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决定繁荣，文化决定制度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三位来自美国大学的经济学家达隆·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罗宾逊，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诺贝尔奖的颁奖词说道：“他们告诉你们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有些国家贫穷。今年的获奖者对各国繁荣程度差异之大的原因提出了新的见解。他们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解释是社会制度的持续性差异。通过研究欧洲殖民者引入的各种政治和经济制度，达隆·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罗宾逊能够证明制度与繁荣之间的关系。他们还开发了理论工具，可以解释制度差异为何持续存在以及制度如何变化”。

制度决定一个国家经济繁荣还是贫穷，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支持；也算是现代社会常识。但以往的经济研究只给出了定性的解释，没有实证研究。而三位得奖者创造性地通过对欧洲殖民者引入的各种政治和经济制度与经济增长历史数据之间的定量分析，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两者的因果关系。体现他们重要研究成果之一的论文，由三人共同署名于2001年底发表在经济学顶级刊物《美国经济评论》上，题为“比较发展的殖民起源：一种经验研究”。

此外，他们还提出了新的概念和理论，将制度聚焦于政治和经济两个领域，分为包容性（inclusive）和榨取性（extractive）两个类别。包容性政治制度（inclus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指权力由多数人共享，不被少数人垄断。但权力的行使则需要一定程度的集中化。权力的多元化和集中化，缺失任何一项，就是榨取型政治制度（extractive political institutions）。而包容性经济制度(inclus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指财产私有，所有要素拥有者平等交易，财产和所得受到法律严格保护。榨取型经济制度（extract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则反之。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政治制度导致经济繁荣，榨取型政治制度和榨取型经济制度则导致贫穷。虽然榨取型政治制度可能一时兼容包容性经济制度，但两者不可能长期共存，如中国的改革开放。榨取型政治制度也可能导致一时的经济增长，但缺乏可持续性，如苏联。

为此，达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写了一本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于2012年在美国首次出版，来更通俗地介绍他们的理论和研究成果。这本书深入浅出，没有令人头大的定量分析，可读性强，能为非专业学者所理解。具有更广泛地传播效应。此书也有中译版，于2015年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在中国非常有影响力。当年就热销和引起热议，在三位经济学家今年获奖后又再度引起广泛讨论，特别是以他们的理论来审视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经济增长。

制度决定繁荣无可置疑，相信三位的实证定量研究非常扎实，不然不会把经济学奖颁发给他们。但读过他们这本书后，一是觉得他们提出的新概念并没有显著的优越性；二是不赞同他们对制度产生是偶然的解释。

其实两位教授在此书中定义的包容性政治制度近似于宪政民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近似于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而榨取性政治制度就是专制制度，榨取性经济制度则包括奴隶经济制度、管制经济制度、公有经济制度或计划经济制度等。两位教授更早时期还合著了《独裁与民主的经济根源》（The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一书。从书名可以看出，他们之前还是使用独裁和民主的既有概念来阐述制度与经济繁荣间的关系。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舍弃以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概念，而代之以包容性和榨取性政治经济制度呢？他们在此书中并没有做出解释。但从他们的论述中，似乎他们认为用独裁专制和民主来关联贫穷和繁荣不太准确。尽管有些国家有民主制度的形式，但选举也可能不公正，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资格可能受到身份限制。比如他们认为墨西哥是榨取型政治制度和榨取型经济制度，但墨西哥有选举制度，应该算是民主制度。按《经济学人》发布的民主指数，2023年墨西哥的民主指数为5.14，属于混合政权。还不属于威权政权。全世界排名第90位，比乌克兰还高出一位。他们这样处理可能更准确些，涵盖性更广些，更直观，但并没有简化问题，反而将问题复杂化了和表面化了。还需要进一步解释何为榨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仍然需要用专制和民主，经济自由化这些概念来解释榨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在理论解释上并没有太大的优越性。其实用民主成熟度和市场自由度，用民主指数和市场自由指数就可以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与经济繁荣关联起来，而不会出现不一致。比如墨西哥虽然有民主制度，但却仍然贫穷，因为其民主程度低。

关于制度的形成，两位作者认为是由于历史上的小差异和“路径依赖”导致的。“这些差异在开始时都很小，但它们不断累积，制造出一个制度漂移的过程”（《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下同）。

“就像两个孤立的物种群体会在一个遗传漂移的过程中，因为随机的遗传突变不断累积而慢慢漂离，两个原本类似的社会也会在制度上逐渐漂离。不过制度漂移和遗传漂移一样没有预设的道路，甚至不见得是累积的；经过几个世纪的时间，它可能导致明显的、有时候很重要的差异。制度漂移造成的差异尤其影响重大，因为它们影响社会在关键时期对经济和政治环境改变的反应方式。”

“世界各地经济发展丰富的分歧模式，取决于关键时期和制度漂移的交互作用。既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 — 有时候由长期的制度漂移塑造，有时候由前一个关键时期的分歧反应造成 — — 奠定了未来改变的基础。黑死病和1600年后世界贸易的扩张，都是欧洲权力的重要关键时期，它们与不同的初始制度交互作用，创造出极悬殊的分歧。因为1346年在西欧的农民拥有的权力和自主权比东欧农民多，结果是黑死病在西欧造成封建制度瓦解而在东欧导致第二次农奴制。由于东欧和西欧在14世纪已开始分歧，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的新经济机会因此对不同部分的欧洲也有截然不同的意义。因为1600年英格兰的王室权力比法国和西班牙的王室弱，大西洋贸易便为英格兰打开了创造更多元化新制度的道路，反之却强化了法国和西班牙的王室权力。”

两位作者反对地理假说、文化假说和无知假说，反对它们与经济繁荣具有高相关性。他们批判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理论。韦伯“宣称宗教改革和它激发的新教伦理，在西欧现代工业社会的崛起中扮演关键角色”。他们认为文化只是“有时候也支持制度性差异，即本书对世界不平等的解释。但大部分时候没有帮助”。文化“对了解我们如何演变至今，和为什么世界的不平等长期延续，并不重要”。

“文化假说对了解世界不平等有帮助吗？有，但也没有。说有是从社会规范来说，而社会规范与文化有关，很重要而且难以改变，同时它们有时候也支持制度性差异，即本书对世界不平等的解释。但大部分时候没有帮助，因为那些经常被强调的文化面向 — — 宗教、民族的伦理、非洲的或拉丁的价值 — — 对了解我们如何演变至今，和为什么世界的不平等长期延续，并不重要。其他面向如人们彼此信任的程度、或能不能互相合作虽然重要，但它们大多是制度的结果，而非独立的原因。”

而我认为文化，更准确地说一个群体，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对制度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并不仅仅是“支持制度性差异”。文化对不同国家的制度演变，非常重要。制度演变的决定性因素是文化，是内在因素。而黑死病，地理大发现等只是制度演变的条件。当然文化并不直接对经济繁荣起作用，而是通过制度起作用。文化决定制度，制度决定繁荣。

两位作者用了两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是制度而不是文化决定经济繁荣或贫困。一个是美墨边境的诺加雷斯市，一道围墙把该市分成两半。一半位于美国境内，一半位于墨西哥境内。一个是南北朝鲜。北纬38度线将朝鲜半岛分为朝鲜和韩国。都是同一民族，具有同一的文化，但由于采用了不同的制度：美国境内的诺加雷斯市和韩国采用的是包容性政治和经济制度，而墨西哥境内的诺加雷斯市和朝鲜采用的榨取性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所以美国境内的诺加雷斯市和韩国实现了经济繁荣，而墨西哥境内的诺加雷斯市和朝鲜则长期处于贫困。

但他们的解释忽视了一点，美国境内的诺加雷斯市和韩国采用包容性政治和经济制度并不是内生的，而是外部施加的。美国境内的诺加雷斯市之所以采用了包容性政治和经济制度，是美国通过战争兼并了墨西哥的领土，而将美国的制度扩展到了诺加雷斯市。韩国的情况也类似，是因为有美国驻军，美国对韩国在政治上干预和影响的结果。如果韩国没有美国的驻军和影响，韩国不可能演变成包容性政治和经济制度。当然，美国对韩国的影响没有对美国境内的诺加雷斯市的影响强。美国影响对韩国演变为包容性制度是必要和关键的，重要的，但不是充分的。韩国内部的某些因素也起了作用。而对美国影响对诺加雷斯市的制度形成却是必要的和充分的。

再来看二位作者对拉丁美洲殖民地和北美殖民地形成不同制度的解释。他们认为“西班牙人建立了一套为剥削原住民而设计的制度”，为拉丁美洲榨取性制度形成和演变的源头。之所以如此，在于拉丁美洲有众多的原住民可供西班牙人奴役。而等英国人开始开拓海外殖民地时，“但他们已经是后来者，选择北美不是因为那里吸引人，而是因为那里是仅有的选择”。英国人于1607年5月14日，在现今的弗吉尼亚州建立了首个殖民地詹姆斯镇。“虽然弗吉尼亚公司拥有的船所载的殖民者是英格兰人，但他们的殖民模式深受柯尔特斯、皮萨罗和迪托雷多建立的样板的影响。他们最初的计划是抓住当地的酋长，利用他来取得补给品，并胁迫原住民为他们生产食物和财富。”但他们很快发现西班牙人在拉丁美洲役使榨取原住民的殖民模式，在北美不管用。北美的原住民人口稀少，也没黄金。“（殖民者领导之一）史密斯最先了解到，（西班牙人）柯尔特斯和皮萨罗（在拉丁美洲）用起来得心应手的殖民模式，在北美洲就是不管用，原因是基本环境差异太大”。

于是，他们改换思路，从英国本土引进劳工，建立榨取性的劳工制。“在弗吉尼亚不可能采用像墨西哥和秘鲁一样的通过剥削快速致富的方法，这里没有黄金和贵金属，而且无法强迫原住民工作或提供食物。史密斯发现，如果想建立能够存活的殖民地，殖民者就必须工作。因此他恳求主管派遣合适的人来”。于是，“弗吉尼亚公司认为，如果无法剥削原住民，也许可以剥削殖民者”。在从英国本土引入劳工后，“盖兹（总督）和他的助手戴尔爵士在殖民地实施的‘新方法’，是一套对英格兰殖民者极其严厉的工作制 — — 当然不包括管理殖民地的菁英们。”“在新的殖民开发模式下，弗吉尼亚公司拥有所有土地，居民都住在营房里，由公司发给规定的配给品。工作队也由公司编排，各队由一名公司代理人负责监督。那很接近戒严状态，死刑是最先采用的惩罚”。

结果发现也没有效。英国本土来的劳工无法忍受苛刻的劳工制，逃到野外或加入印第安部落是可行和更好的选择，而管理者又很难阻止。“在新工作制下，对必须工作的殖民者来说，逃跑并投靠当地人变成愈来愈吸引人的选项。此外，由于当时在弗吉尼亚即使是原住民的人口密度也很低，独自在荒野生活以逃避弗吉尼亚公司控制也非不可能。公司的力量在面对这些选项时十分有限，无法胁迫靠着仅能维生的配给品生活的英国殖民者卖力工作。”

最后，才改为诱因制，分给所有殖民者一小块田地。并“赋予所有成年男性制订治理殖民地的法律与制度的权利”。

“弗吉尼亚公司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承认，他们初期的殖民模式在弗吉尼亚不管用，而且也经过很久才明白“神圣、道德与军事法”的失败。从1618年起，该公司才开始采用一套大不相同的新策略。由于无法胁迫当地人或殖民者，唯一的变通方法是给殖民者诱因。该公司在1618年开始实施“人头权制”（head-right system），给每名男性殖民者五十英亩土地，每多一名家庭成员则再给五十英亩，他们带至弗吉尼亚的仆人也并入计算。殖民者可以获得房屋，并且解除合约的束缚；而在1619年，大议会（General Assembly）成立，实际上赋予所有成年男性制订治理殖民地的法律与制度的权利。这是美国民主制度的起源。”

两位作者于是将拉丁美洲和北美两块殖民地制度起源和演变的不同归因为拉丁美洲有众多的原住民人口和黄金，而北美原住民人口稀少和没有黄金。但这个归因并不正确。我认为，对两块殖民地制度演变起决定作用的是受榨取的原住民和殖民者。为什么拉丁美洲的原住民就顺从了西班牙殖民者的榨取，而北美殖民者却没有顺从殖民者菁英的榨取呢？决定这一差异的便是不同的文化。

拉丁美洲的原住民在殖民者来之前，就受到本土统治者的奴役，千百年来就受这种奴役，认同和顺从了这种奴役。西班牙人来了后，奴役他们，只是换了个主子，奴役和榨取的程度可能还低些，所以他们就接受了，才使得西班牙殖民者建立的榨取制度成为可能。西班牙殖民者建立的榨取制度本身就是建立在原住民榨取制度基础之上的。“为了找到他需要的劳工，（西班牙殖民者）迪托雷多迁移几乎所有原住民，把他们集中在称作‘控制营’的新城镇，以方便假西班牙国王之名剥削劳动力。然后，他重新启用和修改一种称作米塔的印加劳动制度，米塔在印加语言克丘亚语的意思即‘轮流’。根据米塔制度，印加人曾利用强迫劳动的方式经营专门提供食物给神庙、贵族和军队的农场。印加菁英则反过来提供饥荒时的赈济与安全。”

而来自于英国的北美殖民者则具有了争取自由的价值理念。在建立詹姆斯镇殖民地之后，英国人于1620年在现今的马萨诸塞州建立了普利茅斯殖民地。这批殖民者主要是清教徒，乘坐一艘名为“五月花”的船只而来，在船上，他们签署了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以“建立、组成、构建这样一个公正、平等的法律、典章、法令、宪章、职事体系”（《五月花号公约》）。这个公约成为北美殖民地制度演变的重要基础。有理由相信，詹姆斯镇的殖民者与普利茅斯的殖民地一样，秉持自由、公正、平等的信仰或信念。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房龙在《美国简史》中所说，虽然北美殖民者中“有宗教狂、契约奴、喜欢冒险的小伙子、破产的商人、失意的贵族、逃犯、私自离开船的水手、丧失土地的农民”，但他们“具有了一种崇高的共同信念。我所说的信念是：在新大陆上的每一个人，他们的未来幸福完全有赖于自身的努力，那些愿意居住在荒原上的人们才是自己命运的真正主人”。因而，不可能用拉丁美洲殖民地榨取性的制度来统治北美殖民者。

如果北美殖民者精英一开始就从非洲引进黑奴，那一样可以在整个北美建立起后来在美国南方建立的奴隶制，那么整个北美就和拉丁美洲一样会演化成榨取性制度。只是因为美国北方建立起了强大的自由民主制度，通过内战废除了南方的奴隶制，才将自由民主制度扩展到南方。所以，北美原住民人口稀少和没有黄金并不能说就是北美演化成包容性制度的原因。只是条件，而不是原因，原因是北美殖民者宗教和文化中所蕴含的核心价值观。

或许可以这样解读两位作者提到的制度演变的“微小差异说”。不同群体或民族在萌发期所呈现的制度差异很小，但决定制度的文化因素，特别是价值观相差很大。但经历不断的生长发育和受环境影响，促进或制约，制度差异就越来越大。就像桃树和李树，在幼小时没有多大差异，但随着不断生长，差异就越来越大。比如古代中国，日本和欧洲中世纪都是封建制，差异不大。但在以后的发展中，中国的封建制演化为郡县制；而日本和欧洲一直保持封建制，直到在近现代演化为民主制。因为价值理念不同，中国是“君权至上”，只要专制统治获得了相应的控制手段和经济基础，就会尽最大可能集中和扩展权力，直接行使权力。而日本和欧洲，在君权之上和之外还有神权，君权要受神权的制约。因而日本和欧洲的封建制能长期保持稳定。

所谓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制度并不是由精英决定的，而是由大众所决定的；不是由统治者决定的，而是由被统治者决定的。因为精英和统治者是少数，大众和被统治者是多数。精英在价值观念和制度上起引导和创立作用，但只有被大众接受了，才能成为主流意识，才能建立起相应的制度，并保持稳定和可持续性。

从人类以往的历史来看，经济增长和繁荣首先出现在基督教文化圈，这绝非偶然。后来其它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基督教文化圈价值理念、制度和技术外溢和扩散所导致的。就中国而言，在近代被西方国家叩开国门后，发起了“洋务运动”，就开始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并对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调整。经过不断的革命，最终通过引进列宁式政党而建立起高度集权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两位作者在书中大致描述了毛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称“1949年后产生的政治及经济制度都是高度榨取式的”。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重生随之而来的是重大的转移，从一套最高度的榨取式经济制度转向比较广纳的制度。”就是说，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政治制度仍然是专制或威权的，是榨取性的，但经济制度具有一定的包容性或广纳式。两位作者反驳了“威权式成长”具有有利性及可行性，认为其不具有长期性。“中国之达到经济成长，绝不是拜其榨取式政治制度之赐；相反，过去数十年来成功的成长经验全是因为摆脱了榨取式的经济制度，走向更为广纳式的经济制度所致。”“成长的过程是立基于追赶效应（catch-up）、输入外国技术，以及输出低端产品，这种成长可能会维持一阵子，但也可能无以为继，特别是中国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生活水平时。”“威权统治（中国榨取式政治制度）下的成长虽然可以持续一段时间，但少了广纳式经济制度及创造性破坏的支持，势将无法转型成为长久的成长。”

两位作者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的解释和未来判断非常到位。中国榨取性政治制度和程度不高的包容性经济制度无法提供技术创新，在与西方技术差距比较大时，通过引进技术能促使经济高速增长。其它因素则包括一定市场自由度的激励效应、参与经济全球化、低廉的劳动力和高强度的劳动投入等。而当技术差距缩小时，再加上西方国家开始对高技术转让的限制，自己不能自主创新，经济就没有了增长空间。当然，还有其它因素会制约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包括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上升；分配不公导致贫富悬殊，进而内需不足，失业率上升等等。

总的来说，在此书中，两位作者制度决定经济繁荣的观点和解释言之成理。但将制度的产生归因于“微小差异”、“制度飘移”和关键时期的偶然事件，比如大西洋贸易和黑死病，则不能苟同。应该是文化决定制度，是蕴含于文化中的核心价值理念决定制度。

2024年12月12日完稿

首发《议报》 https://yibaochina.com/?p=2547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