬遷洋洋灑灑寫下了12 位酷吏的事跡，從文中多見酷吏嚴酷執法、令人聞風喪膽，讓人不得不安分守己。而較為有趣的是，司馬遷在描述酷吏執法特色時，往往會用被執法者的反應來襯托酷吏執法的嚴酷，其中「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等的說辭尤其常見。而其中，我們也能意識到酷吏的執法對象，都是列侯宗室、盜賊豪傑與皇室外戚等群體，乍看之下，未曾提及一般平民百姓被酷吏嚴苛執法所傷害的事跡。

       儘管酷吏打擊豪強，使外戚宗室不敢犯法，使邊境匈奴不敢進犯，但司馬遷對於酷吏並不沒有一昧讚賞，而是更多地刻畫了酷吏以私利謀事，進而使當時朝廷產生亂象的事跡。從此可見，酷吏的嚴苛執法不盡然是以國家利益為優先。但矛盾的是，列傳之中的酷吏卻多次因「上以為能」而升遷。這不禁讓人不解，酷吏既然為當時的朝政帶來了不少負面的影響，漢初皇帝為何依舊對酷吏採大力提拔的態度？司馬遷既然為酷吏作傳，必然認同了酷吏存在於當時的必要性，而這種必要性又體現於何處呢？

       司馬遷在寫酷吏形象之時，「行法不避貴戚」一句大量出現，且每當〈酷吏列傳〉出現「上以為能」一語時，也多接在此話之後。如張湯「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義縱「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脩成君子仲，上以為能」；尹齊「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遷為中尉。」由此可見，天子所需的酷吏，不僅要嚴苛執法，還必須「不避貴戚」才行。而天子之所以需要大量不畏權貴的酷吏，想必是希望藉由酷吏之手制衡當時對皇權有威脅的宗室貴戚與諸侯。

       結合當時的背景來看，漢朝的開國形式就是漢初皇權受到挑戰的原因。漢朝第一任皇帝劉邦以革命開國，革命之時招攬了各方諸侯勢力用以擊敗項羽勢力，也因此在建國之後，身為天子的劉邦必須讓協助自己奪得天下的諸侯共享一同打下的江山，自然會受到各功臣與諸侯勢力的牽制。從〈高祖本紀〉來看，果不其然，劉邦建國之後，陸續有功臣造反之事跡，劉邦的皇帝身份隨時都有可能再被逆謀勢力推翻。因此，為了讓功臣願意繼續臣服於現狀，劉邦必須給開國功臣足夠多的利益，也因此立了各宗室、功臣與外戚，讓他得以享有特權的同時，也能夠在爭權奪利上相互制衡，避免他們陸續造反。

       皇帝在國家發展上仰賴大臣與其外戚宗室，必然不能直接得罪他們。再結合宗室貴戚們都是開國功臣的後代，繼任的皇帝礙於名聲、不好直接以皇帝的名義降罪功臣權貴與皇室宗戚，因此漢初皇帝才陸續重用酷吏用以執法，藉酷吏之手制衡囂張無道的宗室，讓朝廷勢力得以平衡。這也是「不避貴戚」的酷吏大多能夠持續被天子提拔的原因。

       除了對國內政治結構的制衡，酷吏在漢初的存在意義還有打擊遊俠盜賊、協助皇帝執行頒布的法律，此以郅都、張湯、王溫舒為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雁門」；張湯「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併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而王溫舒本人儘管品性不佳、「少時椎埋為奸」，但他能夠協助皇帝有效對付郡中豪猾，還能做到「奸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使「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

       由此看來，酷吏的存在因應天子的需求，不論他們為官以前身份如何，只要為官之時的作為能夠令天子滿意，他們都能夠受到提拔。如能夠迎合天子心意的杜周，因「奏事中上意」而被任用，不僅「為中丞十餘歲」，最後還能「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這除了杜周本身有才幹之外，主要是他「善候伺」，懂得皇上的心思。而對於天子「議有不中意者」，除了會被降官職，有時還難逃一死。如王溫舒因「議有不中意者」而被罷免，而郅都因行事合太后心意而被升官，又因行事得罪太后而被處死。

       作為皇權的爪牙，除了打擊宗室貴戚，酷吏之間也達到相互制衡的關係。他們多不畏權勢，受到帝王的直接提拔，因此難免囂張霸道、容易得罪別人。就如張湯就因三位長史的記恨而受到陷害，最後只能自殺伸冤。如此看來，酷吏容易受到權貴怨恨，又容易得罪帝王，儘管他們看起來權勢滔天，但實際上性命隨時威脅。司馬遷筆下所記載的酷吏，除了郅都一人所屬於景帝時期，其餘的酷吏如張湯、減宣、杜周等人都在漢武帝時代才受到提拔。結合〈平準書〉來看，漢武帝重用酷吏協助自己推行改革政策，大力懲治盜鑄貨幣者，以及其餘不配合改革制度的權勢者。

       而司馬遷也在「太史公曰」之中提及，盡忠職守的酷吏打擊豪猾貴戚、協助皇上執法，為漢代的改革帶來效果，但在郅都、張湯等人死後，仗著權利謀己私利的酷吏越來越多，他們濫用職權、枉顧刑法，進而使當時的官僚制度進一步陷入亂象。而從結果來看，放縱政治亂象而持續重用酷吏的，實則是漢武帝。

       若說〈酷吏列傳〉揭露的是漢初官方執法的形象，那司馬遷筆下的〈遊俠列傳〉則更能體現漢初百姓普遍的生活。從〈遊俠列傳〉中可見，司馬遷藉韓非子的說法，認為儒者（酷吏）舞文弄墨、遊走於法令之間，而民間的遊俠為了他們心中的正義而違反當代法令，兩者的行為明明都有違法，前者卻屢屢升官、受到重用，而後者卻只能受到法律的撻伐。

       司馬遷對於平民間的遊俠不顧自己執行道義之事是讚賞有加的，同時他還指出像是朱家、郭解等人即使家中貧困，卻依然以其他百姓的需求為優先去幫助他人。即使他們所做的事並不完全合乎當時法律，卻受到被幫助的人民的愛戴和讚賞。而官方卻以他們違法加以逮捕。

       〈平準書〉之中多次提及漢武帝因大興改革、對外討伐而國庫空虛。恰逢當時偶爾有天災來襲，使平民百姓普遍貧困，且有許多難民。儘管官方有調用資金補助、協助難民開墾南方荒地，但還是有許多人民沒辦法被顧及。而遊走於官方之外，唯一會對一般平民百姓伸出援手的角色，就是司馬遷所說的遊俠。遊俠會奮不顧身地去幫助有需要的人，並伸張自己的正義，這也是司馬遷之所以稱頌他們的原因。

       而〈遊俠列傳〉中，司馬遷也揭露「為俠者極眾，敖而無足數者」、「此盜跖居民間者耳」的現象。俠有如朱家、郭解等人的俠士，更有藉著俠的名義到處掠奪的盜賊。而酷吏真正需要對付的，是名為俠的盜賊，但官吏執法辦法，執行的是結果正義。由於兩種俠都觸犯了法律，因此都是酷吏所需要捉拿的對象，即使兩種角色觸犯法律的出發點可能並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