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天命而用：星占、術數與中國古代社會

　　作為最早提出「社會天文學」概念的研究者，本書作者長期致力於中國古代天象（包括星占）對政治運作、戰爭興廢等重大事件影響的研究，並取得不少重要成果。本書以天象、星占等為橫軸，旁涉政治史、軍事史、術數學等專門領域。通過12個專題研究，力圖揭示「社會天文學」這個概念的內涵，及其與西方天文學史的差異所在。

　　黃一農，1985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而後於馬薩諸塞州立大學從事天文學研究。臺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講座教授，曾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士，是以研究科技史聞名的臺灣歷史學家。曾任荷蘭萊頓大學首屆「胡適漢學訪問講座教授」、香港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榮譽教授、北京清華大學長江學者講座教授、臺北藝術大學關渡講座教授、北京中國科學院名譽研究員。研究領域遍及科學史、中西文明交流史、明末清初史、術數史、軍事史、海洋探險史等。代表作有《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二重奏：紅學與清史的對話》等。

自序(001)
漢成帝與丞相翟方進死亡之謎(001)
中國星占學上最凶的天象——“熒惑守心”(019)
中國星占學上最吉的天象——“五星會聚”(041)
星占對中國古代戰爭的影響(059)
耶穌會士對中國傳統星占術數的態度(075)
從尹灣漢墓簡牘看中國社會的擇日傳統(097)
敦煌本具注曆日新探(133)
選擇術中的嫁娶宜忌(181)
清前期對“四余”定義及其存廢的爭執(203)
清前期對觜、參兩宿先後次序的爭執(239)
天理教起義與閏八月不祥之說析探(263)
通書——中國傳統天文與社會的交融(291)

　　日前哥倫比亞大學的學長張玉法院士來電告知，他將於近期返回紐約參加母校成立250周年的慶祝會，並報告臺灣地區哥大校友在史學界的發展近況，學長因此要我簡述畢業後與哥大師友的往來情形。突然感覺自己像隻孤鳥，因我是在畢業數年之後才改行研究歷史的，且純屬自學，不曾受過科班訓練。當年在哥大原本在物理系學習，論文指導教授則是天文系與太空總署合聘的Patrick Thaddeus院士，恩師在我畢業後不久即被哈佛大學挖角，並將整個研究團隊連同我當初觀測用的射電天文臺均移往哈佛，故我與母校之間可說是少有聯繫。

　　一晃自哥大畢業幾近二十年，在那位於「世界之都」的Broadway校園中，我不僅找不著舊巢，連自己的羽毛和飛行的姿勢都已變了樣，但理工科邏輯推理和分析資料的謹嚴訓練，或許賦予我在史學叢林中求生的另類能力。

　　回想自己的學習過程著實曲折，雖然自小醉心文史，高中時甚至還曾花錢在臺北火車站附近參加研讀《莊子》的補習班，但心中一直以愛因斯坦、李政道和楊振寧等諾貝爾獎得主為表率，期盼將來能有機會成為傑出的理論物理學家，因此一路從新竹清華大學物理系進入世界十大名校之一的哥大深造。

　　沒想到造化弄人，哥大的李政道教授當年首度自全中國考選最優秀的六名學生來校。這些大我十來歲的同班同學，就此改變了我的命運。因哥大物理系規定，必須博士資格考進入前三名者，才可選讀理論物理，而我這幾位大陸同學考出的高分令我夢碎，但也讓我有幸提早體認自己才氣不足的殘酷現實。

　　自幼著迷的天文學遂成為我的替代選擇，並於1985年順利取得博士學位。畢業後旋即應聘至麻州大學天文系從事射電天文學的研究，以其直徑14 m的碟形望遠鏡觀測星際間分子雲(molecular clouds)的分佈，嘗試探索銀河系的結構和星球演進的歷程。

　　該天文臺坐落在Quabbin水源保護區，方圓十數公里內，往往只有野鹿和野狼與自己相伴。曾於冬夜初雪之時，駕吉普車在往天文臺的路上打滑，幾乎釀成車禍；也曾於大雪之夜，身著單衣意外被反鎖在天文臺外……但午夜夢迴，仍然慶倖有此際遇做過一名職業天文學家。

　　在短短兩三年間，雖然自己於國際一流刊物上發表過好幾篇論文，但由於自我評估無法在西方科學社群中成為最頂尖的學者，且有感於科學論文的生命期過於短促，遂毅然決定為自己的人生開創另一方向。

　　1987年，本人以「初聘」的名義返臺任職於新竹清華大學歷史所，開始在一全然陌生的學門中找尋出路。1989年，在經過嚴格的學術評估後，終於獲准在所裡長聘，正式踏入文科的門檻。由於抱定破釜沉舟的決心，並夜以繼日地在圖書館中鑽研，努力學習，自原典中發掘新題材，遂先後成功地進入天文學史、天主教傳華史、明末清初史、術數史、火炮史和海洋探險史等領域。

　　天文學史是我轉行文科後最先進入的領域，因為寄望能充分利用自己過去在天文科學的知識。先前學界曾有一段時期努力爬梳並分析中國古代的天象記錄，此因天文科學的突飛猛進只在過去的三四百年間發生，然而，這段期間天文學家即使擁有較先進的儀具，卻有可能很少遭逢一些特殊的天象（如本銀河系內的新星或超新星爆炸等），故古代的記錄雖然簡略，但仍有機會幫助我們對此種罕見天象多一些瞭解。再者，有些需要較長時間才得以觀察的現象（如地球自轉速度的變慢或太陽黑子的出現週期等），也必須借助於古代記錄。中國近兩千年來所累積的大量天象記錄，就成為突出於其他各國的瑰寶。

　　雖然筆者所做有關古代天象記錄的研究，成果還算豐碩，也受到國外學界的重視，不僅曾被日本東亞天文學會的會訊雜誌《天界》翻譯連載，甚至亦曾刊登在《科學》(Science)及《自然》(Nature)等權威期刊上，但隨著各個特殊天象記錄次第被解析，再加上部分科學史界人士往往有附會的傾向，過分高估古代記錄的價值，而科學界又多無判斷的能力，使得此類研究的局限愈來愈明顯。

　　再者，在廣閱史料的過程中，筆者深刻體認到作為一位歷史工作者，或許還應該去努力還原天文在古人心目中的真實面貌，並追索其與當時社會的密切互動關係。先前英國劍橋大學的李約瑟(Joseph Needham)和美國賓州大學的席文(Nathan Sivin)等前輩學者，雖然早就認識到中國古代天文學所蘊含的濃厚政治目的，但並未能具體析探天文對政治或社會的影響。於是，從1989年起，筆者就揭舉「社會天文學史」的大旗，從「熒惑守心」等特殊天象出發，開始進行一系列奠基的個案研究。

　　1990年，在英國劍橋大學舉行的「第六屆國際中國科技史會議」中，筆者籌畫了一場「中國古代天算與社會、政治之關係」(Astronomy，Mathematics，and Their Relation to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Ancient China)的專題討論會，邀請相關學者進行對話。在當時參與此專題討論會的人士當中，上海交通大學的江曉原教授或是之後在此一領域用力最勤且成就較大者。筆者在該會議中所發表的主題演講《擇日之爭與康熙曆獄》由於筆者將就康熙朝所發生的「曆獄」出版專書，故此文未收入此文集中。此一事件亦是「社會天文學史」領域中極具代表性的案例，頗獲好評。會後還由伊東貴之先生譯成日文，發表於東京大學出版的《中國——社會と文化》，而身為中國科學史權威的席文教授，更親自將之譯成英文，刊登在其所主編的《中國科學》(Chinese Science)上。

　　本書中許多相當有意思的個案研究，就是在此氛圍下孕育而生的，筆者原希望能因此豐富中國天文學史的生命力。然而，從1989年迄今，不僅我本人已因興趣多變而未能再主攻此一學科，先前的研究結果也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如江曉原在《科學史外史研究初論——主要以天文學史為例》一文中，即不曾提及筆者多年來在此一領域的努力，連中國天文學史的傳承都開始出現斷層。今藉整理本文集的機會，希望能再度提醒並試圖說服年輕朋友，這是一個值得深入耕耘的有趣領域。信手拈來，如道教儀式中的天文意涵或民間術家的天文傳統等題目，均應是極具潛力的切入點。

　　中國古代在天人感應思想的影響之下，歷來在官僚體系中均設置有天文機構，其名稱雖有欽天監、司天監、司天臺、太史局或天文院等不同，但其職掌則大致如一，主要是觀象、守時、治曆、星占以及擇日。其中星占的目的在體察上天的意旨，占算的物件是統治階層或國家社會整體；選擇術則是希望能趨吉避凶，其影響層面上起皇族，下迄庶民。

　　本書因此從星占和擇日兩個角度出發，試圖鑽探「社會天文學史」這條新「礦脈」的延展範圍及其含金量的多寡。星占的部分，筆者先以「熒惑守心」和「五星會聚」這兩種中國古代最凶和最吉的天象為例，探討傳統天文對政治的影響。再以北魏、後秦的柴壁之役為例，追索星占在古代戰爭中可能扮演的角色。接著，則析究清初掌理欽天監的歐洲耶穌會士，如何在天主教會與中國傳統的夾縫當中，嘗試會通中西星占。

　　至於選擇術的部分，則先從尹灣漢墓所出土的大量簡牘出發，以稍窺中國長遠擇日傳統的早期形態。次用影響深廣的嫁娶宜忌為例，看選擇術在歷史長流中的「常」與「變」。再以清代對「四餘」存廢以及觜、參兩宿先後次序的長期爭執，析探選擇術與社會之間的密切互動。最後，則以每年民間大量刊傳的通書為例，探索中國傳統天文與社會之間的交融情形。

　　本文集所收納的課題，均屬先前的研究成果，在此僅略加刪改或補充由於各講分別發表於多種期刊，書寫參考文獻的格式因此未能完全統一，在此向讀者致歉。，以稍掩自學過程的青澀痕跡。

　　「社會天文學史」雖然著重在外史的訴求，但內史的析探仍是研究過程中不可逃避的步驟。如果題材合適的話，未來我們還應該結合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方法與關懷，並與其他文明的天文發展史進行比較，期使研究成果能具有更大的生命力與影響力。雖然內外兼修、跨領域的要求，對任何個人而言都或許是陳義過高，但這應是我們研究工作者必須時時寄懷在心的，並依據各自的特長和興趣努力在前人的基礎上披荊奮進。

　　中國科技史的研究迄今已有百年左右的歷史，並逐漸形成一獨立的學科，甚至出現不少以科技史為專業的教育或研究機構。但如果此一領域中人無法將觸角和影響力外延，並具體呈現其他學科所沒有條件深入探究的面向，將有可能被其他較大的學門邊緣化。反之，則很可以充分發揮此領域的特色，在科技與人文的對話或學術與社會的互動中扮演一主導的角色。筆者先前嘗朝此一方向努力過，研究上以明末以來傳華的紅夷大炮為主軸，探索技術對社會所可能產生的重大影響，並比較近代亞洲各主要火藥帝國(gunpowder empires)發展歷程的異同，以呈現其在世界史上的意義。藉此與同行的朋友們共勉，並以此一「初學集」就正於大家。

　　最後，我要感謝新竹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的創院院長李亦園院士。1987年，李先生到美國的匹茲堡大學開會，我從麻州開了十幾個小時的車去接受面試，僥倖獲得在歷史研究所試用的機會，若非此一機緣，我的人生將循著另一條迥然不同的軌跡發展。而在改行之後不斷給我鼓勵和指導的何丙郁院士、陳良佐教授以及許多無法一一列名的前輩和友人們，我也一直銘感在心。此外，更要特別謝謝北京清華的好友葛兆光教授，沒有他的殷切督促和安排，我可能還不知道何時才會出集子。內人文仙則是我研究工作背後最重要的支柱，每當我寫完一篇論文，她也始終是我最想要訴說當中精彩故事的第一個聽眾。
謹以此書獻給鼓勵我尋夢、圓夢的父母親。

書於新竹脈望齋寓所
2004年6月