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鍊而醒世的普利摩・李維人性科普書

納粹集中營的生還者、著名的義大利作家兼化學工程師普利摩・李維（Primo Levi），他的書在台灣被翻譯出版的至今有三本。第一本是他在 1975 年從職涯退休後所寫的名著《週期表》，台灣出版於 1998 年。這本我有，那也是我對他的初認識。第二本是 1986 年生前最後一本書《滅頂與生還》，台灣初版是 2001 年，近年始得再版。然後是去年終於問世的處女作《如果是一個人》，這本經典是他囚於奧許維茲一年的回憶錄，原著出版於二戰剛結束不久的 1947 年，趁其記憶猶鮮之時。

雖僅有三本，但也囊括他的出道作、遺作和畢生名著。前後四十年寫作生涯，除了文風一貫不卑不亢卻洗鍊精準外，也始終在旁觀人性百態並不懈地適時發出警語。

綜觀半世紀以來，第一和第二世界之間的摩擦也隨著蘇聯解體、冷戰結束而終止。甚至可說除了區域性衝突外，表面上歐美已無大規模戰事。但正如李維在《滅頂與生還》中說的：

我還真見過不少這種說法，說世界人口膨脹太快、新大國崛起，也許發動戰爭不一定是壞事，並且只有戰爭才能快速解決問題云云。就算不講戰爭，然軍警權力過大，其實也是一樣意思。軍警徹頭徹尾直屬國家，他們若握有莫大權力，就代表這國家離專制不遠。因此即使不是國與國之間的大型戰爭，但內戰、極權仍是苦痛溫床。「不管什麼情況下，戰爭和暴力也都不是必要的」，由此看來窮兵黷武者之大腦仍有待演化。

《滅頂與生還》寫完的隔年，李維便從家中陽台跳樓身亡，連遺書都沒留下。咸認為四十多年的書寫、自省、時間沖刷，仍難以撫平他心中那份羞愧感。倒不是集中營時期的屈辱糾纏不斷，而是可能正如 @MaryVentura 所言，「活下來的人不一定都認為這是幸運的」；手臂上的有形刺青洗不洗去已不重要，超載了的僥倖存活所招致人們先入為主的懷疑眼光才是羞愧來源。李維曾說，「我無法忍受有人不以個人價值，卻以他的所屬族群來評斷一個人。」雖然他原意是不希望別人誤以為他書寫動機乃出自於對德國人的恨，但這句話也適用於他所屬的「生還者」族群上。譬如鄭捷事件發生的那陣子，檢討其他乘客為什麼不反抗的聲音特別粗暴地響亮。社會輿論盲目起來很容易形成密不透風的霸凌之網，當深省之。

但最怕的並非不反省，而是無法反省。李維在《如果這是一個人》中說：

還記得我當兵的新兵訓練時期就是這種心情，肉體疲累和精神屈辱所導致的絕望感無比巨大。什麼女友、工作、未來、夢想俱不存在，想越多只會越影響軍中日常作息。人家都說當兵當兩年，母豬賽貂蟬不死也腦殘，變笨是一定的，只有逢迎拍馬的經驗值會提升。

當然我們當兵的差勁回憶和李維的集中營經驗比起來根本微不足道，但「服從團體、順從的態度、服從命令的傾向、服從權威、渴望飛黃騰達」，這些李維說的「官僚思維本質」其實都如出一轍。這就是我討厭軍隊的原因。身為大專兵的我曾被長官詢問升任班長意願，我想都不想馬上回絕，軍隊跟我磁場不合，遠離都來不及了還去深涉。後來長官改問我那位一般兵同梯，他答應了，日後卻落得被新兵申訴不當管教下場。權力是毒品，是我最沒有興趣的東西。

另一個我十分冷淡的東西叫「祖國」。《滅頂與生還》中李維說：「『祖國』(patria) 這個名詞沒有明確定義，是個新詞，不屬於口語用詞... 今日美國和蘇聯若談及祖國，不過是政治－官僚用語。」這麼看來他顯然是我同溫層，我也一向對祖國這詞很白眼。我不喜歡 JFK 講的「不要問國家能夠為你做甚麼，要問你自己能夠為國家做甚麼」，因為我－人民－才是國家主體，政府、國家是要為身為付出薪水的老闆的我們來謀福利才對，怎麼會變成我們要聽命於政府的話？當我們越來越常聽到「愛國」兩字時，我們就要有所警覺，「不輕信預言家和夢想家，質疑那些辯才無礙、文字『詞藻華麗』但空洞不實的人」，李維如此諍勸我們。

近年來世界上的民族意識不斷升溫，連我們台灣內部也不乏特定立場的政治正確傾向。其實任何走向進步的社會都難免有白左現象，但也絕對會相應地滋養出更貼地的人文關懷。只要我們不壓抑記憶，不讓約定俗成的說詞凌駕於原始記憶之上，不許同化遮蔽異化、尊重多元，我們就可以倚靠不斷變換的多重選擇性來帶動前行，就像唯有雙腳不同步，才能邁出向前步伐。

李維那一年集中營的經驗固然是沈重傷痛，但衍生出的眾多議題，從面向內在的人性探究到面向外部的社會集體性，他的作品都提供豐富的省思素材，很適合作為心理學科普書。同場加映，Netflix 現在把 1998 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得主《The Last Days》（消失的 1945）remaster 後重新播出，很好看，很感人，完全就是李維《如果這是一個人》的翻版，看得我也掬了一抹淚，誠心推薦給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