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的荒原

一九八九年夏天，我將滿十八歲。高中生涯剩下最後半學期，眼看年輕時代已經去了一大半，不禁生出歲月不饒人的浩歎。

走在校園，看一眼書包就能認出誰是一二三年級：書包硬梆梆綠豔豔、密密別上各種女校社團徽章的，絕對是高一呆。高二書包形狀軟貼，帶子也拉得比較長，偶爾別上一兩枚徽章，絕不會像高一呆那樣弄成將軍禮服胸口的閱兵陣仗。到了高三，書包顏色已從濃綠褪成枯黃，校名淡得幾乎看不見，邊邊角角綻毛扯線，金屬扣不是掉了就是鏽了。我們都挺珍惜這個好不容易「養舊」的破爛書包，那是扎扎實實一千多個日子風裡雨裡活過來的紀念。

褪色綻線的書包，正好象徵高三的心情。社團幹部的工作都交接給高二學弟去操持，我們這些「老人」看他們再不順眼，也不該跳下去自己幹了。公假不用說已經不能再請，原本一天到晚找麻煩的訓導主任、訓育組長，見到升上高三的我們忽然和氣起來，害我們原本繃緊的一臉叛逆沒處安放。連教官都對高三生比較含糊，於是翻牆蹺課、躲在廁所抽菸，也不像以前那麼刺激了。

或許是聯考壓力自動代替了師長管訓，把高三生的稜角都磨得差不多了。天大地大的志向，都得考過了再說，再急切的渴望，都不如Ｋ書重要。我高二編校刊的公假請得太多，好幾門課連課本都幾乎沒翻過。再不情願，也得乖乖念書。那時正課幾乎都提早上完，白天大多自習，晚上再各自留校念書。累了就趴桌死睡一陣，或者晃到社辦，翻翻學弟的留言本。偶爾我會買一包香菸，入夜之後找個校園角落，點起一支，觀察煙霧顏色的變化，那比抽菸更有意思。那包菸我永遠抽不完，最後總是送給了別人。

書包裡除了課本、隨身聽、幾卷卡帶，還有一本日記簿，寫滿語重心長的感悟。我口氣很大地從老學長編的校刊摘抄自勉的志向：「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西南北風」，其實自己的世界還不比那間教室大多少。看著小學弟在校園戲耍，便覺得滄海桑田，自己實在是老了。然而想想同齡的哥們兒，比我穩重、比我博學、比我能寫的所在多有，自己又顯得發育不全了，真不甘心。偶爾逛逛書店，滿牆的知識和教養等著我。我暗暗告訴自己：你們等著吧，等我考完，等我考完……。

每天出門之前，我會把前一天聽完的四五卷錄音帶從書包拿出來，再從書桌前一疊疊卡帶砌成的牆上抽出新的四五卷放進書包，那便是一天份的精神食糧。那時學校附近有間兼營文具票券的書店，設有音樂專區，我時不時會過去逛逛，買兩卷錄音帶，便是Ｋ書生活中最重要的調劑了。

迷上The Who便是那陣子的事，那是一個永遠充滿青春躁鬱情結的英國樂團。或許因為這些喧囂的樂音來自一個敗落的帝國，那夕日餘暉的殘照，會讓你生出一種悠遠的情緒──那讓即使只有十九歲、在台上砸著吉他的團長Pete Townshend，眼眸深處也已經染滿了世故的憂傷。他知道世界是蒼老的，然而又不能不以青春的肉身去對抗。那憂傷的眼神，是血液中父祖累積下來一代又一代衰殘的記憶，沒有出路。和同時代的樂團不同，The Who的作品中，性很少是核心主題。他們也不像某些前衛搖滾團，一頭鑽進玄奧晦澀的牛角尖。他們更對後來流行的黑魔法、撒旦教、神祕主義都毫無興趣。The Who從來都是入世並且憤世的，仔細聆聽，暴烈的樂聲深處，總躲著一顆倉皇、寂寞、脆弱的心。

在十七歲的夏天，沒有比The Who更完美的背景音樂了。幾卷錄音帶翻來覆去地聽，聽最多遍的還是Who’s Next（1971）。壯盛的開場曲Baba O’Riley靈感來自The Who參與Woodstock音樂節感受到的幻滅，這和嬉皮世代「愛與和平」的主流印象背道而馳：Pete Townshend目睹成千上萬的青年嗑藥麻痺自己，反而進一步把自己推向孤獨的深淵。他一眼看穿了遍地熱鬧底下的虛無，於是他悠悠唱道：

一個多雲的午後，聽完不知道第幾遍Who’s Next，胸口漲滿了悲壯的情緒，書再也念不下，於是跑去社辦拿了幾枝粉筆，在操場前面的柏油地上，一筆一劃、粉跡淋漓地寫下兩行大字︰

人來人往，並沒有人多看它一眼。第二天，那字跡就被踩踏得難以辨識了。

2008年11月，我終於在東京武道館看了The Who演唱會。當年鼓手Keith Moon早在三十年前就嗑藥掛掉，貝斯手John Entwistle也在2002年死於古柯鹼引起的心臟麻痺，剩下主唱Roger Daltrey和吉他手兼團長Pete Townshend仍在全球走跳。Pete那時已經六十三歲，頭禿了，鬍子白了，早就不在舞台上砸琴了，但手底一揮，仍有呼風喚雨的神力。當Baba O’Riley前奏響起，全場陷入顛狂。歌至中段，Pete把麥克風遞向觀眾，一萬四千人同時高唱：Don’t cry/don’t raise your eye/it’s only teenage wasteland…

我的雙眼倏然蓄滿淚水。彷彿漫長得看不到頭的青春期，直到那一刻才真正結束。

（寫給《人間》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