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北京《青年時訊》採訪

按：北京《青年時訊》鍾蓓女士來信採訪，以下是我的覆信。

問：李皖在12年前曾描述過大陸的樂評狀況：「大陸的樂評人很少用耳朵聽，也很少用眼睛看，他用鼻子寫作，嗅呵嗅地嗅出許多樂壇內幕來。從包裝到簽約，從定位到企畫，如今是違約和跳槽。商人們的事，難得有那麼多的樂評人跟著起哄。」並說道：「大陸樂評快成經濟評息了，樂評人快改名工業分析師了」。在唱片工業發展更為成熟的台灣，「樂評人」與樂壇、唱片公司之間是怎樣的關係？

答：台灣和大陸的情況真是兩樣的。我曾經說過：近二十年來，台灣的媒體幾乎從來沒有能夠創造出真正對音樂市場或唱片工作者產生具體影響力的評論空間。較諸同樣在報章版面上步步撤退的「影評」和「書評」，「樂評」是更蕭條、更貧弱、更不知所謂的文類。除非我們放寬標準，把「引介」也算作「評論」。

台灣沒有像樣的流行音樂雜誌，只有「偶爾提一下音樂的流行雜誌」，相關內容不脫「市場快訊」性質。報上的娛樂版位偶有一二碟評，篇幅短小，擺在角落填充版面，真正主打的仍是露胸露腿的照片和各種八卦消息。

在相對小眾、更近於同人刊物氣質的報刊上，我們還是會遇到樂評的，例如《破》週報和誠品《好讀》。它們的樂評欄位（其實仍是引介的多）對文藝小青年或有若干啟發，對做音樂的人倒實在難說有什麼作用，更難說對這個行業能有什麼影響。

過去在台灣，不斷有人嘗試編一本像樣的音樂雜誌，七十年代的《滾石》雜誌算是箇中成就最高的，後來演進成為影響至為鉅大的音樂廠牌，可惜雜誌跟著轉型成了內部宣傳刊物，不復當年青莽精神矣。八十年代末，「水晶唱片」任將達、何穎怡、王明輝等人合編的同人刊物《Wax Club》，後來改名《搖滾客》，推介英倫新音樂和本土地下樂團，主辦「台北新音樂節」，替獨立創作人出唱片，著實影響了「後解嚴時代」的一群憤青文青，可惜週轉吃緊，終於無以為繼。二十一世紀初，《搖滾客》復刊問世，大張旗鼓，但也沒辦幾期，便又再度收攤。

在沒有互聯網、沒有MP3的時代，在唱片行翻到一張聞所未聞的專輯，又沒得試聽，你只能靠一紙印著幾百字簡介的「側標」來決定是不是該掏錢。「側標文案」跟「樂評」不大一樣，畢竟本質仍是廣告，說的大抵都是好話。然而八九十年代無數聽搖滾的孩子，都得靠這些「側標文案」啟蒙，認識許多收音機裡聽不著、報章雜誌從來不提的名字。

寫「側標」的稿費非常微薄，唱片公司有時候甚至連那張CD都捨不得送你，聽完了還得收回去。不過那種「啟蒙者」的光環還是很虛榮的，唱片公司找上你來寫，表示看得起你的文筆和實力。前些年我大概陸續寫過二三十張側標吧：Bob Dylan、The Byrds、Stevie Ray Vaughan、Bruce Springsteen、Simon & Garfunkel什麼的，跟彼時寫了上百張的朋友相比，並不算多。

問：之前的一些採訪中，您多次不確認自己「樂評人」的身份。是因為您對音樂保持敬畏和謙卑的心，而不妄加「評論」？

答：或許在大陸，「樂評人」可以是一個值得說嘴的職銜，在台灣則未必如此。假若以為我是不接受那樣的冠冕，而寧可「謙卑敬畏」，那是誤會了。我聽音樂沒有那麼敬謹戒慎，不就聽個唱片嘛，沒有那麼嚴重。

顧名思義，「樂評人」理當是以撰寫「樂評」為常業的文字工作者，而「樂評」這個文體該是有定義規範的。寫得再怎麼天馬行空，總得有「評論、評述」的成份。過去十來年，我累積了近百萬字的音樂相關文章，然而寫的多半是「故事」，只有極少數是「評論」。既然不是以「樂評寫作」為常業，便不覺得應當以「樂評人」自居了。說穿了，不過如此。

若是要把「撰寫音樂相關文字」的人都算成「樂評人」，那麼我也不妨從命了。這事兒實在沒那麼嚴重。

問：《地下鄉愁藍調》裡提到的音樂人、音樂，很大部分與當時的社會語境發生關聯，在您看來，是否當音樂（音樂人）的外延也成為音樂內涵的一部分時，這一類的音樂才值得被記載？（比如：唱垮了一個政權的「宇宙塑料人」、與反戰語境連結在一起的69年Woodstock音樂節、六七十年代的《滾石》雜誌等等）或者說，當一支樂隊或一位歌手將自己與時代緊密捆綁在一起，他們才足夠應該被歷史、被聽眾記住？

答：其實，任何藝術大概都不可能脫離種種「外延」而「獨立存在」，端看您在意的是哪部份的「外延」。我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坐車、看報、上工、納稅、投票，不也是「跟時代緊密捆綁在一起」？

「歷史」和「聽眾」這兩個名詞，都不是鐵板一塊。婆娑世界，好玩兒的事情太多太多，「唯有...方能...」的句式，恐怕支應不來。

總有人念茲在茲，非要從作品中開掘種種「上層建築」的具體意涵，尋得革命綱領和實踐方略纔算放心，這也不是不可以。然而就像《毛詩序》非要從《詩經‧國風》那些男歡女愛的詩歌裡找出「后妃之德，風天下而正夫婦」、「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等等意思，有時候不免殺風景的。

問：很多聽眾不曾經歷過歷史上的某些時刻，但是他們依舊在那些音樂和歌手的故事中找到安慰與快感。就你個人來說，「聽」的私人化體驗如何與這些不曾經歷過的大歷史時刻發生聯繫？我們可不可以說「不同的時代是相似的，因為它們都有讓人憤怒的理由」？

答：呃，那是您的體會，您當然可以說。

《紅樓夢》最早的手抄稿是乾隆甲戌年，也就是1754年問世的，莫札特《魔笛》首演是1791年，東坡先生《寒食帖》是1082年寫就的，我們現在仍在讚嘆，仍在研究。我們誰呼吸過十八世紀的空氣？東坡先生用的筆硯亦早已化為地層中的齏粉。

我倒覺得，搖滾還太年輕，我們「去古未遠」，還有太多人擁有那個時代「第一手記憶」的片段，他們會驚訝地對青年人說：「啊，這是我們小時候聽的啊，你這麼年輕，怎麼也對這玩意有興趣？」「你又沒有經歷過六十年代，怎麼會聽那些嬉皮時代的音樂？」

這固然是我們小輩兒的幸運，卻也可以是一種干擾。

再過一段時間，這樣的提問應該就少了。如今誰會說：「啊，你又沒有經歷過舊俄沙皇的時代，怎麼竟然會讀起托爾斯泰的小說？」

問：您自己珍藏的CD大概有多少張呢？

答：很久沒算了，剛剛粗略估了一下，CD大概四千張，黑膠唱片五百來張。CD頂天立地擺滿書房一面牆，黑膠還沒買到合適的架子，只能先整疊豎著擱地上。

「蒐藏癖」的症狀是早就緩和了，家裡就那麼點兒地方，卻得放進多少東西啊，況且如今專心聽音樂的時間愈來愈少，買得多了也來不及聽。

是以唱片早已不敢多買，而且最好是「有進有出」，定期清理。我希望架上的CD盡量維持在一定的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