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受壓迫者教育學》看臺灣教育困境（一）：臺灣教育中的壓迫結構

Paulo Freire 被許多人公認是 20 世紀最偉大的教育學家，受到了大量左派思想家影響，他的理論中充滿強烈的階級概念，以及下層階級對上層的反抗。放眼世界各地的不同社會環境，我們總是能夠看到各個角落充斥著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如種族、性別、社經地位等都是我們時常見到的例子。

在〈受壓迫者教育學〉這本教育學經典中，Freire 便鉅細靡遺地描述了這樣的權力壓迫結構，包括受壓迫者和壓迫者的特徵，以及應該透過什麼樣的意識與方式去試著打破這樣的結構。

既然是一本教育學著作，我們也可以以這樣的角度回過頭來看看臺灣的教育環境。筆者認為許多現今存在被廣泛討論的社會議題，事實上都能夠試著透過教育做根本上的解決，而另外，既有教育體系下的很多困境也是種種的社會問題所一同造成，可以說是「教育即社會，社會即教育」。

對於受壓迫者特徵最貼切的敘述，或許是其「對自由的恐懼」。由於長久以來生長於壓迫結構下，受壓迫者已對於壓迫者產生強烈的依賴，並且由於長期的洗腦，受壓迫者並不相信自己有能力脫離這樣的壓迫結構自由地生長。

在各種場域中，這樣情況屢見不鮮，像是勞動環境惡劣的社會中，勞工無償加班成習，卻認為是自己能力不足所致，並深信這是放諸四海皆然的慣習，而合理化這樣的行為。以及女性被社會認為自身價值在於協助作為男性的丈夫顧好家庭，而非個人發展，便也沒有意識到另一條路的存在。

另外，由於壓迫者作為受壓迫者生活中，唯一作為「楷模」的對象，因此就算有朝一日受壓迫者得以脫離原先階層「晉升」至壓迫者的位置，往往也只能遵循同樣的模式壓迫弱勢階級。然而，我們並不應該將造成上述這些現象的責任歸咎於受壓迫者，而是整個壓迫結構所導致的結果，受壓迫者教育學是要幫助其發展這方面的意識，進一步脫離這樣的結構。

談回到臺灣的教育環境，最直覺會想到的受壓迫者便是廣大的學生們，包括不適應既有的教學內容與方式、由於家中經濟狀況不佳而沒有時間和心力資源學習、對學科內容沒興趣卻因為社會氛圍放棄進入技職教育體系等狀況。以學生與老師的關係來說，典型的臺灣教學現場向來賦予老師至高無上的權力位置，單向地灌輸這個體制認為他們應該要獲得的知識。

另外，我們也總是透過例如制服、髮禁等的各種規範，來限制學生在校園中的行為，長期下來，許多學生也便接受了諸如「花時間在外表上會影響課業」這樣的理由，甚至認為這樣的行為是出於自己自由意志的選擇。在自己成為家長、老師後也透過同樣的方式限制著下一代的孩子們。

在 Freier 的描寫下，壓迫者並不視受壓迫者們為同等的「人 (human beings)」，而是視他們為「物 (beings)」，更甚而，為其所有物。他們有無意識地忽視受壓迫者的也應有的生存權利，並且受壓迫者的存在必須是符合他們利益的，對於壓迫者而言，存有便是佔有 (to be is to have)。

去年 (2018) 臺灣曾出現一系列相當熱門的電視劇《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十分貼切地描繪了這樣的現象，家長以愛孩子為名試圖掌握、控制孩子的人生。對壓迫者來說，他們人性中真正的自我已不復存在，存在的僅是上述的佔有感。他們認為，這樣佔有的權利來自於自身的努力與付出，以先前的例子來說，或許是家長在過去的成長、社會經歷，或是其盡到扶養孩子成長的責任所做的一切，而那些受壓迫者則是由於自身的能力不足，因此無法享有這樣的佔有權利。

另外還有一種情境下的壓迫者並不直接對受壓迫者進行壓迫，而是間接地加重了這樣的結構，部分現存教育體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會認為這樣的成果完全來自於自身的努力，而成績不好的人一定是因為自己不努力。這樣的想法，往往使得人們忽視結構問題，對受壓迫者造成進一步的傷害。

釐清了這樣的壓迫結構後，便能開始建構受壓迫者教育學，試著改變如此情況。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環節，便是要處理受壓迫者與壓迫者的意識問題，而其中更為關鍵的一點則是受壓迫者必須對整個壓迫結構以及自己正受到壓迫的事實有所意識。

Freire 撰寫〈受壓迫者教育學〉的背景一部分來自於試圖推動巴西農民、工人階級的識字率，然而他並非直接以原有教育模式強行將這方面的知識灌輸給這些人們，而是先試圖使其明白正是由於這樣的背景，致使他們只能受困於原先的階級，無法讓自己過上更好的生活。在農民們意識到這樣的事實後，教導其知識便不再是一件困難的事，在這個時候他們便能以自己的力量實踐受壓迫者教育，突破既有的壓迫結構。

要注意到的是，受壓迫者教育學是不能由壓迫者來做發動與實踐的，由於原先的壓迫結構來自於壓迫者的利益，指望其與自身利益站在對立面是不切實際的。從壓迫者中心出發的教育，容易淪為家父主義式自以為是的模式，而唯有受壓迫者自身的意識覺醒與實踐，才能真正地根除這個結構。

近年來臺灣有越來越多有志之士開始投入教育界，試圖從各個方面改變既有的教育環境，然而不可諱言地，這群人中極大比例（包括筆者本身）其實都是在這樣的教育體制中的既得利益者，我們適應良好，即便受到些許挫折或看不順眼之處，相較於那些真正受壓迫的孩子們根本微不足道，又或者以 Freire 的觀點來說，我們或多或少在自身某部分都有作為壓迫者的一部分。

前面提到，要打破如此結構最重要的一點，是受壓迫者自身的意識發展，並且這樣的過程必須由受壓迫者自己實踐，而非靠著壓迫者的「啟發」，否則只是在重現另一種模樣的壓迫，而淪為「菁英的傲慢」。舉偏鄉教育為例，我們深信試圖提升偏鄉孩子的學科素養能夠幫助他們，但我們也必須去思考到的是：第一，這是否是再次以壓迫者的位置「為」受壓迫者思考；第二，就算我們確信這樣的做法對孩子們有益，但在他們並非透過自身意識發展的情況下，是否真的能達到原先希望有的成果？

事實上，並不只是在教育工作中會產生這樣的困境，由於壓迫結構無所不在，在「解放」的過程中時常會遇到這樣的窘境。然而學習受壓迫者教育學並非告訴我們這些便不要做了，大部分理論都有其價值與值得反思之處，我們更應該做的是認知到自己作為原有結構中的菁英並接受這樣的事實，並時時警惕自我不要加深原有的壓迫結構。在這樣的前提下，受壓迫者的賦權 (empowerment) 工作便得以開啟，發展其自身的話語權並開始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