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柏村早李登輝走 二人互鬥成台灣政治史

撰寫：陳宗逸

郝柏村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嚴峻的時刻，病逝於台灣台北內湖三軍總醫院，雖目前過世原因不明，不過郝柏村已活過百歲，其在政壇上的風風雨雨，也算劃下休止符。郝柏村隕落，與李登輝漸漸走出台灣歷史，象徵著台灣在1980年代，那個反動派與改革派的激烈鬥爭，混雜著本土派與大中國意識的惡鬥，如今在台灣已經劃下休止符。民意如今已經形成高漲的台灣意識為主調，新黨主席鬱慕明所說，“兩岸回不去了”之評，以及國民黨的崩潰裂解，其實已經闡明，當年李郝之爭，究竟誰勝誰敗？

郝柏村早年並非是蔣介石愛將，其砲兵出身的背景並非國民黨黃埔系統的主流，加上其在1958年的823砲戰中的表現，在台灣軍史研究者中，爭議性頗大。原本，蔣介石於1970年代初期因為嚴重車禍而將權力交予蔣經國時，蔣經國身邊銳意培養的文武二將—王昇（掌控政治作戰、軍中思想）和於豪章（將從陸軍總司令升任參謀總長），一直都是當時台灣政壇、甚至美國軍方認為的軍事中心人物。郝柏村並不在蔣經國的接班梯隊上。但是，天不從人願。於豪章在1974年遭遇慘烈的直升機空難而半身不遂。相繼的，王昇在1980年代初期，因為功高震主、在軍中自組“劉少康辦公室”派系，遭到蔣經國貶抑，1984年高峰之後，王昇默默淡出軍中，並外放至中南美友邦擔任陽春大使，抑鬱而終。

在蔣經國失去二位軍事愛將後，郝柏村才得以從陸軍系統，直取軍事權力核心。而蔣經國在1984年爆發江南案後，喪失了蔣家世襲接班的信心，開始計劃開放民主化，啟動台灣民主化工程，而李登輝此時剛好受到蔣經國重視，而擔任副手職位。郝柏村同時間，也從陸軍總司令躍升為參謀總長，蔣經國身邊一文一武換成李登輝與郝柏村，而重用李登輝，是蔣經國計劃台灣民主化、甚至國民黨本土化的遺緒，蔣經國在將死晚年，說出：“我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一語，等同啟動台灣本土化意識的興起，也加快了民主化腳步。但是，郝柏村在軍事圈中，圈養“郝系”人馬，猶如當年韓國總統全斗煥組織的“一心會”翻版，全斗煥挾著軍中派系勢力，軍事政變成功，而相較南韓與台灣歷史演進的相似，郝柏村的一舉一動，也深受台灣政壇、甚至國際的重視。

蔣經國於1988年1月13日突然死亡，造成台灣政壇真空，此時國民黨內亂成一團，蔣經國以往壓抑的所謂蔣宋美齡保守勢力，利用時間集結大反撲，而站在後面的，是郝柏村的軍方勢力，以及外交系統包括沈昌煥等官僚為中心。蔣經國與蔣宋美齡，在蔣介石時代有過“兒科對婦科”的嚴重政治鬥爭，後來因蔣介石嚴重車禍而鬥爭告終，“婦科”勢力暫時撤退。直到蔣經國突然死亡，“婦科”勢力班師回台，準備奪權。而李登輝當時猶如“虎口上的總統”，僅能用蔣經國留下的愛將宋楚瑜、蔣彥士等外省大老護盤，勉強穩住局勢，而這些開明派外省大老，利用當時台灣第一大報中國時報製造輿論壓力，逼迫保守勢力退散。當時擔任國民黨中常委的中國時報社長余紀中，在這個關鍵時刻，採取了臨門一腳的策略，與宋楚瑜合作，穩固了李登輝代理總統的正當性。

因為蔣宋美齡回台奪權未成，接續之工作由郝柏村擔綱。李登輝在那個時代，接應著蔣經國晚年的解嚴、解除動員戡亂時期以及回歸憲政的遺緒，必須在民主化和本土化上面，與國民黨保守派奮力一搏，其一是為了保護國民黨政權，其二則是壓抑保守派的再起。李登輝在晚年的回憶錄中，自稱使用德川家康的心戰法，以及雍正的“戒急用忍”金句，熬過那段風雨飄搖的時間。要壓抑國民黨保守派，就必須要拿下郝柏村。而郝柏村已經擔任接近10年的參謀總長，軍權功高震主，要如何拔除郝柏村的保守派系勢力，是相當艱難的工程。

李登輝先拔擢保守派重臣，包括李煥、沈昌換派系，並且在軍事上完全聽從郝柏村建議，包括拉法葉艦弊案等案之發生，李登輝都默默吞下苦果，一方面用雍正的心法來強固自己，另一方面用德川家康的結盟戰術，拉攏郝柏村來處理李煥等文官體系保守派。在李郝於1989年後一段時間，是屬於“聯盟”的狀態，而恰巧適時發生了天安門事件，台灣學生運動勃發，後續引起了野百合運動，以及台灣國會改革、老賊問題的解決，都是李郝體制、一文一武在虎口邊度過。1988年520農民運動，在台北街頭造成嚴重警民衝突，郝柏村當時以參謀總長身份，下令憲兵部隊實彈對抗，結果此決策遭到李登輝用巧勁移除，此事件在當時也開始了李郝之間的裂痕。

在李登輝1990年渡過險惡的二月政爭，順利地在五月份當選第七任總統，其政治地位更形穩固，國民黨核心黨權牢牢抓在李登輝手中。而彼時隨著民進黨越來越強大，李登輝開始引入民進黨勢力、在檯面下金援民進黨，希望在台灣形成有效的兩黨制衡政治，啟動“寧靜革命”，李登輝也培養自己的核心人馬，在國民黨裡形成所謂“主流派”，與由反動保守派勢力組成的“非主流派”發生嚴重鬥爭。當時，李登輝主流派由中國時報形成輿論保護，用自由主義的意識批判非主流派。而非主流派則集結在聯合報系的支持下，以統一思想來集結批判主流派的台灣主體論，此時，郝柏村被授予國防部長、繼而行政院長之位，在經過掙扎以及目前仍然成謎的交易下，郝柏村竟然接受李登輝的邀請，卸下實質軍權，交予李登輝指定培養的湯曜明系（湯曜明為首位台籍參謀總長，其為客家人）。

郝柏村在行政院長任內，可能驚覺軍權遭到剝奪，故行使所謂“小軍談”的職權。依照當時台灣憲政體制的模糊界線，閣揆是否能在總統之外，另行集結軍方將領進行軍事會談，是有模糊可議空間，但是郝柏村秘密進行的軍談，被李登輝掌控的情治系統所查獲，李登輝沒有在國民黨執政系統中處理郝柏村越權事件，而是改採利用黨外媒體的報導、以及民進黨立委在立法院的強力質詢與抵制，讓郝系相當吃虧。而民進黨方面在李登輝暗助下，已經實質與李登輝主流派控制立法院，非主流派的聲音在老立委、老國代相繼退出後而形成真空，故民進黨與李登輝用政治交換，以換得電子媒體開放的代價，與國民黨主流派合作，在立法院以激烈方式，鬥垮郝柏村，眼見國民黨內同志在立院內與民進黨立委同聲一氣反郝，郝柏村在相當尷尬且寂寞的處境下，遠離台灣政壇。

解決了郝柏村此心頭大患，李登輝的“寧靜革命”終於成功大半，與當年捷克的“天鵝絨革命”（Velvet Revvolution）相互輝映，幾乎不流一滴血，寂靜無聲地完成台灣民主化。李登輝原本準備在他第一任總統任期（1990年5月至1994年）內，開始推動總統直選，但是評估政治上之不可得，以及國民黨反動保守勢力，開始集結在以郝柏村為首的軍系勢力上，故總統直選的計劃不斷辯論、延後，而郝柏村的軍中派系大員，依舊在李登輝時代掌握台灣軍權，尤其陸軍勢力的負隅頑抗，李登輝還必須啟用郝柏村的死敵蔣仲苓擔任國防部長，才能有效壓制軍中譁變的危機。

如今，李登輝病重，郝柏村逝世，李郝兩人間的恩怨，早已經遠去，如同後來的“李連”關係，如今看來也成笑話。但是，台灣政治的民主化與本土化，就是如此跌跌撞撞，至今天此般地步。要論李、郝對台灣的貢獻，如今蓋棺論定的時間尚未到來，台灣前途因為本土化甚至獨台化，已經朝向與李登輝當年的“戒急用忍”哲學完全相反的方向前進，而郝柏村的隕落，則正式象徵國民黨內保守派的結束，以及大中國意識形態，已在國民黨內枯萎的現實，台灣的本土化一路朝著失控的方向前進，已經是不可擋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