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杜甫在唐人選的詩集中排不進前五名

南北朝對峙的局面，到了隋朝，出現結構性的改變，南北一統。接著又是唐朝代興，國勢聲威一振。

因此談文學史的人，講到隋唐也是精神大振，腦袋充了血，便胡言亂語了起來。或說唐代是我國詩歌的黃金時代啦，或說為什麼會有如此輝煌之時代，乃是因有詩賦取士之科舉制度、有繁盛的中外文化交流、有帝王之提倡啦等等。

這些文學史論述上的陳腔爛調，辯起來可也真費事。因為糾繚錯亂不堪，一一訂正，必然支離牽扯，越說越不清楚，故頂好的辦法就是一概不予相信。反正錯誤的言論，本來就沒必要一一弄清楚它們為何錯誤。何況，其謬誤大抵由於缺乏常識，實在不值一辯。

例如唐代在政治軍事上是否真屬盛世，本就是個大疑問。

唐初高祖、太宗都曾向突厥稱臣。後來雖報了一箭之仇，打敗過突厥，但從隋朝起，用兵於高麗，就累世不能定，直拖到高宗朝，仍只是勉強了結其事而已。後人杜撰出個薛仁貴征東故事，不過聊表阿Ｑ精神，自我安慰而已。

其後就是武后代唐，李家天下幾乎中斷。玄宗中興後，隨即便發生了安史之亂，中原又幾乎易主。平亂，靠的還是胡人的力量，其後卻留下了藩鎮之亂的禍根，直到唐朝滅亡。

對外，敗於大食，困於吐蕃；對內，藩鎮、宦官、胡人力量更相牽制，這個王朝還能說是盛世嗎？更莫說尚有黃巢等民亂了。讀史的人，看唐史，首先要打破的就是這個「大唐盛世」的迷思。

其次，就算隋唐真是四夷賓服、政治清明的盛世，所謂「萬國衣冠拜冕旒」，那又與文學何干？政治上的盛世就等於文學上的盛世嗎？

過去的人，老是搞不清楚政治與文學的分際，以王朝史為文學史的框架，現在我們可不能也犯胡塗。

清朝趙翼便說過：「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語便工」，一個動亂的時代，也許比太平盛世更容易激發文人創作之情，也有更多題材可寫，寫亂世又遠比太平盛世易於動人。因此政局衰亂雖未必即足以成就文學之盛，太平盛世恐亦未必為文學之福，故朱熹說：「大率文章盛則國家卻衰。如唐貞觀開元都無文章，及韓昌黎、柳河東以文顯，而唐之治已不如前矣」（語類．一三九）。

貫華堂本《水滸》第一回道：「那時天下盡皆太平，四方無事。且住！若真個太平無事，今日開書演義，又說些什麼？」

黃宗羲〈謝皋羽年譜遊錄注序〉說：「文章，天地之元氣也。元氣在平時，崑崙旁薄，和聲順氣，發自廊廟，而鬯浹於幽遐，無所見奇。逮夫厄運危時，天地閉塞，元氣鼓盪而出，擁勇鬱遏，坌憤激訐，而後至文生焉。故文章之盛，莫盛於宋亡之日」，講的也都是這個道理。

當然，這類講法也是偏激的。許多衰世，如五胡亂華、五代十國、文革時期都沒出現什麼偉大的文學。但這類事例正可以讓我們知道文學發展與時代治亂實在沒什麼關係，想以唐代政治清明來論證文學繁榮之故，可說完全找錯了門。

再者，唐代文學又是否真盛呢？那也與唐代是否真是盛世一樣待考。後世論詩，夙有所謂「唐宋之爭」，也就是說頗有一批人不喜歡唐詩，認為唐詩膚淺甜熟，而要追求宋詩思力透闢的美感。故唐詩好不好，涉及價值判斷，難以遽斷。

至於它盛不盛，這就不只是質的問題而也是量的問題。

就量來看，《全唐詩》收詩四萬八千首，大約只比乾隆皇帝一個人的詩作略多些，可見宋元明清人作詩實較唐代更為普遍，數量遠勝。其中到底有多少佳構，文學史家大抵根本未曾寓目，即開口閉口盛唐盛唐，奉唐詩為尊，不覺可笑嗎？

就算隋唐詩賦真的很好，它又與科舉考詩賦有何關係？要知道：廢九品中正，改為科舉制，是在隋朝。科舉有許多科，如明經、明法、明字、明算乃至選拔道士都是，而都不以文章取士。

科舉考詩賦的只有進士一科。但進士與明經科一樣，主要是考經義、策問。《唐六典》卷四：「凡進士先帖經，然後試雜文及策」，即指此。許多人誤以為明經科帖經考經義，進士只試詩賦，實大謬也。且唐初進士亦不考詩賦，考詩賦是天寶末年以後的事。

考也不是專考詩賦，乃是在「雜文」部分可能有詩賦罷了。考詩的，也只限於正進士一科，其餘均不如此。考試的賦，更與一般賦作不同，多涉經義，完全不是現在一般人想像的那樣。

即便詩賦所占分量這麼少，社會輿論依然批評甚多，文宗太和七年禮部即奏罷詩賦。後來宋神宗時正式廢明經，僅存進士，可是進士不考詩文，只試經義，等於實質上的明經。這樣的政策，便是唐代反對進士考詩賦思想的沿續。

因此，若問唐代文學是否因科舉以詩賦取士故盛，那當然不是。

再從考試和文學的大關係說，那就更不相干了。考試考文章，元明清的八股制義，比唐代進士加考詩賦更典型，文學與取士制度是完全結合的。但我們能說因此便造就了元明清的文學盛世嗎？現在的聯考高考不也仍在考作文嗎，可是文學為何又不盛了？

至於說唐代文學之盛，得益於中外文化交流。這從大環境說，固然如此，多元文化激盪交流，有助於一個社會的文化發展。但它與文學也沒什麼直接的關聯，研究唐代文學，幾乎可以完全不談當時的中外文化交流。

怎麼說？今所謂唐代的中外文化交流，講的其實是中亞印度文化因素注入的部分。我們相信唐代正因注入了這些，才顯得豐富多采。社會或許確是這樣，但文學的狀況卻非如此。

例如從唐朝跟中亞的交流看，三夷教〈即景教、祅教、摩尼教〉流行於中土，無疑是極重要的事，而研究文學史，對此一無所知，卻無太大遺憾。胡人遷徙入唐，以波斯人與粟特族人為最重要，規模亦極大，可是在文學上也沒什麼可談，無甚重要性。

這是因當時整個中亞乃至印度均無文學可供唐人取鑑。文化的其他方面，如食、衣、住、行、歌、舞、戲、樂各領域，胡風雖多漬潤，在文學上卻實在無交流與影響可說。縱有影響，也是曲折或間接的。猶如花的土壤裡增添了新的養分，花可能長得更好些，但花的品種或它會開成什麼樣，則無改變。

若一定要談交流史，那麼，該注意的也不是接受面，而是供給面；方向亦非中亞西亞印度，而是東方的日本朝鮮。唐代文學對日韓的輸出，或日韓文人來華之交流活動，遠比西面的胡人胡風入華更為重要。

以上談的是政治、社會、制度、環境方面的問題，再就文學內部看。

論唐代文學的書，幾乎都以初、盛、中、晚來分期。這麼分，始於南宋嚴羽，定型於明代高棅《唐詩品匯》。初唐指太宗高宗武后諸朝；盛唐指玄宗開元天寶時期；中唐指大歷、貞元、元和之際；晚唐指文宗開元以後。

這原本是對詩的分期，但一般也用來做整個唐代文學的論敘架構。可惜此等架構仍不脫政治與文學相混的毛病，把朝代史的歷程當成了文學史的期程。同時，初唐之「初」，長達百年，竟占唐代三分之一。「盛」唐沾著個盛字，看起來好像也比「中」唐盛得多。這都是此說易滋誤解之處。

論唐代文學，還有一個誤區，就是受古文史觀的影響。論唐代，除了講講唐詩之外，就只敘述古文運動。殊不知古文運動在當時是反主流的，主流乃是「駢四儷六，錦心繡口」的駢文。

故從數量說，古文遠不及駢文多（事實上唐代駢文也遠比漢魏南北朝多，即使跟宋元明清比也無遜色。兩漢辭賦今存百一十篇，魏晉南北朝辭賦今存一千兩百餘篇，宋賦今也存一千兩百餘篇，金代存四十多篇，元代存五百餘篇，而唐代辭賦存者便達一千七百餘篇，可見其多）。

再從品質上看，清．王芑孫《讀賦巵言》曾說：「詩莫盛於唐，賦亦莫盛於唐。總魏晉宋齊周陳隋之眾軌，啟宋元明三代之支流，踵武姬漢，蔚然翔躍，百體爭妍，昌盛盈矣」。說賦莫盛於唐，就跟說詩莫盛於唐一樣，是有爭論的。但辭賦之不應漠視，卻由此可見。

最後，我要再談談「詩莫盛於唐」的問題。

唐詩，目前在我國文學史上地位絕高，視之為黃金高峰期。盛唐尤為盛中之盛。一談起盛唐，各冊文學史著作無不頌讚不已，高談詩仙、詩聖、詩佛以及田園、邊塞二派。很少人會去反思盛唐這樣的形象是怎麼來的，它又是否是已「畫歪了臉譜」？而我們更應如何藉由詮釋史的還原，去穿過歷史的迷霧，重尋盛唐之風貌？

唐人所選唐詩，今存十三種。《翰林學士集》《珠英集》《御覽詩》都沒收開元天寶時期詩。

《搜玉小集》大約僅收了崔顥〈古意〉一首。

《玉台後集》所收全是宮體樂府艷詩，於盛唐亦僅有祖詠〈秋怨〉、崔顥〈王家小婦〉等入選。

《丹陽集》則是個地域人士的選本，只錄吳人。所載除儲光羲外，如申堂構、張暈等，固然為開元間人，但恐怕一般論盛唐詩者也都不可能會提到他們。

《篋中集》意存矯世，所收七人（沈千運、於逖、王季友、孟雲卿、張彪、趙微明、元季川），名望既不顯於當時，也同樣不顯於後世。

這樣七折八扣下來，剩餘可見「盛唐詩風」者實極有限。而《河嶽英靈集》收王昌齡十六首最多，其次為常建王維十五首、李頎十四首。其中，王維詩，無一首後世認為的山水名篇入選。岑參詩七首，也沒有一首是邊塞詩。

《國秀集》收王維孟浩然七首、崔國輔六首、王昌齡五首、李頎四首、祖詠王之渙二首，高適常建各一首。李、杜、岑參均未獲選。王維詩亦僅〈初至山中〉一首為山水詩。

《中興間氣集》於王、孟、李、杜、高、岑，則一概不收。

《極玄集》收了王維三首、祖詠四首，其餘盛唐詩人皆不入錄。王維三首則為〈送晁監歸日本〉〈送丘為〉〈觀獵〉。

《又玄集》最特別，因為只有它收了杜甫七首詩。另有李白四首、王維四首、常建二首、王昌齡一首、高適一首、岑參〈終南山〉一首。

《才調集》錄李白二十八首、王維孟浩然二首、岑參四首、王昌齡五首、高適二首、祖詠常建一首。是選李白詩最多的本子。但跟晚唐的李商隱四十首、溫庭筠六十一首、韋莊六十三首比起來，仍然瞠乎其後。

可見唐人對所謂盛唐詩之成就，並不推崇；對李杜王孟也不特別尊仰；王維為山水詩人、岑參為邊塞詩人之類標籤，更沒有印象。或許他們根本也不覺得開元天寶是詩歌的盛世。

我們現在視為盛唐代表性詩人的李白、杜甫、岑參、高適，在唐人選的唐詩集中均排不進前五名。《河嶽英靈集》不錄杜甫，《中興間氣集》不錄李白，《極玄集》不錄李杜。王維孟浩然的境遇好些，但也非前兩名的大詩人。這是就詩人說。

就時代說。元結對盛唐的不滿，前文已介紹過，白居易在談到唐代詩風時也說：「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世之豪者，世稱李杜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與元九書）。後人推崇唐詩、鄙夷宋詩，理由往往是說宋詩缺乏風雅比興，可是依白居易之見，盛唐才缺少這個特質。

宋人本來論唐，也未曾專意於盛唐，大抵只是泛說作詩應學唐人，或舉一二名家，如杜甫、韓愈、李商隱、白居易為典範。嚴羽才開始為反對時人之學江西與晚唐而標舉盛唐。此後盛唐成為一個招牌，許多人宣稱他們的產品即屬於這個品牌，但彼此所說的盛唐並不是同一樁事。

嚴羽以妙悟和興趣論盛唐，謂「盛唐諸公唯在興趣」「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以此反對「本朝諸公作奇特解會，以文字為詩、以書卷為詩、以議論為詩」。

可見盛唐體之提出，以及對盛唐體之界定，乃是相對於晚唐體和元佑體、江西體而來的。嚴羽為了要反對他所認為的晚唐詩與宋詩，才從妙悟這個角度去把握盛唐，以致李杜皆如羚羊掛角、香象渡河；孟浩然則一味妙悟。

他確立盛唐體的態度，完全被明朝高棅所繼承。高棅《唐詩品匯》一書後來又被復古派宗法，李攀龍且依此而編《古今詩刪》。但高書所選盛唐詩僅占30％，李書所載唐詩雖全由高書摘出，盛唐詩卻占了60％，可說是比高氏更進一步提高了盛唐的地位。後人概括明代復古派的文論，說他們是「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這詩宗盛唐的態度，正可由其選本中看出。

但明代復古派說詩必盛唐，其所謂盛唐，究竟是指什麼？是跟嚴羽一樣的「興趣」「妙悟」嗎？

明代復古派最重視的盛唐詩體是七律，而所學習的盛唐典範，主要是杜甫與李頎。特徵之一是格局闊大，百年萬里、三山二水、九天萬國、南川西嶺；二是多為意象景物，非說理議論敘事語；三則都有一種聲調之美，念起來好聽，且有一種類似的音腔。

他們強調的音樂性，是嚴羽未談到的。嚴羽所指盛唐諸公，也無李頎。而且，以王維、岑參、高適、李頎為典範的盛唐風格，也非後人所說的王孟山水、高岑邊塞之類，而是以〈早朝〉一類詩為基準的，典重高華。

復古派這種盛唐詩觀，在明末受到不少挑戰。公安派、錢謙益、黃宗羲、吳之振等提倡宋詩，馮舒馮班兄弟、吳喬等人則推崇晚唐，盛唐的正宗典範光環均不免減色。

重振盛唐聲威，並為盛唐重新定義的，是王漁洋（王士禛）。漁洋所編《唐賢三昧集》於唐賢中專注盛唐。所收四十三人、詩四三二首，王維即占一一一首、孟浩然四八首、李頎四二首、岑參三六首、王昌齡二九首，五人共占二六六首，超過一半以上。推尊盛唐，更甚於李攀龍。

但他對盛唐風格的認識，卻不同於明代復古派，不取高華壯麗，而強調神韻。批評明人所見非真盛唐，僅得其膚廓與空腔，而祈向宗旨則在平淡，故大選王維孟浩然這類詩以為樣本。

漁洋之後，唐宋之爭，紛擾不休。到清末，同光體則是以「力破唐宋分界」為說，而實主宋詩者。盛唐聲威，光采又黯然了。

胡適、劉大傑之後，盛唐的地位才又得鞏固。現在我們一談到盛唐，就想到那是詩歌的盛世，認為此後詩即越來越衰，宋元明清詩沒啥好讀；而想到盛唐，就想到李白、杜甫兩高峰，王孟山水田園、高岑邊塞兩大派。這些，都拜諸公之賜。

因此，盛唐有兩個，一是歷史上的唐代開元天寶，是歷史上的唐代某個時期；另一個則是文化意義上的盛唐，這個盛唐，存在於宋元明清人的言說構造中。

文化意義的盛唐，不但塑造了一個頗異於唐代開元天寶的歷史性盛唐，事實上也形塑著宋元明清的文化。這個盛唐，存活於宋元明清實際的人文活動中。在那些時代，人們說盛唐是什麼，往往也就是在講他們的詩是什麼（如李攀龍、王漁洋）。為了爭盛唐的地位，詩人們是會攘臂相向，「幾欲拚命與爭」的。

但言說構造的盛唐，未必有足夠的歷史材料來證明它的存在。詮釋出來的盛唐，也不斷會遭到詮釋的挑戰。詮釋與詮釋之間，仍有無數裂縫，可供我們鑽縫蹈隙，在瓦解舊有的言說中重新拼湊盛唐乃至整個隋唐文學的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