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妳一起活下去
(1)
男性個案，58歲。來找我的時候，剛辦完母親的對年。
在母親過世一年後的現在，他仍然時常因回想起與母親相處的點點滴滴而悲傷落淚。
「我的朋友都勸我要放下，說我媽已經走很久了，一個大男人不應該一直這樣哭哭啼啼的。還叫我要去看醫生，然後醫生開了些藥給我，又建議我同時要來做心理諮商。」
重要親人逝去的失落哀悼議題，我在心裡琢磨著。
「你說你媽過世剛滿一年。」我說：「這個時間並不算長，重要的親人離開，經歷半年到兩年的哀悼期，都還算是正常範圍。」
我搬出臨床上所謂「正常」的哀悼時長，試圖利用普同感來讓他覺得自己並非異類，而是再正常不過的對至親的思念。
「所以我這樣可能還要一年嗎？」他鬆了一口氣的同時又帶著疑惑。
雖人們常說時間能夠沖淡一切，但在時間流逝的過程中，做什麼或是不做什麼，對於在時間之流中漂流的物事究竟是逐漸消散，抑或是沉積停滯，無疑是有巨大差異的。
會導致悲傷沉積、停滯，甚至對個案產生毒害的，往往是因為這些想法、情緒，不被允許宣洩、流動。日常生活中常聽見的「不要想太多」、「往好的方面想」、「看開一點」、「像個男人」……都是截斷思緒流動的厚牆。
身為心理師，能做到最基本的傾聽，就可以對這類型的個案產生極大的幫助，因為那是他們日常生活中缺乏的；但我同時也好奇著，個案與他的母親，有過什麼樣彼此相處陪伴的故事，能讓個案因母親的逝去產生如此強烈的哀傷。
個案不只一次在諮商過程中談到母親過世之前的病情是如何急轉直下，而這又是導因於他如何與醫生之間的溝通不良才會如此。固定看了十年的醫生退休、和新的醫生之間溝通不良、在不同科別轉換時可能哪裡沒有做好……彷彿每說一次，他就越能證明母親的離世是因為他的粗心大意，這樣的自責，似乎也就讓他被哀傷纏繞變得合情合理。甚至給人一種這樣一直不好起來才應當的感覺，因為他的失誤導致母親過世，自己活該背負這個罪惡感一輩子。
要他對母親放下，可能同時涵蓋了放下罪惡感、放下對母親的愛，無論是哪一種，都是強烈的不孝。因為反觀母親對他，在他小時候生重病的期間，那無微不至的呵護可是從來沒有中斷放棄過。
我請他多說一些那段童年時期重病的過程，母親是如何照顧他、那對他來說有什麼重要的意義、那又如何在他與母親之間產生強烈的羈絆。
童年的記憶當然是片段又模糊的，但那些深刻的瞬間已經足夠解釋為何他在成年後決定不結婚，要陪伴配偶早逝的母親；數十年來，在手足都相繼成立家庭的過程中，雖然母親為他擔憂，他卻從沒對自己的決定感到後悔，尤其是近十年母親生病逐漸衰弱之後，他很慶幸自己陪伴在母親身邊。手足們提供經濟上的支助，而他在心力勞力上毫無保留地付出。
羈絆越深，分開也越難。一年過去了，不只是朋友，連手足們也不了解為何他還放不下、走不出來，甚至因為這樣的不解而稍微生起氣來；連帶的是他自己也被這樣外在的聲音影響，質疑自己是所謂的「不正常」，得去看醫生吃藥，得來做心理諮商。
雖然我們常勸人對各種逝去的人事物「放下」，個案也常問心理師「要怎麼樣才能忘記不快樂的過去」、「要怎麼才能完全放下逝去的親人（愛人、友人、寵物）」，很遺憾的是除非我們腦傷失憶，或是得了失智症，才可能記不起來某些人事物，但那種病理上不可預期或無差別式的遺忘，一般人都不想要吧？
比較合理的期待是，我們無法完全忘記，但有機會轉換角度去看待、去詮釋同樣一段關係，讓它對我們產生不同的影響；這和刻意往好的方面想是不同的，「刻意」終究會讓當事人覺得不自在或勉強。轉換角度有很多種可能性，如何知道自己已經真的釋懷了（看開了、好了），標準也很簡單：「真正的放下是不介意再次提起。」
既然可以再次提起，那一開始或許也就沒有必要勉強自己放下（真正意義上更像是「放掉」）。對於親密的家人，我們就好好記著吧。
(2)
敘事治療學派的創始人Michael White在談論這樣的議題（學術領域一般稱為「失落反應/哀傷輔導」）時，提出一種「再次說哈囉」（say hello again）的概念；重要的對象離開了，我們say goodbye，之後呢？能不能say hello again？曾經那麼重要的對象，如果就因為形體不再，就得完全say goodbye，不是很奇怪嗎？綜觀古今中外，對於已經離開的對象，其實到處都充滿了紀念、緬懷他們的方式，何以不在平時的互動中就好好地談一談呢？為何要在特定節日、紀念日才談，平時卻忌諱談論呢？
環顧台灣的習俗日常，對逝者的態度其實蠻值得深思的，比方說舉辦喪禮的目的是為了讓生者向亡者好好道別、祈求亡者去到西方極樂世界，但轉身就在家中設置牌位祭拜，希望亡者保佑生者，或是有空時會到墳前或是塔位去跟亡者說說話。嚴格說起來，我們還是希望亡者以某種形式繼續存在吧。
或許這就是我們台灣人會做的say goodbye然後say hello again，即使形體毀壞了、不在了，但精神是可以長存心中的，甚至在中文語境中，一句「再見」就同時意味著say goodbye和say hello again。
只要把這種我們文化中本來就有的底蘊，從陰暗偷偷說的角落端出來陽光底下大方談論，關於失落、哀傷的流動及療癒，必然會順利許多。
讓個案能夠盡情訴說、反覆傾訴，尤其是他最在意的「最後時刻沒跟醫生溝通好」，我一邊聽、一邊好奇那些脈絡和細節，沒多做什麼用力的說服、要個案往好的方面想，只是真心地反映出我感受到的「你已經盡力了，所有能做的你都做了，這讓我想到你曾經提過小時候重病被媽媽照顧的感受。現在是你這樣全心全力照顧她，你猜媽媽會有什麼感受？她會怪你不夠細心嗎？」
拖了十年的病，越到後來，可以感覺到母親越來越虛弱，雖然配合著治療，但其實也說過很負面的話。
「到後來，其實有時候我覺得是媽媽在配合我。」個案沉默了一下才接著說：「她其實跟我說過幾次不要再醫了，很痛苦，如果再有狀況送急診，就不要救了。」
彷彿千辛萬苦才說出這句話，個案摀著臉哭了起來。
「這樣可能比較好吧。」個案稍微平復之後說：「不要再折磨下去了……」
形體不在，而靈魂自由了。
至此，個案自己轉換了對於母親過世的詮釋，是他在充分訴說之後內生轉化的，而非是經由外界強加的。
接著我們談了他在這一年內如何與母親say hello again的日常，肯定並深化那樣的情感連結；再談到母親生前健康狀況還許可時，經常到家附近的廟裡走動、去當志工，廟裡的人跟個案也熟，也都關心他的狀況，只是他這一年刻意避開眾人的關心、刻意不去廟裡，因為不想觸景傷情。如今情況不同了，他覺得已經準備好可以再去廟裡活動了，去到廟裡不會再是觸景傷情，而是彷彿繼續和母親在一起度過充滿活力的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