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數週,我什麼都不想做,這樣的現象在近幾年愈見頻發,完全沒有任何動力、完全沒有任何想法、完全沒有任何的興趣,而如果是根據阿德勒(Alfred Adler)的理論,這完全是不健康的,在我長度未知的剩餘壽命裡,我一天又一天得過且過地不斷拖延著我的目標,這些目標有的只是過去的我企圖令自己不至於顯得頹廢、至少還能維持正常心智的活動,但我漸漸地發現就算設有這樣一系列的安排,我也沒辦法從中鼓舞自己,而至於更大、更重要的人生規劃,我是指那些我曾真正渴望的事物,夢想、期待、成就……它們在我內心當中的重量也不再如同以往,似乎,就算我全面失敗、徹底放棄我也沒有什麼沮喪或難過的感情,甚至無可否認,我還更傾向如此,那就好像……我終於看開、不再執著,徹底省了一樁麻煩事。
會有這樣的演變當然其來有自,但無論什麼樣的背景,這些脈絡聽在別人的耳裡也頂多會是一堆我不夠努力的藉口,因為我太負能量了、我太悲觀了、我太封閉了、我太自傲了、我太嚴肅了,我太偏激了、我對自己與他人的要求都太高了、我太一廂情願了、我太不知道變通了……簡而言之,我所有的一切想法、態度、決定、行動全都是錯的,然而在這當中卻又存在著宛若黑色幽默的邏輯悖論:我的一切都被人給否定,其中竟然也包含了我對自己的自我否定,用更白話的方式來說就像被人指著鼻子斥責道:
「你是個廢物,但你不應該認定自己是個廢物,那是錯的!」
真是諷刺又好笑……難道不是嗎?
一年將盡,幾乎是同樣的戲碼不斷重複輪映,我總是兢兢業業地看待我的工作,但每一年的委託案到最後都會演變成徒勞無空,花費了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到最後卻因為委託方的某個問題而導致了案件的破局,當中甚至不乏有被惡意違約的,然而面對這些發展我什麼都做不了,儘管還有合夥人仍會積極接洽下一宗案件,只是這種一而再、再而三的循環已經耗費了我太多的信心,我每一年都在想著:
「也許到了明年我就應該與我的製片坦承我在心理層面上已經失去了耐心與抗壓性,我不想要再一直做白工然後配合著根本不重視案子本身的委託方毫無期限地空等;也許,就到這裡了吧,我已經寫了20年,其實夠了,我並不是沒努力過,更不是沒有以實際行動嘗試過,然而我的心力早已被消耗殆盡,在每一次又有新的案子上門時,我的積極與理智其實都是強裝出來的,我根本難以抱有任何的期待與興奮,實際上這對我的精神層面只會不斷累積負擔而已,我完全無法從中再去獲得任何的成就感,更別提最現實的:我已經連續幾年都是零收入的狀態,現在光是每天都在靠著存款吃飯都會讓我感到財務焦慮,就連每一次出席洽談會議所要自付的交通費都是一種壓力。所以……我真的想停了,我想放棄這一切,沒有什麼留戀、懊悔、不甘,我已經認清我人生中最黃金的20年已經在各種失敗中淪為了沉沒成本,而這一切都是我的選擇,我是造成自己人生失控與痛苦的最大元兇,既然如此,那麼就此停止應該才是最好的。」
每一年都這麼想,但我每一年都沒有真的說出口,也沒有真的去實踐,我坦承那是因為我不想令我的製片失望;同時在另一方面,到了這個年紀想要轉行、學習新的技能、考取執照之類的一連串安排對我來說也是不小的挑戰,我深怕歷經另一番煎熬之後我同樣會以失敗收場,因此我才左右為難、遲遲下定不了決心。
看看我的現任工作都把自己給扭曲成一個什麼樣怕事、懦弱又彆扭的人,我甚至無法想像自己若真的轉行、我想從事做什麼樣的工作,我也沒法想像自己會變成一個什麼樣子的人;頂多……我不想要再靠著吃藥才能睡著,然後,我希望自己可以有很長一段時間不必再與人有任何的接觸。
我不知道是從多久以前開始的,我的腦中一直會有個聲音響起,它就像是電影裡的旁白,我完全無法控制它,那並不像是喃喃自語,而是兀自闡述著一段又一段以第一人稱視角所撰寫的小說,在我高中之前它給予我的提示多半偏向於鼓勵,然而在高中過後……我猜想,那是因為我後來發生了很多事,於是這個聲音所敘述的內容便逐漸變質,甚至在其後又分裂出了四種的聲音,一個女聲,一個嚴厲的老年男性,以及一個毫無感情、時刻揭露我最惡劣想法的男聲,以及最後一個,我稱之為我殘存的理智。
前兩者已經有好長一段時間不再出現,剩下的便僅剩那苛薄男聲與我理智的拉鋸,而依當前發展來說,我的理智正在瀕臨潰敗,因為那苛薄的男聲除了會戳破我最黑暗的想法、慫恿我不如墮落之外,無可否認,他的語氣、他的用字遣詞都充滿了迷人的誘惑性,我無法具體形容這種抽象的感覺,我猜想那就像……好比在僅接受局部麻醉的情況之下進行了開顱手術,我同時從監控螢幕上看著自己被切開的腦部,同時又聽著醫生在手術過程中耐心地向我說明我那靈魂的腫瘤已經蔓延到什麼地步、他已經切除掉我多少公克的大腦,雖然他沒有明言說破,但假使繼續這麼切除下去,我肯定會變成一個廢人,或者,這還算是含蓄的說法,因為就算我是一個完全沒接觸過外科手術訓練與病理學的平凡人,但監控螢幕上所顯示的內容也直接到足以簡單易懂,我可以看見……我幾乎有半個腦子都已經化膿,並且呈現畸變的形狀與顏色,惡臭瀰漫,宛若夏日午後的腐爛魚腥、化學肥料並混合著硫磺與燃燒的瀝青,至於我與那名醫生的共識在於他下手每一刀的切除說明,其實經過翻譯之後都是同一個意思:
「你已經沒有生還的可能,雖然不清除這腫瘤你會死,但再這麼繼續挖下去你也同樣會死,所以如果需要我停手的話請隨時告知我,這樣我們就能為你提供別的安排:立即。而這正是我只對你施行局部麻醉的原因,你唯一的選擇權就是在客觀現實前自主叫停的時間點。」
即便是撰寫這篇文章的當下,那名男性的聲音依舊在我的腦海裡悠悠發出低語,正如同在陳述一本日記一般,我不知道為什麼,其內容充滿了暴力、憎惡與狂怒,可是他的聲線、他的語氣卻仍舊維持平靜,這樣的反差或許正是我的理智無法再正常運作的緣故。
我的淡然當中同時夾帶著深不見底的悲傷,我依舊希望得到那免費的關心,我以舊想要與誰說說話,不用去討好,不用有所保留,完全以自我為中心、把自己當成一個受害者,我想要宣洩我所有的恐慌、寂寞與無奈,我想要再我能夠放心的觀眾面前情緒失控、嚎啕大哭,但我不可以。
我怎麼可以呢?
光是被動地發表出這篇文章,我肯定就得背負著被批判的風險,我的求救只會被當作嘲笑的材料,老實說我完全承受不起這些,那麼我就不應該將想法化作有形的文字,好讓看見的人掌握了我脆弱的把柄,儘管有任何的建議那也無濟於事,更別提多少的善意其實都是用來包裝惡意的偽裝;沒錯,我的信任危機已經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但我還是解釋不了為什麼我要這麼做,我指的是繼續寫下這篇文章。
不過這也不算完全矛盾,對吧?既然我都已經有了這麼嚴重的自我毀滅傾向的話。
我很清楚我隨時都能喊停,我只是還需要一點心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