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在淌血，仍要歌唱

1988年「五二○」農民示威那個晚上，我高二，忙著校刊社的事情，天天窩在社辦。我和編輯老戴忙到很晚，決定犒賞自己，專程去重慶南路大吃了一頓西餐。吃飽打算搭公車回家，才發現整個博愛特區都被拒馬封鎖，怎麼繞都走不到公車站牌，渾然不知兩條街外已經是硝煙瀰漫的戰場。好不容易到家，父親氣急敗壞問我跑到哪兒去了，今天晚上外面很危險知不知道。一看電視，螢幕上一位農民被鎮暴警察摁倒在地，一隻亮閃閃的皮靴踩在他臉上。

後來報紙電視翻來覆去說他們是「暴民」，說農民一車車的青菜底下藏著石塊狼牙棒和汽油彈（事後證明是污衊），我總忘不了那張被皮靴踩住的臉。

第二年，我學唱了生平第一首「抗議歌曲」──「國際歌」，距這首歌譜曲已經101年。電視裡天安門廣場幾十萬學生反覆高唱這首歌，直到「六四」鎮壓。過了一個世紀，「國際歌」在共產國家早已被馴化、儀典化，廣場學生年輕的嗓子卻把「封印」在歌詞裡的革命意識又重新「激活」了。「六四」之後好長一段時間，這首原本和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平起平坐的「黨歌」，竟在中國成了禁播曲目，真是莫大的諷刺：

「國際歌」在台灣禁唱了幾十年，1980年代末，公開唱「國際歌」早已不至於被警總抓去喝茶，不過搞運動的學長姊教唱「國際歌」，仍是帶著幾分「地下結社」刺激感的儀式──「國際歌」和「美麗島」是「運動青年」必須學唱的曲目（「美麗島」1979年遭禁，到「後解嚴」時代會唱的青年已經不多了），大大小小的抗爭場合，這兩首歌總要唱上幾遍。

1990年「三月學運」爆發，我大一，頂著下成功嶺半年好不容易留起來的半長頭髮，紮上黃布條，去中正廟廣場坐了三天。我和幾千個同學一起淋了雨，吃了「民主香腸」，唱歌呼口號，廣場上學長姊反覆教唱的，仍是「國際歌」和「美麗島」。還有一首歌用不著教，大家都會唱：前一年「六四」前夕台灣歌星集體義唱、聲援中國民運的「歷史的傷口」，現在正好拿來回敬我們政府：

二十幾年過去，我從青春走到中年。儘管心底自認那根「反骨」還在，但也要承認：這些年多少轟轟烈烈的抗爭，我始終不是積極的參與者。每有機會對著滿課室的年輕人講演，放著古往今來那些曾經煽動熱血的革命之歌，講著那些久遠以前的鬥爭，我也不知道這算不算某種「補償」，彌補自己沒有更積極投入某些事情的負疚感。

自古以來，從來沒有哪個政權是被音樂唱垮的，沒有哪場革命是靠歌成就的。不過，一場沒有歌的革命，在集體記憶裡該是多麼失色呢。早期黨外的場子上大家唱「望君早歸」、「黃昏的故鄉」、「補破網」、還有We Shall Overcome改編的「咱要出頭天」。後解嚴時代，大家唱「美麗島」、「團結向前行」。這兩年上街，聽到二十郎噹的年輕人唱的，又是些全新的歌了。他們唱吳志寧改寫父親吳晟詩作的「全心全意愛你」：

他們唱「滅火器」樂團的「晚安台灣」：

寫下這篇文章的夜晚，佔領行政院的「反服貿」群眾被警察暴力驅離。鎮暴警察揮棍狠狠擊向手無寸鐵、堅持「和平非暴力」的人群，把學生拖到盾牌後面圍毆，許多人頭破血流，有人被打得失去意識，昏迷抽搐。一切彷彿二十五年前「五二○」再現，我又看到了噴水車和一隻隻亮閃閃的皮靴。

可以想像，電視報紙又將如何將那些青年冠上「暴民」稱號，一部分小市民又將如何群起支持政府「鐵腕執法」，以免亂了法紀......。

佔領立法院次日，歌手林生祥來到現場，彈唱新歌「百年追求」。歌詞引用了1970年黃文雄在紐約行刺蔣經國未果，被撲倒在地時高喊的那句話：

一首好溫柔，又好痛的歌啊。

看著怵目驚心的影像，我想說：這些青年的鮮血，是為了我島的未來，為了你我的生活而流。民主和自由，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一代代「暴民」被殺、被關、流亡、自焚，用鮮血和青春換來的。

如果可以，請關掉胡說八道的電視新聞，親自去現場看看吧。不然，「要是無法伸出援手，就請讓到一邊去，畢竟時代正在改變」──五十多年前，Bob Dylan就唱過的。

Bob Dylan on Canadian TV show Quest (1964) from Icosahedron on Vimeo.

（3/24/2014 寫給《財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