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頭、片尾的萬花統象徵小女孩的視角，打開萬花筒般，五光十色台北生活的碎片，不刻意打光，霓虹閃爍，濛濛朧朧，穿梭夜市人生煙火巷，大人都說：「小孩子有耳無嘴，大人講話小孩不可以插嘴。」於是手機用低視角，透過純真的宜靜眼睛，道出小人物掙扎、愛怨與哀愁。
一個把身體、性別都分好高低，傳統的家族中，如果左手是錯的，如果需要被矯正，那「對」究竟是誰決定的？讓觀眾直視那些被視為理所當然的規訓，如何在不動聲色中形塑、甚至傷害下一代。在一次次被要求改正的動作裡，孩子學會的不是順從，而是分裂，在權威面前成為「正確的身體」，在無人之處養成偷竊癖，隨著緊湊的音樂節奏，逐漸迷失的矛盾，跟宜安既脆弱又好強，用尖刺包裝自己沒有上大學的自卑，冰山下的情緒都是渴望被注意。
當象徵父權社會的外公，將左手稱為「魔鬼手」，電影瞬間確立了它的核心命題：偏離規範的，不只是慣用手，而是整個不被允許的自我。導演以極度溫和的敘事，呈現家族如何透過日常，那些迷信或善意的糾正、爭吵的母女裂痕，將傳統刻進孩子的身體。左手於是成為被隱藏的身份秘密隱喻，指向所有無法被家庭與傳統社會容納的差異。
《左撇子女孩》沒有浪漫、說教，而是以接地氣的方式描寫現實，電影沿著三個世代女性各自的人生軌跡展開，在看似日常的片段中，夾雜著荒謬，逐步勾勒出一個家庭在失序、焦慮狀態下，仍試圖尋找出口的過程。那些曾被要求修正的身體姿態、被限制使用的左手，也在時間的推移與生活的縫隙中，慢慢長出屬於自己的樣子，就像片尾的宜靜手舞足蹈。
《左撇子女孩》最成熟之處，在於它拒絕簡化對立在「為你好」的價值體系。正因如此，電影對觀者提出更尖銳的提問：三個不同的母親，當愛必須以否定為前提，它還剩下多少去理解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